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鄒建達（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教授）
雍正時期，清政府在西南邊疆實施改土歸流，「置郡縣，易封建」，促進「九州之大歸於一統」（光緒【普洱府誌稿·建置誌】）。改土歸流促進了政治統一，為經濟、文化的大開發、大發展創造了條件，加快了邊疆與內地「一體化」行程，成為清代「大一統」國家構建與發展的重要環節。
改土歸流帶動了邊疆管理體制重大變革，增強了政治統一性
土司制度在其建立到發展完善過程中，促進了中央王朝對西南各民族由「羈縻控制」到「間接統治」的轉變，對於增進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土司「雖受天朝爵號，實自王其地」（【明史·四川土司】），世世相承，控制著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明代中期便開始實施「改土歸流」。但至清雍正朝，因受歷史條件的制約，「改土歸流」僅作為控制土司的一種手段或懲一儆百的應急之策，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土司制度。大片區域仍被土司統治，「流官管轄者十之三四，土司管轄者十之六七」（【朱批諭旨·常德壽奏折】），加之湘、黔境內「流、土俱不受」的「化外苗疆」，行省之內同時存在郡縣之地、土司轄地、「化外苗疆」三種不同的疆域形態，對應的治理方式也差別很大。
自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在西南地區實施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改土歸流，將打擊不法土司與開辟「苗疆」結合起來，其成效最直觀地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改土歸流數量多、範圍廣。據統計，西南五省共革除土司220家，開辟「化外苗疆」十余處，新設流官152處（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論考】）。於滇，以瀾滄江為限，除江外沿邊境一線的土司得以繼續保留外，江內地廣勢大的土司被全部改土歸流；於黔，「苗疆辟地二三千裏，幾當貴州全省之半」；於桂，「改流面積殆占土屬全部幅員五分之四」；於川，改流後新設府州廳縣幾達全省之半；湖廣改流最為徹底，自此「湖廣無土司」。【清史稿·土司傳】將之總結為「蠻悉改流，苗亦歸化」。學界則稱之為「大規模改土歸流」。
二是給予土司制度以巨大沖擊。改流後，大片土司轄地和「化外苗疆」被納入郡縣直接統治，地方管理體制實作劃一。對存留的土司，則透過強化原有的承襲、安插、貢賦、獎懲、征調等制度，並創設旨在削地限權、強化控制的分襲、撫恤、考成等規定，形成一整套完備的管理和控制體系，限制其政治、經濟、司法等特權。上述邊疆管理體制的重大變革，給予土司制度巨大沖擊，大多數僅「存其名號而已，無尺寸之柄」（乾隆【貴州通誌·秩官誌】），或只管理三五個村寨，甚至出現不理村寨和不世襲者，其割據性被消除，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極大增強了西南邊疆的政治統一性，為全方位的社會變遷創造了條件。
改土歸流推動了大規模經濟開發，夯實了「大一統」經濟基礎
西南地區早在秦漢時就已納入郡縣統治，開發較早。元明以來，大片土地被土司占據，豐富的資源得不到開發利用，經濟發展不平衡且長期處於較低水平。改土歸流帶來穩定的社會環境，推動了西南邊疆規模空前的經濟開發運動，其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礦業開發「一百年的增長率大大超過了此前的兩千年」（【清代的礦業·前言】）。清代貨幣銀、錢並列，京師鼓鑄制錢所需主要原料銅和鉛，「改土歸流」以前主要依靠產自日本的「洋銅」和盛京、湖南的鉛，改流後全面轉為使用滇銅和黔鉛。自乾隆五年（1740年）始，每年滇銅、黔鉛的產量超過1000萬斤和600萬斤，以630余萬斤滇銅、360余萬斤黔鉛運至京師鼓鑄制錢，支撐清代國家貨幣金融執行，作為清朝的國家戰略，持續一個多世紀。西南邊疆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邊疆地區經濟獲得長足發展，更好融入全國經濟體系之中，加速了邊疆與內地的一體化行程。
大量移民的湧入歷史性地改變了西南地區的人口規模和民族構成。開采礦產動輒萬人，僅雲南東川一地，「銀、銅、鉛、錫各廠共計二十余處，一應爐戶、砂丁及傭工、貿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乾隆【東川府誌·鼓鑄】）；在貴州，「自雍正五六年以來……銀、銅、黑白鉛廠上下遊十余處，每廠約聚數萬至數千不等」（【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壬子）。礦業開發吸引了大量移民，為邊疆開發提供充足勞動力資源的同時，導致人口激增，糧食需求隨之增長，於是官府將「墾荒之法視為民生第一要務」，招民開墾，又吸引更多從事墾殖的移民到來。有學者估計，從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雲南、貴州和四川南部的人口從500萬激增到2100萬。在這些地區，漢族人口在明代中葉就已超過少數民族人口且占比大幅擴大，分布範圍從城鎮、壩區擴充套件到偏遠民族地區和山區，歷史性地改變了西南邊疆地區的人口規模和民族構成。各民族共同開發邊疆，增進了彼此的交流、交往、交融，社會融合和國家認同程度顯著增強，「正是這種認同感的昇華，才能夠解釋為何邊疆如此廣袤的中國能夠維持長久的穩定」（李中清：【中國西南邊疆的社會經濟：1250—1850】）。
邊疆經濟開發呈現全面性、整體性特點。改土歸流後，「雲、貴、廣西之銅、鐵、鉛、錫礦廠，四川、湖南之銅、鉛、鐵礦，俱經開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八年張廷玉奏折）。大規模的礦業開發帶動了農業、墾殖、商業、手工業和城鎮的發展，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生產技術、生產力水平得到全面提升，開發區域從城鎮、壩區、交通沿線推進到新改流地區、山區、邊遠民族地區，區域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高，鞏固了「改土歸流」的成果，夯實了「大一統」的經濟基礎。
改土歸流推進了義學的廣泛設定，鞏固了「大一統」的文化基礎
「大一統」國家建構中，文化的作用最為深刻、最具本質性，呈現出強有力的導向作用、塑造作用。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邊疆地區文化建設，用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去影響、教化周邊少數民族，統一人心和穩定社會，維護「大一統」秩序。在推廣儒學的同時，西南邊疆地區的義學設定最具效果和影響。
入清後，西南邊疆的學宮、書院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改土歸流後則進一步推進到新增府、州、廳、縣，推動了科舉的進一步發展。而作為啟蒙教育的社學，逐漸演變為專為富家子弟提供科舉服務的預備學校，並逐步被快速興起的義學所取代。
義學出現於康熙時期，「鄉間義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陳宏謀：【養正遺歸】）。義學的功能、形式較適合西南邊疆多民族地區施行教化的實際需要，改流後迅速發展，逐步取代社學，成為蒙童教育的主要形式。據相關史料記載，有清一代西南邊疆義學設定，高峰時雲南有886館，設定重心為改流地區；作為「振勵苗疆之要務」，貴州、湖南分別設有「苗疆義學」186館、「屯、苗義學」120館；在桂西和川東南也設有數量不等的義學。義學的廣泛設定，打破了之前西南邊疆儒學僅設於城鎮和「巨鄉大堡」的格局，從城市到鄉村，從腹裏到邊僥，從壩子到山區，從漢族聚集區到少數民族地區，「義館星羅棋布，處處有弦頌之風」（乾隆【雲南通誌·藝文八】），儒家禮樂文化在遙遠的邊疆得到廣泛傳播，增進了西南各民族對以儒家文化為特征的漢文化的了解、接受和認同，夯實了「大一統」的文化基礎，成為西南邊疆穩定、民族關系和諧的重要歷史因素。
「大一統」國家的構建與發展，並非僅限於疆域的拓展，增進邊疆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統同樣重要。雍正年間西南邊疆的改土歸流，之所以能成為清代「大一統」國家構建與發展的重要環節，主要原因在於強化了「大一統」的政治統一性，夯實、鞏固了「大一統」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促進「九州之大歸於一統」，充分顯示出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統一性。
【光明日報】（2024年06月03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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