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942年期间，是华北众多革命根据地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1941年1月16日，【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出台，日本方面提出了要从政治、军事、谋略多个方面解决中国事变。
而其中的关键点，又在于对华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扫荡。
短短两年时间内，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及侵华头子冈村宁次的主持下，对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接近两百次的扫荡，其中万人规模以上的扫荡近三十次。
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之下，华北地区处处狼烟四起，哀鸿遍野。
在这期间，根据地的八路军被迫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围剿」行动，在抵御日伪军扫荡的同时，加紧转移根据地相关机关以及百姓。
而在这个过程中，晋察冀边区一区司令杨成武在转移过程中，仅仅是通过一布兜小米，便揪出了藏在根据地转移队伍之中的奸细！
三光政策，灭绝人寰
三光政策，是初高中历史之中的必学知识点，这是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百姓的残酷镇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但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 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 」
这是1940年下半年日本大本营所宣称的对中国作战任务。
在1940年，西欧地区战争胶灼，德国法西斯处于优势状态，西方诸国对于东方战争大都无暇顾及。
因此日本想要趁此机会加快对东亚地区的侵略，打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其实日本此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屹立于华北等地的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全部铲除，进而能够畅通无阻南下，进而攻占全中国。
在这期间，日本大本营制定了所谓的囚笼政策，对华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展开疯狂打压，意图摧毁；同时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
在这个背景之下，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碉堡，目的就在于加强对华北地区已有侵占区域的掌控。
这些铁路、公路不仅加强了日本侵占区域的联系，还切断了革命根据地之间的沟通。
而更加严重的在于其极大便捷了日本由北向南的军队、物资运输，变相加重了南方地区的战场压力。
面对日军昭然若揭的恶劣行径，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在 1940 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展开了轰轰烈烈地由彭德怀、左权指挥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对当时嚣张的日伪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使得日军大本营方面开始重新审视华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应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日本大本营径直从华中正面战场调集了两个师团援助华北方面军。
随后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采取了令人发指的三光政策。
在日本方面此举被称为烬灭作战，其实就是烧光杀光。
这次扫荡和传统意义上的扫荡不同，日军对属于革命根据地的百姓一路采用屠戮政策，只要有活人，便杀光；有村子，便烧光；有粮食物资，便抢光。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原本生机勃勃的革命根据地，在一瞬间哀鸿遍野，焦土遍布。
在这期间，八路军也曾多次揭露日军的残暴行径，在同年11月，【新华日报】刊登了题为【粉碎日寇对华北「烬灭扫荡」的新阴谋】的社论。
向全国人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的禽兽行为。
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
扫荡力度加大！革命根据地损失惨重！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这一次日本大本营明确指出要对华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采取更加高压的政策。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这是一项有预谋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针对华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清剿。
其实日本在这个时期，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非常忌惮，尤其是百团大战之中表现出来的战力，是日本方面不曾料到的。
因为在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八路军也不过堪堪十五万人，对于日军而已，有威胁，但不大。
然而在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的时候，八路军展现出来的兵力足足达到了四十万。
如果说在1940年之前八路军对日军而言就是挠痒痒，那么1940年之后，八路军对于日本而言，就是要「吃肉」了。
每一次出手，都让日军掉了一大块「肉」，因此日本大本营不得不开始重视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那穿插于华北大地之上的革命根据地。
1941年入夏之际，日本调集了除关东军外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华北地区展开扫荡。
1941年7月，华北方面司令官，由多田骏换为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初到华北，便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很快冈村宁次便集结了日伪军共七万余人，对华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毁灭性的扫荡。
这是日军侵华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最残暴的一次扫荡。
在这次扫荡之中，日军大规模使用了毒气战、细菌战，肆意对革命区内的百姓进行屠杀、屠村，尸横遍野。
在数月时间之内，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就出现了一条长350余千米、南北宽40余千米的无人区，而其中被日军杀害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
1941年1月，日军在河北丰润制造「潘家峪惨案」，近1300名百姓被杀。
此时的日军已然杀红了眼，对于百姓和八路军一个都不放过，展现出了倭寇身上那惨绝人寰的强盗行径。
时至今日，读昨日资料，依旧令人愤恨。
这次扫荡，给整个华北地区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原本欣欣向荣的革命根据地，在不到半年时间之内就丢失了三分之一；冀鲁豫、鲁中等根据地被迫转变为游击区，其中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军占领。
在这期间，大量百姓被日军屠戮、杀害，或是流离失所，或被日军迁移至日军控制区域，根据地的人口足足减少了一半，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不仅如此，原本在百团大战之时有着四十万人的八路军，损失了接近六分之一，一时之间实力大减，面对日军的扫荡，只得改变策略，进入防守阶段。
而杨成武将军，在这一时期刚好就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任职，其也是亲历了日军的扫荡。
围剿与反「围剿」
作为老红军的杨成武，是有着极其缜密的心思的。
面对日军疯狂的扫荡，以杨成武为代表的根据地领导人，很快就做出策略。
因为和以往单纯针对八路军的扫荡不同，1941年的扫荡，是对根据地军民的残忍屠戮。
面对来袭的日军，杨成武很快就做好了安排。
首先，疏散根据地驻有八路军领导机关村子的老百姓，因为日军一旦得知村中有过八路军，那么这个村子必然会遭到报复性打击。
其次，疏散分区政治部所属的无武装的文职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拥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文职干部，是八路军宝贵的财富，他们是根据地建设的智囊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日军的情报工作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差，也不是影视剧之中演的日军都是那般呆傻。
实际上，日本对于华北各地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掌握是丰富的，因为有着伪军的帮忙，根据地的很多情况都被日军清晰掌握。
因此那个村子有八路军武装，那个村子是指挥中心所在，那个存在是文职人员居住地，日军都有着明确记录。
由于处于根据地深处，日军很难进行大规模进攻。
但不进攻不代表日军不清楚具体情况，因此一旦进行大规模扫荡，那些在名单上的村子必然会遭打屠戮。
其实这样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日军情报特务工作的强大。
当然，八路军方面也有着对应的反侦察工作，也采用了一系列的方式来制造迷雾，以此来给日军假的情报。
当时八路军喜欢采用的方式一般都是先疏散百姓，再封锁村子。
因为当时根本无法分辨村中百姓究竟是才是特务，因此只能够采取这种本办法。
百姓先走，能够保护百姓安全；封锁村子，指挥部，司令部的决议，也不会被人轻易获取。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有哪些村民刻意找借口靠近，那很大概率可能就是日军安插的特务，因此这个办法屡试不爽。
其实在当时也有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单独走，因为当时杨成武等领导人都和百姓住在一起，很多老百姓都认识杨成武等八路军的领导。
在面对扫荡的时候，他们会自然觉得跟在八路军司令的身边是最安全的。
因此有的时候即便说要让百姓先走，很多百姓也不愿意。
因为根据地的百姓其实大部分都是文盲，他们的认知很多还停留在较为封建的时代，认为官职越大，保护的人越多，跟在这些人的后面也就越安全。
对于百姓的这些说法，杨成武等人也无法说强制将百姓赶走，只能任由他们跟着。
而这也恰恰给了特务机会，让其有机会混入其中。
一布兜小米引出特务
当时为了掩护以杨成武为首的司令部、政治部的撤离，八路军也采用了很多障眼法。
1941年，杨成武所在司令部最初在娄山村，在日军达到此地之前，指挥机构其实就已经撤离。
而跟在杨成武身边的其实主要是指挥机关里面的主要领导，总共不超过五十人。
另外算上负责护卫杨成武等人的警卫连等，也就五百余人。
可以说在连绵不断的山区之中，是非常小的一股目标，如果没有人指引，日军几乎找不到。
当然，在撤离的过程中，周边村庄还没有撤离的百姓也加入了其中，使得部队规模稍微大了一些。
而在娄山，在杨成武走了以后，邱蔚、肖应棠两位团长便在娄山布下了疑阵，让日军误以为司令部还没走。
然而这个疑阵也仅仅是吸引了一部分日军，其中日军的主力部队竟然绕开了娄山的布防，径直向杨成武所在的司令部指挥机关追去。
这让杨成武觉得很蹊跷，一开始认为是逃离的时候泄露的踪迹，因此被日军发现。
但是接连数日的逃跑，日军就如同狗皮膏药一般仅仅贴着杨成武所在的指挥机关，仿佛知道他们的撤离路线一样。
但实际上指挥机关的撤离路线完全不是按照预定路线撤离，在这期间，杨成武多次改变方向，目的就是让日军兜圈子。
可即便如此，日军仍旧能够精确找到指挥机关所在，接连不断骚扰，这让杨成武开始怀疑是不是队伍之中掺杂了特务。
毕竟当时除了部队之后，后面还跟了上百各村的百姓。
在撤离到一处山坳之中后，杨成武下令将所有的百姓集结起来，在审查的过程中，一个乞丐引发了杨成武的注意。
和其他拖家带口的百姓不同，乞丐身上的褡裢之中，竟然装了一布兜金黄的小米。
杨成武眉头一皱，看向面前的乞丐，怒斥道。
「立刻把这个乞丐给我就地正法！」
「你就是奸细！」
众人大惊，连忙询问杨成武，这就是个乞丐，怎么会是奸细呢？
杨成武看向众人，解释道，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那个乞丐的布兜里能够有着满满一兜的小米。
乞丐一向都是乞讨百家饭，主人家给啥要啥，哪有人家能够轻易给得起一布兜的小米。
眼看被戳穿，乞丐急忙跪下，痛哭流涕，承认了自己因为一袋小米而被日军收买，提供杨成武所在指挥部的撤离的信息。
杨成武无奈叹息，但也明白，毕竟在那个时候，粮食就是命。
发现乞丐之后，日军断了消息来源，杨成武带来的指挥机关的撤离消息全无，茫茫大山之中也就剩下日军独自转圈圈了。
杨成武将军作为当时晋察冀一分区的司令员，对待战士百姓可谓是推心置腹，曾有人以刘备新野渡江携带百姓比喻。
的确，杨成武将军的德行是毋庸置疑的，对百姓、对战士皆是如此，乃至多年之后晋察冀一分区的干部提及此事，仍旧是对杨成武将军感激涕零，认为没有杨成武，不知多少人会死在日军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