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四軍在抗日烽火中成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共中央在事變後的第二天即發出通電，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在此之前，早在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即已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告全黨同誌書】，指出：「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國民黨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革命的形勢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任務，即是要鞏固已經取得的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與實作對日抗戰。」
國共兩黨經多次談判，逐步達成團結合作、共同抗日的協定。1937年8月22日，國民黨政府宣布，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下達命令，宣布中國工農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
1937年10月12日，在抗日烽火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另一新型人民軍隊—新四軍，宣告成立。其全稱是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編制序列屬於國民黨軍第三戰區。
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作。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色武裝在新形勢下所實作的一次偉大的戰略轉變。它生動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處處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政黨。
新四軍，這支隸屬於國民黨軍番號的人民軍隊，終由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這源於當時抗日戰場嚴峻的形勢以及國共兩黨錯綜復雜的鬥爭格局。
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湘、贛、閩、浙、豫、鄂、皖、粵）的紅軍部隊，包括第二十四師，以及25個獨立團和各縣獨立營，共約1.6萬人，他們在當時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了長達三年之久的艱苦卓絕的英勇鬥爭，建立起14個紅色遊擊根據地，保存了黨在南方的戰略支點。
在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改編主力紅軍的同時，中共中央亦審慎考慮了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的問題。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新形勢下，為實作黨的新政策、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南方各遊擊區域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在保存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較大的紅軍遊擊隊可與國民黨的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制。
但起初，蔣介石卻不同意對南方各省紅軍遊擊隊進行改編。他采取的方針是「北和南剿」，即對北方的紅軍主力部隊，在圍追堵截都無法「剿滅」的情況下，只得「和」，同意改編為「國軍」並給予八路軍的番號（9月11日又下令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而對紅軍遊擊隊，蔣介石仍采取「剿滅」的方針。但其後，隨著日本侵略軍大舉入侵江南腹地，蔣介石不得不同意與中共談判南方紅軍遊擊隊的改編問題。
1937年8月下旬，堅持南方遊擊戰爭的紅軍領導人項英、陳毅，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先後到達贛州、南昌，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代表談判，達成了江西省境內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江西抗日義勇軍」、國民黨軍隊從紅軍遊擊區撤退的協定。紅軍遊擊區各部隊與當地國民黨政府之間的談判也普遍展開。
慣於耍弄陰謀詭計的蔣介石，下令各地方政府對紅軍遊擊隊的「改編」，變為「點編」。一字之差，性質迥異。「點編」變成了「招安」「招撫」，實際上仍是「剿滅」。當年發生的「漳浦事件」（又稱「何鳴事件」），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中共閩粵邊特委軍事工作負責人何鳴，於1937年6月26日與國民黨第一五七師談判達成合作抗日協定，將閩南紅軍第三團改編為福建省保安獨立大隊，何鳴任大隊長。可是，當何鳴帶領近千名紅軍遊擊隊於7月16日到達縣體育場集中參加「點編」時，卻受到預先埋伏的國民黨軍的包圍，被繳去全部武器，人員全部被扣押。當晚，副大隊長盧勝、參謀長王勝帶領80多名班長以上幹部和老戰士，機智潛出漳浦縣城。第二天，又有100多名紅軍戰士回到根據地，重建紅軍遊擊隊。其余800多名紅軍遊擊隊一直被國民黨關押，經中共中央多次交涉，直到11月15日才獲釋放。
「漳浦事件」的發生，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嚴重關切與高度警覺。除向國民黨政府進行交涉外，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0月1日致電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張雲逸、博古、葉劍英等人，指出：「把各區遊擊隊完全集中，對於我們是十分不利的。」第二天，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和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致電博古、葉劍英，再次強調指示：「南方遊擊隊萬不宜集中。」第三天，即10月3日，毛澤東又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國民黨企圖集中南方遊擊隊，我們絕不可以中其計」。
抗日戰爭的形勢在急速發展，侵華日軍步步緊逼，國民黨軍在淞滬戰場上不斷失利。在多種因素促動下，蔣介石對南方紅軍遊擊隊的態度也不得不有所變化。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會見並邀請葉挺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紅軍遊擊隊開展抗日遊擊戰爭。葉挺早在1924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被譽為「北伐名將」，曾參加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後流亡海外，與黨失去了聯系。此時，葉挺欣然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委托，向蔣介石提出了將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一個軍的建議，並提議改編後的部隊番號為「新編第四軍」。因葉挺在北伐時所在的部隊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所向披靡，首克武昌，被譽為「鐵軍」。這時日軍正進攻上海，南京受到威脅，迫於形勢，蔣介石接受了葉挺的建議。他企圖透過這時已不是共產黨員的葉挺，將南方紅軍遊擊隊牢牢抓在自己手中。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正式任命葉挺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10月6日，蔣介石又電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鄂豫皖邊、湘鄂贛邊、贛粵邊、閩浙邊、閩西等紅軍遊擊隊，均編入新四軍，由葉挺呼叫。10月12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向各縣轉發了蔣介石10月6日的電報。當時陳毅正在南昌負責南方紅軍遊擊隊總接洽處的工作。18日，項英也到了南昌。後來，葉挺、項英、陳毅等確定10月12日為新四軍成立紀念日。
接著，國共兩黨就南方改編部隊的建制、編制、裝備、經費等問題，多次進行磋商和交涉。項英、陳毅等南方紅軍遊擊隊領導人，各遊擊區的黨組織，也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了談判。盡管主力紅軍長征後，國民黨對南方紅軍遊擊隊進行了殘酷的「圍剿」，使紅軍遊擊隊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我南方各地紅軍遊擊隊以大局為重，忠實履行了停戰和合作抗日的協定。
葉挺於1937年11月3日到達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接見。葉挺表示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時，不讓國民黨插入一兵一卒，使蔣介石控制新四軍的盤算完全落了空。
從1937年冬至1938年春，散處南方八省十三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紅軍遊擊隊）四十多個縣的紅軍遊擊隊，完成了緊張艱巨的籌建、下山、開進、集中等一系列工作。1938年4月，新四軍第一、二、三支隊在安徽巖寺集中時共6000人，槍2000余支，輕機槍只有3挺。在江北，第四支隊計3000余人。全軍共9000余人。其中，長征後留下的紅軍遊擊隊在閩、贛、湘各地共約2000人，以後陸續收容招募700余人。另據新四軍秘書處統計，全軍集中時為10329人（內含中途加入的1009人）。
經中共中央提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同意，項英任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任副主任，但國民黨政府卻始終不釋出對上述新四軍領導人的任職命令。
為了加強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南分局（1938年11月改為東南局），項英任書記；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項英任書記，陳毅任副書記。
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旬移至皖南歙縣巖寺。接著，江南各紅軍遊擊隊陸續到巖寺集中，江北各紅軍遊擊隊到湖北黃安七裏坪集中。
至此，中共中央關於將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投入抗日鬥爭的戰略意圖勝利實作，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新四軍應運而生。
二、建立瓦解日軍的工作體系
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關之戰，八路軍大獲全勝，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給全國軍民以極大鼓舞。但是，打敗敵人不僅僅要靠武力，還要靠政治智慧。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對日軍能否進行政治瓦解？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於10月6日發出【關於敵軍工作的指示】，指出：「開展敵軍中的政治瓦解，削弱敵人戰鬥力，並推動友軍（國民黨軍）學習這一工作，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要求「各師、團敵軍工作部組織應是得力幹部主持工作，並配備適當工作人員。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幹部、戰士，做到每團配備二人（以便營獨立行動時能配一人），旅一人，師二至三人」。
毛澤東對於能否對侵華日軍開展政治瓦解工作，更是一錘定音。他在1937年10月25日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把「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列為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強調指出：「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有人認為目前日軍很頑固，至死不肯繳槍，懷疑敵軍工作能否起作用。毛澤東以他的遠見卓識，堅定地表示：「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
根據黨中央和軍委總政關於敵軍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新四軍在組建過程中，對設立敵工部門和配備敵工幹部的工作相當重視。
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成立時，就已任命林植夫為敵軍工作部部長。林植夫是福建人，早年曾留學日本，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敵工部的工作人員，開始時不多，後來逐漸增加。其中不少人曾留學日本，精通日文，能說會寫。這是一個精幹的對敵工作班子。
各支隊、各團亦相繼成立了敵軍工作機構，任命了負責人。如第一支隊政治部由吳越任敵工科長（後由邱東平接任），第二支隊由謝鎮軍任敵工科長，第三支隊由盛華任敵工科長，第四支隊由陳辛仁任敵工科長。
後來，新四軍又陸續組建起第五支隊、遊擊支隊（後改第六支隊）、豫鄂挺進縱隊，相繼成立了江南指揮部、江北指揮部。這些支隊和指揮部均設立了敵軍工作部門。如王子光任遊擊（第六）支隊敵工科（部）長（後由劉貫一接任敵工部長），陳麒任江北指揮部敵工科長，盛華任江南指揮部敵工科長。1940年11月17日成立的「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亦設立了敵軍工作部，由邱東平任部長。
至於各團，大都設立了敵軍工作股，或有人專門從事敵軍工作。這樣，新四軍各部隊在組織機構上，就形成了從上到下完整的瓦解敵軍的工作體系。
三、完善對敵政治工作，進一步瓦解日偽軍
經過較短時間的鬥爭，新四軍分別在蘇南、皖南、皖中、淮南、豫皖蘇邊、鄂北等地，很快開啟了敵後抗戰局面。於是，如何開展瓦解敵軍的工作，就擺上了軍部和各部隊的議事日程，成了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1938年7月26日，新四軍政治部釋出了【敵軍政治工作綱要】。這是新四軍有關敵軍（日偽軍）工作的第一個綱領性檔。
【綱要】首先強調了敵軍工作的重要意義，指出中日戰爭是長期的、殘酷的，因為敵強我弱，因此尤其註意敵軍工作，抓緊從政治上去爭取與瓦解敵人。【綱要】分析了目前敵軍工作的有利條件和困難，強調要對敵軍開展宣傳攻勢，正確執行優待日俘的政策，動員廣大群眾參加對日軍的瓦解工作。還要特別重視開展偽軍工作，基本方策是「爭取分化和瓦解策略並用」，爭取偽軍大批反正。【綱要】特別強調「用群眾力量威脅敵人，包圍敵人，並從政治上影響敵人，增加敵人的困難，動搖敵人的信心，並吸引逃跑出來，或嘩變出來」。
【綱要】還要求進一步健全和充實各級敵工部門，連隊要成立敵工組。各級敵工部門還要和司令部及政治部民運部門、宣教部門等建立密切聯系，分工合作。要求每個敵工幹部必須「深刻了解整個敵軍工作的策略、路線和工作方法」，「不懂得策略的人，就做不好敵工工作」。
經過一年的努力，新四軍各部隊的敵軍工作順利開展，並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別是在對敵偽軍的宣傳攻勢，對部隊的教育和日語訓練，優待和爭取敵軍俘虜，整理和收集敵情等方面，獲得了相當的成績。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為了發揚成績，糾正缺點，克服薄弱環節，新四軍政治部於1939年2月7日對敵軍工作提出了九項新任務和新要求：
1.繼續深入部隊中對敵偽軍工作的宣傳教育，切實克服輕視傾向。
2.健全對敵偽軍工作的組織與系統，實施新的編制，並在各級服務團中培養五至七人的敵工組，受政治機關之直接指導。以後嚴禁任意調敵工人員做其他工作。
3.在部隊中造成學習日語運動，戰士從普遍學會簡單口號起，以至學會簡單會話。同時，提倡獎勵自動加緊學習。
4.限期責令各部隊對當面之敵偽軍詳細調查，按級報告於軍政治部，並研究確定對策。
5.收集敵方宣傳材料，研究宣傳對策。並決定由軍政治部負責供給基本宣傳品，支隊供給臨時宣傳品。改善宣傳品內容、形式，並改善散發與使用方法。
6.抓緊偽軍工作。與民運部（科、股）協同進行。必須爭取由宣傳進到組織工作。建立發展地方群眾中對敵工作群組，開展地方群眾中爭取與瓦解敵偽軍運動。
7.繼續執行優待俘虜政策，號召多多活擒俘虜，並決定頒發俘虜優待管理辦法實施之。
8.大批培養對敵工作幹部。
9.敵軍工作的重心放在第一線，並特別集中人力於偽軍多的地方。
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對敵軍工作很重視。他於1940年1月7日在江南敵工會議上講話，特別強調了完善敵軍工作的意義，指出：為了戰勝敵人，「這裏直接的手段是戰鬥，間接的手段是對敵人的瓦解」，敵軍工作「等於一種不流血的武裝的鬥爭」。
所有這些，都是新四軍建立後確定的敵軍工作的任務和方針政策。它對指導部隊迅速、及時、正確地開展敵軍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侵華日軍、國民黨、共產黨三者的力量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都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種新的形勢，也必然對新四軍敵軍工作產生了新的深刻的影響。
受中共中央書記處委托，周恩來於1939年2月23日到達安徽涇縣雲嶺村新四軍軍部。他對新四軍面臨的新形勢和今後的發展方向作了重要的指示。周恩來滿懷激情地指出：新四軍處在敵人占領的中國東部，這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經濟發達、文化程度高的財富地區。在這個舉足輕重的地區迅速開展抗戰的新局面，是新四軍的重大責任。周恩來對新四軍今後的活動方針概括為三句話：「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他要求新四軍：哪個地方空虛，就向哪個地方發展；哪個地方危險，就到哪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哪個地方只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註意沒有去活動，就向那裏去發展。新四軍要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敵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爭勝負」。
周恩來要求新四軍做好17項具體工作，其中有關敵軍工作的六項：
第一，要用一切方法動搖敵軍軍心，使他們部隊裏反戰情緒高漲，不願意打仗，到最後五分鐘不拼命。
第二，瓦解偽軍。敵人從本國抽調部隊到中國來非常困難，主要的是利用偽軍，來彌補他兵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我們應該把瓦解偽軍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僅在軍事上消滅他，而且要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敵人不敢運用偽軍。
第三，利用維持會、偽軍為內線，為我們偵察敵情，通報訊息，將來時機成熟可以裏應外合。
第四，爭取青幫、大刀會的群眾。
第五，堅決肅清漢奸。在偽軍偽組織中是有兩面派的，在做這個工作時要註意策略。
第六，在大城市建立秘密工作。
周恩來這些指示，為新四軍進一步做好敵軍工作指明了方向，交代了重點，明確了政策和策略，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來新四軍瓦解敵軍的工作起了重要的、長遠的指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