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中，除却蒋介石、顾祝同等国民政府内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者，上官云相率部对坚持抗日的新四军战士进行屠杀，此般行径极为恶劣，其罪恶擢发难数。
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平素嗜好鸦片，生性贪婪，其晚年潦倒自是必然结局。
在军阀混战之际的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的成功发迹得益于其父亲上官维。上官维自身学识有限，然而他深知唯有读书方可明理，进而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
经上官维之安排，上官云相及其几位妹妹得以进入私塾与新式学校就学，然而彼时读书所需费用颇高，纵然是上官家这般较为富裕的家庭，亦难以承受。
为支撑几个子女的读书费用，上官维只得向诸亲好友四处举债，起初众人尚愿解囊，然时日久了，众人皆不愿相助，上官云相每次归家途中，总难免遭受他人冷遇。
此事致使上官云相对老乡的观感欠佳，即便其后他成就斐然，荣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也鲜少准许老乡于其麾下任职。
1919 年 3 月，上官云相自保定军校结业后，以见习生的身份被遣至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该旅旅长为孙传芳。
此后，他始终追随孙传芳，出任孙传芳卫队排长及连附之职。
1925 年，孙传芳击败浙江督理卢永祥，顺利占据浙江当作自身的根基之地，且将卢永祥麾下的五个师的兵力予以收编，其势力得以快速增强。
为使自身在新占据之地稳固根基，孙传芳于各军队中安排心腹以辅助其统治。曾深受孙传芳信赖且在卫队任职的上官云相，借此契机得以晋升，并获任暂编陆军第七混成旅第一团团长之职，其部驻扎于杭州附近的览桥区域。
9月，北京政府委任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此一举动即刻引发孙传芳对夺取江苏之地的觊觎之心，其部署所属官兵以夜间进行军事演习为托词，借机发起攻势。
杨宇霆猝不及防，一路失利，松江与上海接连为孙军所据，上官云相之第一团与联军第二路军谢鸿勋部一同沿沪宁线向北进击。
上官云相等人攻占南京后，持续向北进军以拓展战果，直至 11 月 3 日，于蚌埠以北、固镇以南的任桥区域止进，缘由是其行动遭奉军张宗昌部阻拦，双方遂激烈交火。
在符离集地区，山东军务帮办、奉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借助白俄铁甲车的防护，指挥部队对孙传芳军队的阵地展开突击。其余军队皆呈溃败之势，唯有上官云相率全团参战，以一团之力抵御直鲁军两万人。
此役中，上官云相为孙传芳建树卓著功勋，其凭借一团之力击垮奉军先锋部队，且乘乱俘获施从滨。至 11 月下旬，孙传芳攻占徐州并组建五省联军后，上官云相获任第七师十三旅旅长，屯驻于苏北宿迁运河区域。
1927 年 3 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挺进沪宁。军阀孙传芳难以抵御北伐军的强劲攻势，以致军队溃败，损失惨重。上官云相于乱军之中沦为俘虏。
上官云相狡黠多端，趁押送人员看管松懈之际逃脱，而后重返军阀孙传芳的部队，继续领军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抗。
中原大战后权势旁落的上官云相，不甘于担任闲职参议，凭借与老同学顾祝同的情谊，向蒋介石政权表忠心，多次参与对红军的「围剿」行动，致使众多共产党战士血洒其手。
与顾祝同沆瀣一气
1940 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内其他反共高层向中共军队发布【皓电】，指责中共军队在抗战中未对日寇主动出击，却频繁对临近的国民党友军施以暴行，勒令中共军队在规定期限内撤离黄河以南地区。
蒋介石欲为前不久「黄桥事变」复仇。彼时，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蓄意挑起国共冲突，对黄桥的新四军展开大规模攻势，怎料弄巧成拙，其部被新四军歼灭1.1万人。
作为蒋介石反共的有力臂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接到【皓电】次日，便着手筹备对新四军实施偷袭围歼的行动。
皖南新四军所处地域归属于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作战范畴，故而围剿行动应由该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担责。
然而，顾祝同对并非嫡系的唐式遵存有疑虑，遂决定将在赣东前线的保定六期同学上官云相调至皖南，命其承担指挥针对皖南新四军作战之责。
上官云相抵达皖南后，曾颇为自得地向部下宣称：「此次任务颇为艰难，唯我方可顺利达成，我与叶挺乃保定军官六期之旧识，对其颇为了解，本司令部为最为现代化之兵团指挥枢纽，唐式遵远不及我。」
为使新四军无法察觉自身的险恶用心，上官云相与顾祝同可谓费尽心机。在与新四军商讨北移路线之际，顾祝同向叶挺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
「朋友请放心，我以政治人格作保，诸位只需依协商既定路线，自芜湖以西之荻港周遭渡江至无为，勿擅自行动，必能确保你们北移之安全。」
顾祝同等人当真如此良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叶挺即刻洞悉他们的诡计，据新四军情报所示，日军早已对芜湖一带江面实施严密封锁，从此处渡江无异于自寻死路，故而主张从苏南北渡。
持续僵持并非良策，受顾祝同指示，上官云相稍作让步，其向新四军宣称，可允许非战斗部队于镇江附近渡江，然而新四军主力严禁穿越国民党军队防区，需从其驻地向北，经沦陷区实施渡江。
双方商讨许久，未能达成一致，此乃常情，盖因上官云相本就无意协助新四军渡江，其真实意图乃是借机洞悉新四军的行进计划，预先在其可能途经之处设下埋伏。
上官云相此狡黠之徒，蓄意将新四军先南后北的行进路线称作「南窜」，极力宣扬新四军北撤乃虚言，诬称新四军妄图借机南下，夺取国民党区域以建立根据地。
如此一来，便能蒙骗那些不了解实情的国民党中下层官兵，倘若出现冲突，便可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新四军。
1940 年 12 月，上官云相依顾祝同之指令，于徽州召开一场秘密军事会议，着重研讨围歼皖南新四军的事宜以及兵力的部署问题。
在会议进程至半时，蒋介石遣专机送达一封亲书信函，此函指示顾祝同转告上官云相及相关将领，行动务须隐秘且完备，一旦启动，需在最短时间内将新四军剿灭。
12 月 29 日，上官云相及第三十二集团军针对新四军的「肃清」作战方案得以确立，其投入 8 个师，兵力逾 8 万，于新四军周边布设诸多埋伏，只待新四军开始转移，便实施残酷杀戮。
引发皖南事变之枪声
1941 年新年伊始甫过，新四军依既定规划自云岭撤离，行至茂林周边，军长叶挺向国民党四十师师长方日英致函一封。
「新四军所属部队即将依既定计划自皖南撤离，期望贵部于沿途对部下加以管束，以防两军产生误解。」
方日英伪善地在回信中表示已预先做出安排，然而其实际下达的命令却是让各作战部队快速占据各制高点构筑工事，对通往茂林的道路予以封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 月 6 日，四十师之搜索连与新四军之侦察部队于茂林山区相遇，由此，皖南事变的枪声正式响起。
方日英得知两军开火的讯息后，即刻从床上跃下，激动地叫嚷道：「叶挺果真来了！甚佳，我唯恐其不来，此番他着实是自陷困境了！」
四十师配备有从德国进口的山炮，其人员藏身于工事之中，竭力抵御新四军的进攻，以猛烈炮火牢牢封锁星潭隘口，致使新四军攻击星潭的计划严重受挫，非但未能攻克隘口，且蒙受了一定的人员伤亡。
当晚，上官云相与方日英通话，其心中毫无对同胞战友出手的愧疚之意，反倒称赞方日英作战出色，命四十师牵制叶挺的主力，以待国民党各部实施包围。
1 月 8 日，新四军于星潭突围遭受挫折后，决定变更方向，朝西南的高岭实施突围，在夜色中，大部队将后卫转为前卫。
颇为不巧的是，负责主攻高岭的新四军部队，因向导领路有误，行至濂岭地区，从而直接错失良好时机，使得国民党第七十九师率先占据高岭制高点。
两军于高岭激烈交锋，新四军虽英勇奋战，然高岭地势险要，难以攻克，致使局势僵持。
上官云相在获知青四军主力位于高岭后，于当晚向国民党军队下达坚决指令，责令其持续对新四军进行围堵，任何部队未经司令部许可，不得擅自解除封锁线。
9 日，新四军再度变更突围方向，计划朝茂林方向行进，而后自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
据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率领四五百人自茂林西北的第一四四师防区突围，上官云相为此极为恼怒，认为自己即将到手的功绩将要落空。
他即刻下达指令，对该师师长唐明昭予以扣押并撤换，命第七十九师师长段茂霖同时担任该师师长，承担指挥围歼作战之责。
不久后，国民党诸部队占据周边制高点与要隘的讯息接连传来，其联合之势犹如一根绳索牢牢扼住新四军，毫不松懈。
当包围圈逐步缩小之际，新四军军部一路撤至东流山、石井坑一带进行坚守，上官云相随即下达了全线发起总攻的指令。
在事变前，新四军便遭顾祝同、上官云相之流以各类借口拖欠军饷及粮弹。历经数次突围战斗后，各部已然陷入弹尽粮绝之境，军长叶挺等遂决定实施分散突围。
14 日，叶挺亲自主持并引领手枪队同敌军展开激烈交锋，随后不幸遭俘。
「皖南事变」致使全国民众义愤填膺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旋即面向全国作出声明，将蒋介石反共及反人民的罪责予以揭露，且提出需对罪魁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予以严厉惩处。
晚年于台湾隐居时，面对国内庞大的反对浪潮，蒋介石非但未对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予以惩处，反倒对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奖赏法币5万元。
蒋介石乃最大的幕后主使，顾祝同、上官云相为其帮凶，残忍戕害新四军将士，故而蒋介石断不会严惩罪魁，就连作作样子亦不愿。
抗日战争获胜后，上官云相出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前往北平参与平、津地区的接收工作。在北平自觉备受压制的上官云相转而前往唐山，并设立唐山指挥所。
1947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为对平津地区兵力加以整合，将第十一战区撤销，设立保定绥靖公署，委任上官云相为副主任，其主要职责为针对共产党军队展开作战行动。
在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勇并转入战略反攻之际，上官云相目睹国民党势力每况愈下、危在旦夕，遂授意其亲信悄然潜入解放区，进行棉花的走私贩卖，以牟取个人私利。
在平津战役行将开启之际，上官云相认为北平城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他借口身患疾病，向蒋介石当局请假，前往上海的一处寓所栖身。
1949 年 3 月，上官云相察觉到蒋介石败局已定，他明白自身因沾染众多共产党人的鲜血，必定难以逃脱最终的惩处，遂携家眷飞往香港。
于香港之际，上官云相与友人交谈中论及蒋介石之败因，其表示解放军于战略及战术层面皆远超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之败亡乃必然之事。
上官云相在香港居住未久，便接到赴台湾报到的电报。待其抵达台湾后，觉此地鱼龙混杂，自己备受排挤，数次谋求晋升皆未能如愿，遂隐居于高雄市。
仅于每年春节之际，参与山东同乡会的团拜活动，以此与同乡增进情谊，生活颇为无趣且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