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之香港大营救

1、打通生命线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

参加会议的有：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光、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

日军轰炸九龙的当天上午，廖承志就派乔冠华和叶以群去九龙，将住在九龙的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等待下一步的撤退安排。

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营救行动分工如下：

刘少文，负责在香港的联络工作。

尹林平，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接待工作。

廖承志、连贯，到东江游击区和韶关、老隆，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

1941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九龙，下一步将进攻香港岛。

1941年12月18 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 Gloucester大酒店分批会见了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 ，向他们传达撤退方案。 撤退经陆路和水路两条路线分别进行。

撤退方案征得大家的同意后，廖承志确定了分组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分发了撤退经费。

1941年12月18日夜，日军在香港岛北角登陆。

1941年12月25 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无条件投降。

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

九龙到东江游击区这一地段，原为国民党统治区，现在已为日军占领。

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想办法偷渡回到九龙，布置打通计划，组织所属的东江游击队展开营救。

游击队派参加过洪门会在当地有影响的 曾鸿文 ，插入新界、元埌，组织起数十人的游击队，打通了从九龙青山道经九华径到荃湾，越过大雾山到元埌十八乡，再进入宝安游击区的交通线。

这是九龙进入惠宝游击区的西线。

在西贡半岛活动的短枪队，与在九龙市区工作的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从九龙市区到西贡，然后乘船渡大鹏湾，在沙鱼涌等地登陆的交通线。

这是九龙进入惠宝游击区的东线。

但是，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与九龙之间的交通。

从香港到九龙成了难题。

首先要将我党在香港工作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抢救出来。他们已经暴露了，是日军首先搜捕的目标。而且，廖承志有电台与中央联系。

于是，抢救工作的第一关，就是突破日军的九龙至香港的海上封锁线。

传奇的廖安详

恰好，廖承志从香港派来了联系人廖安祥来到九龙。

廖安祥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柳亚子称他是梅州大侠。

廖安祥此时背负着所有人的安危。

廖安祥原是香港「又顺源南洋庄」的管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建立后，他即成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的交通员。

香港沦陷后，廖安祥将廖承志、连贯等人安顿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长年租用的大驳船上。

这条船，就将成为营救脱险人士的水上交通站。

第二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健行和廖安祥找到了一条小木船，混在偷渡的乘客中返抵香港。来到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

李健行汇报了尹林平要廖承志、连贯首先偷渡到九龙，共同研究营救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李健行还报告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日军为了解决香港战后缺粮问题，在近期要疏散港九难民到内地去。这正是营救在港人士的好机会。

廖承志立即将这个情报通知了刘少文，并决定翌日同连贯、乔冠华在李健行护送下偷渡到九龙。

从香港到九龙

1942年1月2日，上午8点 ，一条小船离开了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的大驳船，向九龙驶去。

船上乘坐的是化装成香港大亨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以及护送人员。

小船顺利抵达九龙红磡码头。

上岸后，李健行将廖承志等带到九龙旺角上海街一幢楼房里。尹林平正在这里等候。

几个人立即搓起了麻将牌，以此作为掩护，仔细地研究了东江游击队在九龙接应和护送从香港救出来的人士到游击区的方案。

2、廖承志转移

廖承志等在九龙仅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起程向东江游击区转移。

廖承志选择了东线。因为这条线上有李健行的亲属关系可利用。

1942年1月3日，还是早上8 时，廖承志等人扮作商行老板，在李健行的护送下，由九龙旺角步行起程。

廖承志他们混在难民中通过了启德机场的日军岗哨封锁线，然后踏上了去西贡的公路。游击队的短枪队在暗中护送廖承志一行人。

中午时，廖承志他们到达了西贡。这里已经有交通员在等候。在西贡的大环头村，港九游击队负责人蔡国梁和廖承志研究了下一步转移安排。

而李健行则返回了九龙。

晚间，夜幕刚刚降临，蔡国梁领着廖承志等人到了歧岭下码头。这里有预先准备好的两条槽子船，船上的护航游击队将船伪装在渔船群中间。蔡国梁将廖承志交给护航队负责人肖华奎。

两条槽子船保持一定距离，在大鹏湾海上顺风飞快地向前行驶。

凌晨3时，顺利地到达了沙渔涌海域，在距海岸五、六百米处停留。

凌晨5时，船上用手电筒光发出了联络讯号，得到岸上的回答讯号后，两条船随即靠岸。

岸上，惠阳大队的高健副大队长带着十几个便衣游击队员前来迎接。

肖华奎与廖承志握手告别了。

1942年1月4 日中午，廖承志等在高健游击队的护送下，到达坪山东南的石桥坑东江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部所在地。在这里，曾生大队长接待了廖承志。

至此，由香港脱险的第一批领导人抵达了东江惠阳游击区。

东江游击区是被营救者的第一个落脚点。由于东江游击区面积狭小，游击队力量有限，又处在日、伪、顽包围夹击之中，所以被营救的人士只能在这里作短暂停留，然后转移到内地的大后方。

1942年1月中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惠阳大队的护送下，经淡水、茶园进入了惠州城。

惠州是东江重镇，通往内地必经之地。

廖承志又派廖安祥和惠阳县委卢伟如在这里开设了一个「源吉行」商号，以便筹集脱险人员转移途中的食宿车船经费。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老隆。廖承志在这里安排好工作后即赴韶关。随后乔冠华也到了韶关。在这里，他们继续转运由香港脱险归来人士赴大后方的工作。

3、第一批爱国民主人士转移

1942年1月9日，17时，茅盾夫妇、叶以群、戈宝权、高汾等人到了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

他们换上了广东人习惯穿的唐装，每人带着一个小包袱，装扮成疏散的难民模样，在交通员李锦荣的护送下到铜锣湾避风塘上船。

船上当时已有由另处的交通员送来的邹韬奋、胡绳夫妇、廖沫沙、于伶夫妇等人。

从香港到九龙

翌日凌晨3 时，海面上大雾浓罩，乘日军巡逻快艇停止活动的时机，第一批离港偷渡文化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悄悄地爬进了三只小艇。

待铜锣湾出口处的日军换岗的机会，三只小艇飞快地冲向海峡，划向九龙。

天将拂晓，小艇到了九龙的红瑚。他们迅速上岸，穿过九龙市区，到达旺角通莱街的联络地点。在这里，等待多时的李健行接待了他们。接着李健行将邹韬奋等人安排在油麻地佐顿他的家里暂住。

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

1942年1月11日清晨，邹韬奋、茅盾等十余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混在难民中，通过了日军指定的难民向内地的疏散路线青山道，中午时到达了荃湾山脚下的临时接待站。

他们脱离了向西疏散的难民群，向北走小路进入山区。游击队短枪队的人员紧跟在后面护送。黄昏时，他们穿出一个狭谷，走进了较平坦的十八乡地域。入夜时，到达了锦田村接待站。

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经元埌到落马洲。在路上，他们与乘车的日本兵相遇，幸好未引起日军的注意，到达了深圳河边的难民篷。

这里也是预定的歇脚点。交通员办好了渡河手续，然后大家就乘船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住宿。

这个村是游击队设在敌人封锁线上的一个秘密基地。他们平安地度过了游击区以外的最后一夜。

1942年1月13日，邹韬奋、茅盾等一行终于踏上了进入游击区的最后路程。当邹韬奋、茅盾一行登上梅林拗山顶时，就见到了迎面走来的游击队警戒部队。

游击队的领导人尹林平、梁鸿钧、王作尧、曾生等都在等待着成功脱险归来的文化界人士。

其中不知是谁遥望南边九龙半岛重重山峦，高呼：再会吧，香港！

邹韬奋忘记了第一天上路就扭伤了脚的疼痛，激动地边走边说：到家了，我们到家了！

还有的人高唱【游击队之歌】和【我们在太行山上】。

此后，一批批文化人士接踵而至。

到1942年1月底，先后到达宝安游击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达300余人。以及干部、学生、工人，人数达到千人之众。

平时寂静的山沟变得十分热闹，文化人们自称是文化游击队。

4、走水路的何香凝、柳亚子

大部分人士是偷渡九龙，然后经陆路转移到东江游击区的。

但还有一部分人，因在香港时间久、接触面广，走陆路容易暴露，党组织便决定由水路营救他们脱险。

何香凝女士和柳亚子先生就是其中代表，而且他们年老体弱，不能走陆路。

水路有两条。

一条是从香港乘渔船，经长洲岛到游击队控制的大鹏湾、葵涌一带或海陆丰沿海地区，然后登陆到游击区。

一条是乘渔船到澳门，再转到广州湾湛江市、台山到桂林。

走水路的，大多首先在由党组织掌握的位于上环干诺道的大中华酒店集中，然后乘游击队控制的船只，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

澳门当时属葡萄牙统治，葡萄牙在战中属于中立国家。

何香凝和柳亚子两位先生是最先经海路离开香港的。

在香港负责营救的潘柱将他们从罗便臣道住处首先转移到鸭街（永胜街）海陆丰会馆，又将他们转送至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

1942年1 月初，在交通员谢一超护送下，何香凝带着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和两个孙子，柳亚子带着女儿柳无垢，乘船先到长洲岛，然后换乘一艘拆掉机器的机帆船。

由于船行速度缓慢，在海上整整飘泊了七天七夜，才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船的帮助下到达海丰。

这么长时间在海上的惊险的飘泊，两位老人备尝苦头。

到达海丰后，在马宫港靠岸。靠岸后，何香凝随即被人给认出。

何香凝干脆向国民党海丰驻军提出保护。 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还是中央委员，驻军自然不敢怠慢，安排她住进公馆内。

何香凝在海丰积极宣传抗战，鼓动民众参加抗日运动，引起海丰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当局匆忙决定将何香凝先生送往韶关。

柳亚子

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而柳亚子的处境更危险，他是国民党当局追捕的人士。

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上岸后，住在马宫的新村，并数次变换隐蔽地点。

1942年3月初，在海丰地下党组织护送下，经过一个月，才到达韶关和先期到达的何香凝会合。他们随即北上衡阳，转车赴桂林。

5、向抗战大后方进一步转移

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了解到大部分人士已脱离虎口进入东江游击区时，即去电方方同志，告其处理方法：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

1942年3月17日，周恩来又电示方方和张文彬：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共南方局筹集了20万元经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使用。

张文彬将东江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原第三、第五大队和独立大队，统一组成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梁鸿钧为总队长，尹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并兼第五大队大队长，曾生为副总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杨康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主任，李东明为副主任。总队下辖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和港九大队。

茅盾

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是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沚、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

他们在游击队武装护送下向惠州转移。白天休息，晚上走路，避开大路，翻山越岭，历尽艰险，终于到达惠宝边惠阳大队驻地田心村。

1942年2月3日、6日，日军再次占领了传罗、惠州。前进的道路被堵塞了。 茅盾等人只好留在这里隐蔽起来。

由陆路东线转移的张友渔、沈志远、戈宝权、韩幽桐、胡风、宋之德等也到达这里。

大家一起在这里滞留了约一个星期。日军在传罗、惠州抢掠后退走了。大家才在惠阳大队短枪队的护送下，到达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

1942年2月14日，除夕，茅盾一行20 余人，在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的带领下起程。

途中，经过一座小石桥时，茅盾夫人孔德沚不慎掉到了河里，幸好桥不高，河里只有水草和烂泥，没有跌伤，只滚了一身泥巴。

下半夜1点多，茅盾等到达了惠州。

1942年2月17 日，这批文化人士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乘船从惠州到了老隆。到老隆后，由连贯负责将他们转送韶关。然后，转移到桂林和重庆。

邹韬奋

最后一批离开游击区的是邹韬奋。

邹韬奋本来也想和茅盾等人第一批离开的，但考虑到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十分仇视，就让他暂时留下来，等待选择好进入大后方的安全地点后再走。

直到1942年4月下旬，邹韬奋才离开游击区到达老隆。

国民党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察邹韬奋的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

在老隆负责的连贯，接到了周恩来的急电，将邹韬奋送往梅县畲坑乡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

邹韬奋随后在江头村隐蔽了半年。

后来，乔冠华通知，安排邹韬奋离开广东梅县，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去。经韶关乘火车到株州渌口，改乘船往长沙、汉口，东下上海转苏北。

1942年11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邹韬奋在南通渡过长江，进入了苏北解放区。

6、有人叛变了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了。

郭潜被国民党逮捕后，随即叛变。 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因此相继被捕。

1942年5月30 日，廖承志被捕。

连贯接到指示后，将接送脱险人士的任务交待给郑展，然后离开了老隆。

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后，于1942年6月8日致电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南委同江西、粤北党组织断绝一切往来，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南委同廖承志和从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为避免扩大波及圈，周恩来指示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

可是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并没有被南委书记方方接到。

在此期间，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于1942年 6月6日在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高陂镇被捕。

不久，蒋介石电令余汉谋逮捕乔冠华。所幸的是，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同情中共的机要员压了下来，并报告了余汉谋的参谋长赵一肩。赵一肩是乔冠华的同学兼好友。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乔冠华。乔冠华听后大惊，立即化装离开韶关到桂林，后转重庆。

南方党组织出现了问题，先后有几位组织领导脱险人士转移的重要指挥人被捕或撤离，这对尚未离开粤北地区的少数文化人士的转移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及时处置下，损失已经降到最低。转移工作也在慢慢恢复，进而重启。

从香港沦陷后展开的大规模的秘密营救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终于在9个月后圆满结束。

被营救者连其家属回到大后方的共计800余人。

其中著名人士300余人，除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外，还有于毅夫、刘清扬等民主人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港特派员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电影明星胡蝶等。同时还营救了英美等国籍的友人近百人。

后来，曾生在回忆录中说：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部队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