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韓炳哲【精神政治學】關玉紅譯 中信出版社 2019
在寫完【規訓與懲罰】（Überwachen und Strafen)之後，福柯很清楚地意識到，規訓社會並不能精確地反映出那個年代的真實情況。
因此，20世紀70年代晚期，福柯開始致力於對新自由主義統治形式的分析研究。分析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福柯不管對人口概念還是對生物政治學概念都堅定不移：「當人們明白被稱作自由主義的政府體系是什麽的時候，在我看來，也就可以理解什麽是生物政治學了。」[1]
在接下來的講座上，福柯不再提及生物政治學，也不再談論人口的概念。這個時候，福柯顯然不了解，生物政治學和人口學作為規訓社會的天然範疇並不適合用來闡述新自由主義政權。因此，福柯沒有完成向精神政治學的轉向，而這一點恰恰是很有必要的。[2]
在1978/1979學年的講座上，他不再講關於新自由主義生物政治學的分析。關於這一點，福柯本人也表達了自我批評的意思，然而，他還是沒有認清根本性的問題：「不管怎樣，我都想向大家強調，我最初是想探討生物政治學的，然而最終卻像事情所發展的那樣，我關於新自由主義卻講了很久，或許是太久了……」[3]
在【神聖之人】(Homo sacer)的序言中，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講了他的猜想：「死亡阻礙了福柯繼續向世人展示生物政治學綱領所有的隱含內容，也使他無法指明深入研究的方向。」[4]
與阿甘本的猜想不同的是，福柯的早逝——如果算得上早逝的話——使福柯失去了自己對生物政治學觀點的反復思考和為了新自由主義精神政治理論而放棄生物政治學的機會。即使是阿甘本的統治理論分析也未能提供一個理解新自由主義政治權力技術的可能性。今天的「神聖之人」不再被排除在體系之外，而是被包括在體系之內的概念。
福柯明確地將生物政治學與資本主義規訓模式聯系在一起，這種規訓模式使得肉體在其所處的生產形式中被社會化：「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尤為重要的生物政治學是有關生物的(Biologisch)、軀體的(Somatisch)、肉體的(Körperlich)事情。」[5]也就是說，生物政治學在根本上是和生物上或者人身上的事情聯系在一起的。它在終極意義上是最廣義的「肉體政治學」(Körperpolitik)。
新自由主義作為另一種執行形式，即資本主義的變種，在第一性上無關生物、軀體和肉體。它發現，其實精神才是生產力。因此也是向精神政治的轉變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也密切相關，因為今天的資本主義是由非物質和非肉體的生產模式所確定的。被生產的不是物質的，而是像資訊和計劃這類非物質的東西。作為生產力的肉體再也不如在生物政治性規訓社會裏那麽重要了。
為了提高生產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來自肉體的反抗，而是要去最佳化精神和腦力的運轉程式。最佳化思想逐漸取代了規訓肉體。因此，神經增強(Neuro-enhancement)就從本質上與精神病學的規訓技術劃清了界限。
今天，肉體從直接的生產過程中被釋放出來，成為審美和醫療技術最佳化的物件。因此，外科矯正術也被審美矯正術所取代。福柯的「易於教導的肉體」在今天的生產程式中已無立足之地。美容手術和健身中心取代了規訓式矯正術的位置。然而，肉體的最佳化比單純的美容就醫要有意義得多。「性福」與健康變成了新的有待擴大、行銷榨取的經濟資源。
斯提格勒(Bernard Stiegler)認識到，福柯的生物權力概念在當下是不合時宜的，這麽認為也不無道理：「我覺得，福柯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也就是首先放眼歐洲，以令人信服的口吻所描述的生物權力，與對當今時代有深刻影響的權力並不是同一種權力。」[6]
斯提格勒認為，精神權力的心理技術(Psychotechnologien der Psychomacht)或許會取代生物權力的位置。當然，在這一點上，他所理解的是諸如電視等遠端節目制作行業(Programmindustrie)，這些行業剝奪了我們的行為能力，使我們成為被欲望操縱的消費體，並導致群體性退化。斯提格勒以讀寫技術來對抗心理技術。
他認為，文字媒介意味著開發和啟蒙(Aufklärung)。因此，他以康德的理論為基礎指出：「康德最終把作為成年依據的讀寫機制作為自己的出發點。」[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