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12月7日，日寇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旋即爆发。
得到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意识到香港危在旦夕。当天，周恩来紧急致电在香港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
接到电报，廖承志立即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于是，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与东江纵队携手合作，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香港大营救」。
12月8日，日寇果然向香港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封锁了香港的海陆空交通。在这种情况下，走正常渠道转移已经成为不可能，而更加令人揪心的是东江纵队与廖承志也失去了联系。
廖承志
寻找廖承志成为营救工作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他手里拿着主要营救对象的名单与联络方式，何况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其父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其母为著名爱国人士何香凝），日寇已经下达了对他的通缉令。
时任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建国后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等职）找到对香港情况极其熟悉的李健行，让他做好准备，必要时偷渡香港，寻找廖承志下落。
与此同时，廖承志的联络员廖安祥已经将廖承志、连贯（建国后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乔冠华（重要外交家，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三人转移到铜锣湾避风塘，好友刘永福的一艘驳船上。随后，他冒着极大风险偷渡过海来到九龙寻找东江纵队。
这一去，廖安祥与死神擦肩而过。
尹林平
廖安祥偷渡到九龙，在油麻地佐敦道14号的联络点与准备出发的李健行接上头，通过这条线索顺利找到了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尹林平听完廖安祥的汇报后，决定让他立即返回香港，设法将廖承志等三人安全撤出来，至于后期的营救工作，中共中央已经作出新的指示，交由潘静安全权负责。
此时，日寇已经完全封锁港九海面，廖安祥返回香港面临着重重困难。廖安祥在九龙徘徊数日，终于找到一艘被当地黑社会控制的渡船。他出重金将渡船雇了下来，打算趁着日寇军警换防的间隙偷渡过去。
然而，船行到途中，不小心被日寇的巡逻快艇发现了。日寇军警立即架起机枪胡乱扫射，将这条渡船逼停了。
他们上船进行一番仔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把廖安祥当成了普通的偷渡客。随后，他们将这条渡船没收，甩给廖安祥和船员一艘破旧的小舢板，勒令他们返回九龙。
返回途中，又发生了意外。这艘舢板因人员超载，船身进水，眼看着就有沉没的危险。黑社会出身的船员们狠心将廖安祥丢弃到一块礁石上。
廖安祥在礁石上挨过了整整一天，没吃没喝还时刻担心海水涨潮将礁石淹没。直到傍晚时分，才有一条载人偷渡的船只经过，将他救起来，送到了香港。
回到香港后，廖安祥立刻找到好友刘永福。
早在1938年10月日寇占领广州之后，就切断了省港之间的海路联系。为了建立新的交通线，廖安祥奉命在香港成立了一家「东和运输公司」，为此购买了两条船，在省港两地「走私」各种货物支援抗战。从小就以吃海为生的刘永福一直在「东和公司」担任船长。
廖安祥将当前的危险坦白告诉刘永福。刘永福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样对日寇深恶痛绝。他听完廖安祥的话之后，当即拍着胸脯答应下来，保证将廖承志三人顺利送到九龙。
1942年1月2日凌晨，刘永福趁着日寇巡逻部队换防的短暂时机，冒险用驳船将装扮成商人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送往九龙。途中，尹林平政委派出了黄冠芳的武工队乘快船赶来接应。
从红磡一带上岸后，廖承志三人在武工队的保护下，混迹难民队伍中，行经旺角顺利抵达牛池湾。
从牛池湾再往东走，日寇的警戒更严了。黄冠芳将队伍分成三股，前头安排一支短枪队探路，后面有一支队伍殿后，约定好如果与日寇遭遇，前后火力交叉掩护，要不惜代价保护廖承志等人的安全。
由于黄冠芳将日寇行动规律摸得十分清楚，这一路并未发生意外，当天半夜，一行人抵达大环。
在这里，东江纵队港九大队长蔡国梁已经安排好船只和警卫人员。廖承志三人没有停留，连夜上船。
船只趁着黑夜闯过日寇的封锁线驶过大鹏湾，次日顺利抵达惠阳游击区。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东江纵队决定由曾生司令员亲自出马全面负责从九龙到惠阳一线的警戒和护送工作。
廖安祥
与此同时，身在香港的廖安祥与八路军办事处失去了联系。他凭着廖承志留给他的线索，单枪匹马找到了何香凝女士和柳亚子父女。廖安祥怀揣一支短枪，机智勇敢地带着众人避开大路专走小巷，巧妙绕开日寇的封锁线，将他们安全送到刘永福的驳船上。
脱险后的柳亚子先生挑着大拇指说：廖安祥真可谓「梅州大侠」啊！
二
潘静安
廖承志脱险后，中共中央安排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秘书潘静安主持营救工作。他手头掌握着办事处所有公章以及最高机密的文件，为了安全起见，他并没有在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18号半公开的办事处工作，而是另行在耀华街一处秘密地点办公。并且他还有另外一层不为人知的身份：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全权负责香港的地下情报工作。因此，即使在自己人那里，潘静安也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
接受任务后，潘静安与助手黄施民（建国后曾担任深圳市副市长等职）陷入了苦思冥想。据二人后来回忆，由于廖承志走得仓促，并没有留给他们一份详细的营救名单，而且那些爱国民主人士此时都被迫躲藏起来，要想从偌大香港找到他们，简直如大海捞针。
苦苦思索中，潘静安突然灵光一闪：鉴于目前这种特殊时期，这些人很有可能在一起「抱团取暖」，如果找到其中一两位，或许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更多的人。于是，他决定先从自己的好友、时任【华商报】主编的张友渔（建国后曾担任社科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和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入手。
潘静安和黄施民立刻行动起来，两个人分别在张友渔住宅附近和徐伯昕的书店周边蹲点儿。
这招守株待兔果然产生了效果。几天之后，潘静安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张友渔。
张友渔了解潘静安的来意后，大喜过望。当天就带着潘静安找到了胡绳（建国后曾担任社科院院长、政协副主席、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顺着这条线索，潘静安又陆续找到了著名翻译家、外交家戈宝权、作家茅盾、文学理论家叶以群以及「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等人。
找到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潘静安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不出丝毫纰漏，安全地将这些人护送出去，潘静安和黄施民冒着被日寇逮捕的风险，多次进行实地侦察，设计出了几条安全线路。
1月9日清晨，潘静安、黄施民与几位地下党员暗藏短枪，保护着茅盾、邹韬奋等九人从潘静安的秘密联络点启程了。这是他们送出的第一批文化名人。
潘静安带着大家穿大街走小巷避开日寇的岗哨和巡逻队，平安抵达码头。
茅盾
据茅盾先生回忆，当天正是漫天大雾，他与邹韬奋、胡绳等人在潘静安的带领下，从码头上来回穿梭许久，终于登上了一艘小艇。「从竹篷的缝里向外窥望，远处有一座黑蒙蒙的东西，一闪一闪发着亮光。」从船员口里得知，他看到的就是日寇军舰，那闪光是军舰在打信号灯。
趁着大雾，小艇顺利启航。航行到上午10时，天空渐渐晴朗的时候，众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九龙的陆地了。
三
曾生将军
众人下船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游击队员带着他们从青山道往北走，由荃湾翻越大帽山。当时的大帽山一带盘踞着多支土匪队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几天前曾生司令员亲自出面与当地土匪进行谈判，迫使他们让出道路，并保证不骚扰营救对象的行军和宿营。
一行人在元朗稍事休息，再度启程进入宝安县白石龙东江纵队根据地。经过三天的急行军，茅盾等人安全抵达东江纵队司令部——白石龙教堂（今属深圳市宝安区）。
当天晚上，曾生司令员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曾生还是想尽办法为大家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茅盾先生回忆说：「这顿饭吃得真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我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永远也忘记不了。」
曾生司令员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请这些名人为游击队的干部战士讲课作报告。邹韬奋先生对游击队自办的报纸非常感兴趣，给报社提出了不少好建议，还欣然挥笔题写了「东江民报」的报头。茅盾先生不但为副刊题名「民声」，还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
邹韬奋
四
这次「香港大营救」历时长达一年，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的共同努力下，从沦陷区成功营救各界民主人士800多人，包括：梁簌溟、廖沫沙、丁玲、宋之的、蝴蝶、范长江、沙千里、高士其、胡风、夏衍等各界精英人物。
拥有亲身经历的茅盾先生褒扬这次大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亲自致电潘静安，向他以及所有参加营救行动的战友提出表扬，称赞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文化事业立下了大功。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之际，深圳政府在白石龙教堂原址上兴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正式对外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