毛主席和周總理是20世紀中國的兩位標誌性人物，兩位偉人珠聯璧合，風雨同舟，共同帶領中華民族走上富強之路。
對於毛主席和周總理之間的「天作之合」，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曾給出過一段中肯的評價：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不會燃起革命的火焰，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的火焰可能會燃成灰燼，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合作，才讓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中國……」
一、為革命退位讓賢
毛主席與周總理的共事經歷，橫跨革命戰爭、和平建設和兩次大運動三個時期，時間長達半個世紀。
就是這樣一對坦率的合作夥伴，相識的過程竟然充滿「坎坷」，毛主席與周總理的相識過程可以用一再遲到來形容。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毛主席以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黨一大，而此時周總理卻遠在法國，後來周總理回國來到廣州，毛主席則已經離開廣州，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工作。
等到周總理趕赴上海時，毛主席又因病回到湖南休養，毛主席二次前往廣州之際，周總理正在東征的戰場上開展革命工作。
直到「中山艦事件」爆發後，毛主席和周總理才正式見到了彼此，周總理受邀參加了毛主席舉辦的農運講習課，毛主席隨後又到黃埔軍銜作了演講，兩人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覺。
毛主席與周總理再次相見，是在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周總理初到中央蘇區，就被任命為中央局書記，是實打實的「當家人」。
然而，周總理為了保證革命能夠成功，主動選擇了退位讓賢，不僅幫助毛主席保住了在紅軍中的地位，還支持毛主席成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這份赤誠之心難得可貴。
幾次反「圍剿」戰爭中，周總理逐漸認識到了毛主席戰略的偉大，他堅信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中國革命。
1931年時，中央決定解除毛主席在黨和紅軍內部的一切職務，周總理對此堅決反對，並主張讓毛主席留職。
第二年，周總理又聯合王稼祥致電給黨中央，請求設立總政治委員，而且提議由毛主席來擔任此職。
周總理還在電文中寫道：
「由毛澤東同誌負責指揮紅軍，可能較為適宜，必須使毛澤東同誌的經驗和長處得以發揮……」
毫不誇張地說，是周總理的退位讓賢，給了毛主席一個施展才華的機會，這最終幫助毛主席成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
二、遵義會議上的支持
作為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遵義會議的召開同樣離不開周總理的努力協調，是周總理與黨內人員溝通，才促成了遵義會議。
當時，黨和紅軍均處在危機存亡的關頭，周總理反思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由此將挽救危局的目光投向了毛主席。
會議上，毛主席一上來就痛批博古，博古則針鋒相對地回應，氣氛一度陷入尷尬，這時，身為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周總理的發言將至關重要，甚至會影響整場會議的基調。
輪到周總理發言時，周總理首先提出了與毛主席相同的看法，即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錯誤的軍事指揮造成的。
接著，周總理巧妙地轉變話鋒說道：
「我是中央任命的軍委副主席，願意承擔此次錯誤的主要責任。」
在場所有人都清楚，這是周總理以犧牲自我的方式，來緩和氣氛，同時委婉地表明自己支持毛主席的態度。
第五次反「圍剿」時，博古將紅軍的指揮權交給了李德，周總理曾對錯誤的軍事指揮提出過不同意見，但是沒有被采納。
會議進行到推選中央委員的階段時，周總理則直接表明態度，支持毛主席當選中央委員，成為新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
周總理采用委曲求全的方式，換來了遵義會議的成功，也換來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更換來了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單從遵義會議成功召開這一點看，周總理無疑就是毛主席的伯樂，沒有周總理的支持，中國革命或許還要走許多彎路。
三、人類歷史的奇跡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和周總理繼續合作，領導全國人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可是這個過程同樣充滿了波折。
從1956年開始，毛主席為了盡快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開始選擇更為冒進的思想，結果釀成了一場躍進運動。
然而，周總理卻在此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反復強調穩定和平衡「左」和「右」兩種極端思想，並且在給全國人大的報告中寫明了反對冒進的看法，最終使全黨意識到了冒進的嚴重性。
到了特殊時期，周總理依然沒有選擇盲從，在意識到運動的危害後，周總理首先找到毛主席溝通，之後又向受接見的群眾解釋，以此來緩解運動產生的巨大沖擊力。
盡管周總理自身也受到了運動的沖擊，但是作為毛主席決策的實施者，周總理還是利用一切機會，避免了黨的分裂。
根據周總理在這兩次運動中的表現來看，毛主席更像是一把火，而周總理則是能夠控制這把火火勢的人。
在與毛主席共事的半個世紀中，周總理始終能夠以「副手」的身份協助毛主席，這本身就是一件難得可貴的事。
毛主席與周總理的合作領導，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奇跡，即便放眼全人類的歷史，這種共事經歷也是極為罕見的。
正如美國記者吳德施在周總理的非正式傳記中所描述的一樣：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合作是坦誠的，同時也是創造性的，有一點可以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與此有著關鍵的聯系。」
1976年，周總理與毛主席先後離去，兩位偉人開創的時代結束了，但是兩位偉人留下的革命事業卻仍需後人繼承。
今天，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鐫刻著由毛主席起草、周總理書寫的碑文，莊嚴的碑文既是新中國的宣告，也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共事經歷的永恒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