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和我军仍然处于初创阶段，斗争经验相对较少。因此，许多同志对共产国际派遣来的领导表示出高度的尊重，并且坚决服从他们的指示。
然而，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情况，这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可能无法适应中国的国情，并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毛主席被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回想起那段「至暗时刻」，毛主席感慨良多，他曾经说：「连鬼都不愿意来我家。」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主席在我党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确立。然而，会议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有一名与会者的发言让素来「宽厚仁和」的朱德老总竟然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那么，遵义会议是如何召开的？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朱老总会如此愤怒呢？这一切，都与中央红军出发时的实际称谓——「西征」有关。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开始于博古和李德制定的目标——向西到达湘鄂西根据地，并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创建新的根据地。
带着近9万人，中央红军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前行。博古坚持认为根据地的一切都来之不易，因此队伍中充斥着各种物资，包括被多人抬着的机器，骑马的老同志，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和病号，全副武装的战士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缓慢前行。
在长征开始前，中央「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全部分散到各军团。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求与张闻天和王稼祥同行。
王稼祥因疟疾病重，心情低落，对红军前景担忧，毛泽东身体状况不佳，过了于都河后只能靠担架行动。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弹片未取，也躺在担架上。
张闻天则骑马陪伴。在旅途中，三位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王稼祥对毛泽东表示了对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情况的担忧。
在一段时间后，毛主席的身体和体力得到了恢复，于是他开始经常跳下担架，去各个军团参观。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毛主席「无视行军纪律，一会儿去这个军团，一会儿去那个军团，只是为了让他们接受他的思想。」
中央纵队的最前面，是穿着旧军装，踩着草鞋的总司令朱德。尽管他已经48岁，组织上为他配备了担架，但他仍然选择骑马，希望战士们能够全身心投入战斗。
有时，遇到难行的路段，朱老总会亲自爬山，他的灵活身手让许多年轻战士都感到自愧不如。
朱德在中央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后，蒋介石已认识到红军的目标是湘西，于是下令加强第四道湘江防线。当时，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有16个师，加上陈济棠的粤军和白崇禧的桂军等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超过了20万。
一时间，湘江沿岸敌军聚集，战云密布。在一个农户的家里，朱德老总、周总理、博古、李德开了一个碰头会。朱德老总首先发言：「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没有用的家当都扔掉，尽快让全军渡过湘江。」
周总理立刻表示赞同。但博古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不行！那些军工、印钞、医疗设备都是革命的本钱，不能丢掉！」
朱老总皱起了眉头，声音里带着一丝怒意：「人，才是最重要的！为了那些物资，我们却要牺牲那么多的战士，你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
李德骄傲地插话：「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为了成功的转移，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朱老总没有理睬他，起身指挥部队继续向湘江进发。
临走前，他还让警卫员留下了一袋大米给农户。1934年11月27日晚，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湘江渡口，与越来越多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然而，中央和军委纵队的14000多人和1000多幅担架还挤在山间的甬道中，绵延50多公里，前进速度极其缓慢，每天只有20多公里。
白崇禧本来只想让桂军对红军进行尾随追击，但他没想到红军的移动速度如此之慢，结果桂军居然将红军的大纵队拦腰切断。
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军事专家」李德黔驴技穷，而周总理和王稼祥都支持朱老总「扔掉瓶瓶罐罐，快速渡江」的建议。
朱老总最终在博古的同意下，决定放弃辎重，加快渡江速度。
尽管面临着数倍敌军的封锁和追击，中央红军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四天四夜的血战，最终艰难地渡过了湘江。然而，红军的人数在此次行动中锐减到了3万多人。
过江后，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将红军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计划前往湘西。然而，面对敌军布下的口袋阵，红军的出路在哪里呢？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县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提出了放弃前往湘西的计划，转而向敌军薄弱的贵州挺进，以期打几个胜仗。
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表示支持毛主席的决策。
随后，中央红军突袭贵州，国民党重兵被甩在后面。12月15日，红军进驻黎平，获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朱老总、周总理、王稼祥和张闻天坚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计划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虽然博古和李德失势，但仍坚持错误的去湘西路线。11月20日，军委纵队抵达乌江岸边。在一个橘子园里，也上了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一起，两人在交谈中，不约而同地认为「
在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遵义会议中，王稼祥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请毛主席出来指挥，进行人事变动。这个议题的提出，标志着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已经确定。
在「担架碰头会」后，毛主席、王稼祥和张闻天组成了反错误路线的「三人团」。 博古认为发言内容已经准备妥当，计划在1月14日通知参会人员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周总理则建议将会议扩大，邀请前线各军团的将领进行发言。博古对此没有反对，于是周总理立即派人通知了不在遵义的刘少奇和李卓然两位同志。
尤其是李卓然，他是红5军团的政委，在长征开始后，周总理亲自将他和原政委朱瑞进行了对调。 红5军团被称为「铁流后卫」，自始至终负责大军垫后的重任，与敌人一路打得血肉横飞。
当时，李卓然正在和董振堂军团长一起镇守乌江，保卫遵义会议的召开。接到参会通知后，李卓然立刻策马狂奔，直奔遵义而去。
1月15日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的「柏公馆」正式召开。
「这不就是在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吗？」当博古发言完毕后，周总理立即起身做了报告。他客观地分析了失败的前因后果，并明确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决策问题。
同时，他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红军时期，周恩来总理发言结束后，张闻天立即站了起来进行发言。然而，他的发言与周恩来总理相比显得更为直接。
张闻天批评博古过于崇拜李德，盲目听从其命令，并且质问博古：「如果敌人太强大，那么前四次反「围剿」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
他还指出，李德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凭空想象，胡乱指挥。」张闻天的这份「反报告」让博古和李德感到十分震惊和尴尬。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毛主席从容地掐灭手中的烟蒂，开始了他深情而又犀利的演讲。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博古、李德在战斗和长征中的种种错误，包括「冒险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逃跑主义」，并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影响。
他同时，还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和红军未来的战略和战术构想，引发了一旁的朱老总连连点头，以及在场领导们的热烈掌声。
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周总理提议请毛主席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王稼祥也站了起来，表示他完全同意洛浦和毛主席的观点，认为红军应该由像毛主席这样有经验的人来指挥。
他还提议解散「三人团」并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会场上的热烈掌声再次响起，而博古则显得有些尴尬，红着脸说他需要「考虑考虑」。
会议期间，关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两种观点已经非常明确，针锋相对。博古一看情况不对，看看表已经到了1月16日零时30分，于是提议会议休会，让大家各自回去思考。
尽管当时毛主席得了重感冒，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参加这次会议。就在他刚刚回到屋里休息的时候，一位重要的「客人」突然来访。
这位客人是谁呢？他就是李卓然，赶来了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
毛主席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起身接见李卓然。李卓然直率地汇报了红5军团的艰苦战斗和指战员们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不满。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卓然，你这说真话的习惯真是没变啊！你说的情况非常重要，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详细讲述部队的真实情况。」
1月16日晚，会议继续进行。这次，何克全（凯丰）第一个发言，他态度坚决，质问毛主席是否读过马列主义，是否上过苏联的军事院校。
然后，他又冷嘲热讽地指出，毛主席只看过【水浒传】和【孙子兵法】，凭此就要指挥红军，这是不合适的。最后，他引经据典，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提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支持博古和李德。
新文案的核心思想是毛主席听取了李卓然的汇报，对其观点表示赞同，并希望他在会议上详细讲述部队的真实情况。
而何克全则对毛主席进行质疑和批评，支持博古和李德的观点。
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凯丰以前的错误得以改正，并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当时，毛主席正在悠闲地抽烟，而博古则充满了感激之情地看着他，而李德却对这位「土包子」主席充满了轻蔑。
就在凯丰激动地发表观点时，一声巨响打破了平静。朱德，这位平日里宽厚仁和，几乎从未发过火的总司令，却拍案而起，让所有人为之一振。
朱老总面带微笑，目光深沉而坚定地揉了揉眼睛，然后平静地说……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同志们的叫好声。凯丰感到有些着急，他指责朱老总反对共产国际。然而，朱老总并没有生气，他冷静地笑了笑，说：「我说话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针对的是问题本身，而不是针对任何人。
朱老总的发言震撼人心，极具启示意义。」接着，李卓然发言，详细地报告了战场和前线的情况，最后，他也坚定地支持毛主席进入中央。
「真是太好了！」
感谢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主席的每一位我党先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