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長河】中，靳輔攜手陳潢，毅然啟動黃河治理工程。高家堰成為他們關註的焦點，然而此舉卻導致明朝朱元璋祖陵及一城沈入湖底，令人扼腕嘆息。
據【清史稿】記載，清朝時期的歷史豐富多彩，既有皇家的榮耀與輝煌，也有民間的苦難與抗爭。這一歷史畫卷中，每個故事都飽含著深厚的歷史內涵和獨特的人文精神。
自明末以來，清口漸淤，黃河舊堤崩裂，黃水橫流占據淮河，進而倒灌泗水，州境常遭水災侵襲。直至康熙十九年，城終淪陷於湖泊之中。
【1、泗州城沈入湖底】
泗州方誌詳細記載了此次沈城的始末：先是城墻出現裂縫，隨後河水湧入，城內混亂，居民四散奔逃，最終整座城池沈入水底，化作歷史的一頁。
自那以後，泗州官員堅持十一年於城門樓執政，可惜至康熙三十五年，沙海無情，全城終被深埋。歲月流轉，泗州昔日之繁華，如今已成黃沙之下的一抹遺跡。
泗州城昔日繁華，如今卻深埋洪澤湖底。明祖陵距離泗州僅13裏，昔日高居淮水之上，嘉靖年間尚有丈量記載，然而現今亦隨泗州共赴水底之眠。
泗州沈沒一事，徹底顛覆了潘季馴所秉持的泗州「霖淫水漲，久將自消」的治河理念。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他的治河策略存在嚴重缺陷，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後果。
泗州舊城毗鄰盱眙，僅距二裏之遙。城陷水災後，官民紛紛逃至盱眙，宛如雞群浮水。泗州州治被迫移至盱眙，官吏借居民之屋或試院棲身。因州治遠離河湖，訊息不暢，有議於雙溝築城，亦有建議在包家集設治。
乾隆二十四年，兩江總督尹繼善深思熟慮後提出：當前局勢下，應著重關註民生福祉，加強地方治理，確保百姓安居樂業，以促進國家長治久安。
泗州寄居盱眙已久，官民和諧。泗城位於州南，距盱眙僅二裏，一河之隔，交通便利。建議泗州駐紮盱眙，無需遷建。州同、外委把總分駐雙溝，知州、吏目等衙署建於盱眙山腳。
乾隆四十二年，朝廷終於下令裁虹歸泗，虹縣的地域與民賦悉數並入泗州，同時，虹縣縣城也被賦予了新的身份，成為了泗州州城的所在地。
盡管州治已易，洪水肆虐，百萬生靈仍掙紮其中。泗州在洪水包圍下岌岌可危，最終，連新的州城虹泗也未幸免，再次沈入洪澤湖底。
潘季馴修築高家堰，初衷絕非將水災轉嫁於泗州。他深思熟慮，旨在透過此舉達到更為長遠的防洪目標，而非簡單地轉移水災，其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泗州水災日益猖獗，歷代河臣沿襲舊法，鮮有創新。這種對泗州民生置若罔聞的態度顯而易見。泗州沈淪，實則官僚們漠視民生的結果，實乃令人扼腕。
【2、明朝治河為何不淹泗州？】
泗州在明代頗具政治重要性。楊家墩，距治所北13裏，是朱元璋祖輩衣冠冢所在，亦為其母陳氏懷胎之地，即明祖陵。明代時期，此地成為政治上的聖地，備受尊崇。
工部的奏疏中詳細記載，臣等鑒於當前工程進展，提議最佳化施工方案，以確保工期與質素雙重保障。望陛下審慎考慮，予以批示，使工程得以順利進行。
泗州祖陵，乃中國之根本聖地，匯聚天地王氣，承載國家命脈。實乃皇室血脈延綿不絕，世代傳承之堅實基石，福澤子孫，綿延萬世。
治水者首要之務，乃確保泗州明祖陵之安危。維護明祖陵免受水災，是每位河臣肩負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須慎重對待，不得有絲毫懈怠。
潘季馴深知其中奧秘，他曾留下這樣的文字：治河之道，在於把握水勢，疏導為先，築堤為輔。順應自然，方能長治久安，此乃治水之真諦。
三祖陵寢，乃千年傳承之基，萬世安寧之本，其地深蘊吉祥之源，意義重大非凡。故此，委事須慎重，容不得絲毫馬虎。
清朝乾隆才子紀昀精妙地論述道：世間之事，非黑即白，但亦有灰。事物紛繁復雜，非一言可蔽之。唯用心洞察，方能明辨是非，把握真諦。
明代為充實京師，多依賴東南轉漕，而泗州祖陵又緊鄰淮泗。因此，治水者在籌劃時，需兼顧漕運之順暢與陵寢之安寧，確保兩者皆得保障。
1592年5月8日，張貞觀在給萬歷皇帝的奏折中詳細闡述了明代治河原則，強調治理河道需遵循自然規律，以民為本，科學規劃，確保水流暢通，保障民生安寧。
祖陵，實乃國家之根本所在，其地位之重要，可謂關乎國家之興衰、民生之福祉，其重要程度，無可比擬，當以最為審慎之心，悉心呵護之。
明臣在治水時，皆遵循此道，盡心竭力、細致入微地打造維護明祖陵這一國家大計。然而，在關乎萬千百姓生計的工程中，卻時常視而不見，疏忽不周。
有人提議，將運道改道，自淮河上遊入汴水，再經黃河轉入沁水，以此避開清口之險峻。然而，明臣們深知此法之利，卻因其涉及廣泛、影響重大而心存畏懼，未敢輕易實施。
因濠泗乃明朝發源地，祖陵亦在其地，當時臣子秉持地脈之說，又擔心運河堤防不穩引發變故，故雖知改道有利，卻不敢輕易言及。其分析明臣心理，確為貼切。
嘉靖初年，明廷在應對黃淮災患時，對祖陵風水問題尤為審慎。明臣們深謀遠慮，悉心規劃，以確保祖陵之風水得以保全，為王朝帶來安寧與福祉。
1550年4月29日，龔輝與史載德奏請朝廷，鑒於泗州地勢低窪且黃河水湧入淮河，恐對祖陵造成隱患。建議開鑿直河口，修築二陳莊、劉家溝兩口，並指派欽天監官員一名，以勘察祖陵地脈。工部隨即批復同意。
1575年，黃河崔鎮段發生北決，同時準水在高家堰東側亦現決口。一時間，徐邳以下直至淮河南北的廣大區域，遭受了嚴重的洪水災害，千裏之地淪為澤國。
面對民生的深重苦難，明朝的官員們卻顯得漠不關心，反而因擔心洪水威脅祖陵柏林而心急如焚。於是，他們匆忙下令修築長達226丈的石砌陵堤，直至1577年才告竣工。
然而，洪水之災，非局部之治所能根治。河臣們雖竭力犧牲他地之利，對祖陵關懷備至，卻終難消弭其潛在之患。此種策略，實為「局部得益，全域受害；眼前短暫，後世長痛」之舉。
1595年6月3日，泗州祖陵水災加劇，萬歷帝嚴令革職總河舒應龍為庶民，陳洪烈、劉宏寶等官員亦遭降職處分。至9月4日，因科臣失守祖陵之責，原浙江巡撫常居敬亦被勒令閑居。至萬歷末年，明朝君臣為護運道與陵寢，竟置民生於不顧，實乃憾事。
1604年伊始，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上疏奏報，他詳細闡述了當時的情況。侯慶遠在奏疏中，以其獨特的視角，對各項事務進行了深入剖析與匯報。
泇河既成，治河之業得以從容籌劃。只要不損漕運、不侵陵寢，任憑河流自然流淌，略加疏防即可，無需過度與之抗爭。
再次提及，洪水席卷兩淮，致使鹽場盡毀，煮鹽之法無從施展。如此，那百萬鹽稅又將何去何從？或許只能向茫茫水濱尋求答案了吧。
顯然，明代統治者並未真正實踐「民為邦本」之道，反而對任何威脅其「龍脈」的瑣碎事務都高度警覺。長期以淮北等地百姓的生命財產為代價來維持統治，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
【3、靳輔治河的代價】
清代盛世可貴在於其超越前代的成就。然而，泗州士紳因反對增築高家堰，失去了保衛明祖陵的政治優勢，泗州因此註定成為犧牲品，命運堪憂。
康熙於1683年12月23日，親自對吏部尚書伊桑阿等人面諭道：「朕深知治理國家之不易，望諸位臣子恪盡職守，共同為國家的繁榮穩定而努力奮鬥。」
朕南巡體察民情，途經高郵、寶應等地，目睹民宅田畝淹沒，心生憐憫。細問緣由，得知高、寶等地湖水原有海口宣泄，但年久沙積，致使水流受阻。
現擬修復入海舊道，以治洪患。每每念及此，心中難以釋懷。吾當竭力保護百姓安寧，使其各得其所，方符朕願。爾等當與工部尚書薩穆哈深入災區，詳查災情，十日內上報，務必濟民除患，不惜經費。」
在17世紀後期，康熙帝以其卓越的開創精神，巧妙地將國家工程之潛能套用於解決黃河治理的諸多難題，從而有效改善了黃河流域的各類影響因素。
自1688年啟動中河的開築，至1699年加固高家堰的壯麗篇章落下帷幕，這些重大工程的成功實施，無疑彰顯了王朝年輕時期的蓬勃生機與旺盛活力。
必須指出，得益於地方官員的積極投入、河工的合理有效征召以及清朝早期鮮少官僚弊病的穩定局勢，大規模的治水工程順利完工，確保了隨後六十余載未發生嚴重洪災。
康熙皇帝於1699年4月4日親臨高家堰巡視，沿途觀察民情，深入了解水利設施狀況，展現了其勤政愛民、關註民生的崇高品質，令人欽佩。
11月4日，朕特頒諭旨，曉諭大學士、學士及九卿等朝廷重臣，意在明晰朕意，共商國是，望諸卿悉心領會，共赴國家大計，共謀百姓福祉。
朕此次南巡，目睹黃河逼近清口，黃水頻頻倒灌，淤積嚴重。洪澤湖水難泄，遂經高堰諸壩流入高寶湖群，再灌入運河，致使下河田地被淹。淮揚一帶百姓困頓，朕雖年年蠲免錢糧、賑濟災民，並撥公款修堤，然百姓仍飽受水災之苦。
康熙雖常言民生為本，然實際上，清中央政府之首要關切仍為運道之安全，視其為至高無上的利益所在，遠超其他一切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