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杀了他的念头。」
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对昔日亲信何应钦竟怀有如此深仇大恨。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人毛主席对何应钦也怀有极大的敌意。1949年局势明朗时，毛主席坚决拒绝接受他的投降。这位两党共同的敌人何应钦，到底做了什么，让这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对他恨之入骨？接下来，小史将带大家一探究竟。
何应钦被认为是蒋介石的核心幕僚。1890年4月，他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市的一个军事世家，先祖在清朝末期曾任军官，后转行经商。何应钦从小体魄强健，热爱学习，15岁时顺利考入当地学堂，即今天的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前身。
为了继续学业，何应钦于1908年被选拔进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深造，展现出他早期的军事才能。1909年，清政府进行留日军事生选拔，何应钦以优异成绩获得前往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机会。在振武学校，他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并结识了未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这段经历为他们未来复杂而深远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何应钦开始了他的政治觉醒。他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积极参与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何应钦与蒋介石及其他同盟会成员一同回国，投身革命事业。
革命成功后，何应钦在上海沪军都督府任职，亲历了袁世凯窃取政权的全过程。这段经历使他对政治风云变幻有了更深刻的敏感度。在讨袁失败后，何应钦再次前往日本深造，并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在那里，他与未来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何应钦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他的军事职业生涯迅速发展。他最初被任命为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随后由于其在军事和教育方面的才能得到认可，他晋升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和省会警察厅厅长。
1922年，何应钦调任云南讲武堂担任教务长。1924年，随着国共合作的推进，孙中山指示蒋介石和廖仲恺等人筹建黄埔军校。何应钦受邀加入，凭借与蒋介石的深厚友谊及其在军事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被任命为副总教官。
黄埔军校创办后，何应钦在这所军校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获得了孙中山授予的少将军衔。在黄埔军校的时光里，何应钦与蒋介石、孙中山、王伯龄等重要人物有着密切的互动，他们的合影广泛流传于网络，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关系。特别是与王伯龄的对比，更突显了何应钦在个人品德和工作态度上的优越性。何应钦的敬业精神和低调风格，使他在蒋介石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北伐战争的东征中，何应钦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在棉湖战役中，他所指挥的教导一团以较少的兵力抵挡住了敌军的数倍攻势，直到援军赶到，从而确保了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维护了广州的革命根据地，还增强了黄埔军的声誉。蒋介石对这场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因此将何应钦提升为两个教导团的统一指挥官。
何应钦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时刻是他在中山舰事件中的表现。当时，蒋介石因汪精卫及其亲属王懋功的行动而感到威胁，怀疑自己可能被送往海参崴。在这紧要关头，何应钦坚定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蒋介石。何应钦明确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并邀请他在必要时前往汕头指挥部队。
中山舰事件随后成为国民党清洗共产党内部的重要事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转折点。何应钦在事件中的表现，使蒋介石对他的信任更加坚定，事后他被提拔为黄埔军校的教育长，确立了他在黄埔系中的领导地位。
1927年，随着「宁汉合流」的政治背景，一系列内部动荡和军阀斗争使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当时，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联合北方的军事重镇，如冯玉祥、阎锡山等老牌军阀，共同施压，迫使蒋介石暂时隐退。在这些紧张的政治角逐中，蒋介石发现自己的力量和策略不足以应对这些老练的对手，因此迫切希望获得忠诚的支持。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了何应钦，渴望从老朋友那里得到支持。然而，何应钦却选择了沉默，低下了头，这一举动深深刺痛了蒋介石的心灵。这种态度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他久久无法释怀。每当蒋介石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总会感慨道：「当初如果敬之能够出面支持我，局势或许会截然不同。」
1936年寒冷的十二月，西安事变将中国政局推向了风口浪尖。张学良的突然举动使得蒋介石被扣押，何应钦因此被委以重任，代理蒋介石职务。面对解救蒋介石的难题，内阁内部迅速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宋美龄和孔祥熙为代表，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而何应钦则持强硬立场，坚持使用武力解决，并迅速组织讨伐军，命令飞机轰炸西安。
何应钦在公众场合不断高喊「营救委员长」和「血洗长安」的口号，表面上看似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与救援的热情，但他的动机实际上更为复杂。有观点认为，何应钦实际上是借张学良的叛变来排挤蒋介石，以图自己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隐晦地提到了这一内幕：「南京戏中有戏」，暗示了这场事件背后潜藏的深层政治计算。
尽管局势激烈，西安事变最终通过和平方式得以解决，蒋介石安然无恙地返回南京。虽然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对何应钦处理局势表示了感激，但他内心深处却积蓄了更多的疑虑和不满。
自那时起，何应钦虽然依然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层职位，但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不再拥有实质性的军权。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和警惕使他无法再信任何应钦，尽管何应钦在政府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蒋介石在多个场合对何应钦表现出极度不满，甚至在言辞中透出浓烈的杀意：「我也想杀了他。」这句话显示出蒋介石对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深感失望，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期间，何应钦的行为让蒋介石对他的忠诚产生了质疑。
1945年9月9日，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时刻。在南京举行的日本军队投降仪式上，何应钦作为中国的官方代表，接受了日本的投降。然而，在这个本应象征民族胜利和尊严的场合，却出现了一幕令许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场景。
何应钦在接过日本侵华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递交的投降书时，意外地起身回礼，且鞠躬的幅度超出了预期，甚至超过了日方代表。这种举动违背了事先的协议安排，即中方代表在整个仪式中不需要对日方的敬礼做出回应。何应钦不仅起立，而且其行为在形式上显得过于谦逊，这一情景被无数目击者和历史记录者详细记载。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一事件，他谈及何应钦的回礼时，感受到了东方传统美德。然而，这一描述并未能平息公众对何应钦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认为，尤其是考虑到何应钦过去的亲日行为，这种回礼严重损害了国家尊严。
何应钦的政治生涯颇具争议。1935年，他与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签署了备受诟病的【何梅协定】，该协定普遍被认为是背叛国家利益的行为。抗战胜利后，何应钦还被指责试图保护日本战犯，他的这些政策和决策被许多人视为对日本的屈从。
何应钦在国民党内曾享有极高的地位，他长期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并在黄埔军系中仅次于蒋介石。他从黄埔军校总教官的位置迅速晋升为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尽管他曾因政治判断失误两度站错队，但依然能够维持在党内的重要职务，这足以体现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卓越能力。
尽管如此，何应钦的亲日和媚日行为大大损害了他的形象。在中国民众看来，他的一些决策和举动几乎等同于背叛。尤其是在签署投降仪式上的表现，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令人极其不适，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极大羞辱，更是对整个国家的屈辱。
随着1948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许多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开始投向解放区。在这种大背景下，何应钦也试图向共产党展示自己转变的态度。然而，何应钦的政治算计并未如他所愿，他的过去使得他在新政权眼中成为了不可饶恕的战犯。
毛主席坚信，何应钦曾在反共与镇压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导致了无数革命同志的牺牲，这些罪行绝不应被遗忘。因此，尽管何应钦试图表达悔过之意，共产党并未接受他的投降，而是将他视为战犯处理。
面对共产党的冷漠态度，何应钦走到了绝境，只能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然而，来到台湾后，他的处境并没有因离开大陆而得到改善。他不仅被蒋介石解除了一切职务，还在与当地政权的激烈冲突中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1986年，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何应钦在台北晚年的生活片段。照片中，何应钦坐在轮椅上，头戴轻巧的鸭舌帽，脖子上围着一条柔软的围巾，他的目光坚定地投向远方。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但他的面容仍然显得健康而红润。
那一年，何应钦已经年届九十六岁。按照传统观念，「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不仅超越了常人的寿命，还保持了难得的精神风貌。在当时，何应钦的长寿无疑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尽管年事已高，他的生命力依然显得格外强劲，直到1987年才安详离世，享年9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