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數約：5632 字
閱讀時間約：7 分鐘
本文章節：
01、窮思竭慮、精神內耗是疊加性心理創傷導致的
02、深度心理幹預效果好，得益於患者和父母的高度信任
03、大夫讓孩子住院，是否真的要住？
此圖為AI生成
最近，一名被診斷為抑郁癥、雙相障礙康復者的父親分享了兒子的患病、康復經歷。
孟坤高三時出現劇烈情緒波動，被深圳精神衛生中心診斷為「雙相障礙」，但服藥效果不佳。他的父母認為孩子的病並沒有那麽重，不是「重性精神病」，但又可苦於沒有辦法，一度非常痛苦。
後來因為一些機緣巧合，孟坤父親認識了我，決定讓兒子接受臨床深度心理幹預。孟坤很快走向康復、實作撤藥，還回到學校上大學。
現在，孟坤已經大學畢業工作3年了，他不但在生活上能照顧好自己，有穩定的戀情，在工作中也很出色，有自己的主見，孟坤的父母非常欣慰。
孟坤當時接受臨床深度心理幹預的時間非常短，前後加起來不到半個月，為什麽他能在那麽短的時間內走向康復？今天這篇文章對他當時的病情作更多的補充和分析，尤其是他能快速走向康復的原因。希望其他患者家庭能從中得到啟發，也能盡快找到適合自身的康復路線圖。
01、窮思竭慮、精神內耗是疊加性心理創傷導致的
孟坤父母是2016年帶孩子來找我的。當時，孟坤情緒低落、頭疼特別嚴重，考上了大學但沒法去讀，在家裏整天玩遊戲，跟父母也容易發生沖突。
他當時還有一個類似於「窮思竭慮」的癥狀，只要遇到不愉快的事，他就無法自控地反復想、反復琢磨。用現在的網路語言來說，就是陷入了嚴重的「精神內耗」，好久都出不來。如果主流精神科大夫知道他這個癥狀的話，有可能會認為這是強迫性思維，進而診斷為強迫癥。
孟坤的父親當時非常費解，兒子到底得的是什麽病？為什麽深圳康寧醫院第一次診斷中度抑郁，第二次診斷雙相障礙？而且，雙相障礙屬於「重性精神病」，可他覺得兒子的病情並沒有那麽嚴重，這到底怎麽回事？
深圳康寧醫院的大夫前後兩次診斷不一，這有可能是孟坤和父母告訴醫生的資訊有所不同，醫生考慮的側重點也不同。當然，也有可能是孟坤的病情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有所不同。
比如，如果大夫得知患者持續地情緒低落、內心壓抑、沒法上學，幾乎對什麽都提不起勁，那就往往會診斷為抑郁癥。
可如果大夫得知患者在家曾跟父母發生劇烈沖突，非常暴躁，甚至撞頭、砸東西的話，就有可能診斷為雙相障礙。
在精神科臨床中，患者一開始被診斷為抑郁癥、後來改診斷雙相障礙的例子並不少見。尤其是如果大夫發現抗抑郁藥的治療效果不明顯，就可能會懷疑患者其實不是抑郁癥，進而在問診時著重問患者是否有「暴躁易怒」「行為過激」「精力旺盛」等癥狀，如果大夫發現有，那就有可能認為這屬於輕躁狂/躁狂發作，進而把診斷改為雙相障礙。
從精神醫學來看，抑郁癥、雙相障礙本來就是癥狀學診斷，大夫只需根據患者的癥狀來下診斷，而不考慮心理。所以，我們也不能說深圳康寧醫院的大夫對孟坤所下的是誤診。
不過，如果從多學科診療（MDT）來看，孟坤跟父母發生劇烈沖突，是因為他內心非常壓抑，疊加性心理創傷被大量啟用，是激越狀態。而他發瘋一樣地撞墻，則因為頭疼欲裂，屬於抑郁癥的軀體化癥狀。這都不屬於典型的輕躁狂/躁狂發作。
所以，如果按照主流精神科的診斷標準，我認為更加符合他的診斷是抑郁癥伴激越狀態，可能伴精神病學癥狀（幻聽），有偏執型人格傾向（比較敏感多疑）、強迫型人格傾向（反復想一件事、鉆牛角尖），還有典型的學習障礙。
如果從精準精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他這些癥狀的背後都是疊加性心理創傷，屬於典型的創傷後應激反應失調（PTSRD）。
當然，在2016年的時候，我們的臨床深度心理幹預技術還沒有現在如此完善，對精神心理癥狀的理解也遠遠不及現在深入、精準，還沒有提出創傷後應激反應失調（PTSRD）這個病因學診斷。
當時，我和創傷修復師Lucy了解他的病情後，先是由Lucy多次利用深度催眠進入他的內隱記憶層面，修復了他的部份疊加性心理創傷。他的情緒癥狀大振幅緩解。
而對於他容易「精神內耗」的問題，那時候我們的理解還比較表淺，只認為這是一個病理性的條件反射。所以，我利用深度催眠下條件反射重建技術（CRRDH），幫助他建立新的積極條件發射——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他能有意識地恢復理性，從低落和懊惱中走出來，不再反復糾結、鉆牛角尖，而是及時地綜合性歸因，看到客觀因素，但也要發現自己的不足，趕緊努力改變，實作提升。
其實，我們現在回頭看，用深度催眠下條件反射重建技術（CRRDH）來處理這類癥狀的話，仍然是相對低效的。
因為強迫癥癥狀，比如孟坤的窮思竭慮，表面看是一個病理性的條件反射，其實背後還是大量的病理性記憶，尤其是疊加性心理創傷。如果能深入到患者的內隱記憶層面，把相應的病理性記憶高效修復，這類癥狀會緩解得更快、更穩定，甚至迅速消失。
不過，由於孟坤非常信任我，他的窮思竭慮也不算特別嚴重，所以經過條件反射重建後，他感覺好了很多，遇到事情很快就能想通了。我們再指導他快速減藥。
孟坤結束深度心理幹預並回家之後，仍有一段時間作息顛倒，還執意要外出打工。他父親很著急，打電話給我求助，我說他先不要阻撓孩子，讓他嘗試一下，要先理解孩子想作出一些變化的心情。
果然，孟坤很快就發現他只能找到一些勞動力工作，而且很累，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放棄了工作，慢慢調整好了作息，最後回到大學上課了，逐漸走向康復，藥物早就撤停了。
現在7年過去了，孟坤再也沒有出現明顯的精神心理癥狀，工作表現甚至比很多同齡人更加出色，跟女友也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他的父母非常欣慰，心裏已經非常滿足了。
02、深度心理幹預效果好，得益於患者和父母的高度信任
從現在回頭看的話，其實當時對孟坤進行的深度心理幹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當時，我已經發現創傷修復師Lucy能夠利用深度催眠，幫助患者回憶起已經忘記了的一些負性事件，然後透過一些處理，讓患者的相應癥狀大振幅緩解。
比如在2013年，有一個成年女性患者，她難以跟男性正常相處，甚至坐地鐵或者高鐵時坐在陌生男性身旁都感到痛苦，原因竟然是她會無法自控地在腦海中想到男性的生殖器，並且感到自己非常惡心、齷齪。
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麽會這樣，認為自己非常不道德，為此感到十分羞恥。後來，Lucy利用深度催眠，發現她在童年時期，曾被一名興趣班老師猥褻長達一個暑假！她的這個癥狀就與該遭遇有關。
Lucy在深度催眠下作出了一些創傷修復處理，引導她釋放出強烈負性情緒，調整出更加理性、積極的認知，她這個癥狀很快就消失了！
當時，我覺得Lucy的這種深度心理幹預太神奇了，聽起來很玄，但又確確實實有明顯效果，我們還不知道這背後的科學原理和理論支撐。
直到2018年左右開始，我們才了解到人的記憶分為外顯記憶層面、內隱記憶層面，還有病理性記憶、記憶再鞏固等理論，為這個技術逐步找到了理論支撐。
從精準精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抑郁癥、雙相障礙的主要根源其實是患者經歷中形成的病理性記憶。而Lucy是利用深度催眠，深入到患者的內隱記憶層面，精準化地找到了某個癥狀背後的病理性記憶，並且進行了高效化的修復，也就是進行高效的記憶再鞏固。
「病竈」被消除了，癥狀自然就很快消失了。所以，我們將這個技術命名為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TPMIH）。
當然，這都是後話了，孟坤找我們就診時，我們當時還認識不到這些。雖然我和Lucy都有信心能幫助他大振幅緩解癥狀，但當時的深度心理幹預還不如現在的高效。
比如，我上面提到過了，孟坤的「精神內耗」「窮思竭慮」，表面看是一個病理性條件反射，一遇到挫折就反復糾結。但其實這背後是大量的病理性記憶，尤其是疊加性心理創傷，導致他容易焦慮、自我否定、追求完美。
如果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TPMIH）進行處理的話，這個癥狀會消除得更快、更穩定，還能發現這背後的心理隱患，並予以解決。
還有，當時我們的家庭治療其實進行得很少，力度很弱，也不夠深入。當然，這是相對我們現在而言的。
那時候，我們主要對患者進行深度心理幹預，跟父母的溝通並不多，可能只跟父母進行2、3次家庭治療，告訴他們孩子的感受、父母應該怎麽跟他們相處。
而且，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深入理解到病理性記憶的程度，所以家庭治療的具體內容也比較簡單、籠統，主要是讓父母要多理解、尊重孩子，夫妻關系和親子關系都要改善，不要對孩子過於嚴厲、別管教得太多。父母知道孩子得病跟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關，但具體是哪些事情？哪些做法？他們並不清楚。
但自從我們對病理性記憶認識得更加深入，進入了精準精神心理學範疇之後，就非常不一樣了。
現在，創傷修復師Lucy每次對患者進行病理性記憶修復後，會把發現的記憶事件一一告訴我。第二天，除非患者跟我們有特殊的約定，不然，我一般都會將這些事件詳細地告訴父母：
孩子在什麽時期、什麽場合，遭遇了什麽事件，導致他們產生了怎樣的強烈負性情緒和扭曲認知？這折射了父母哪些不妥的家庭教育方式？大部份主要的病理性記憶事件都能找出來。
父母聽了往往會非常震驚，因為這些事件孩子在外顯記憶早就想不起來了，或者只記得一部份，多數沒對父母說過。父母雖然記得這些事，但沒想過會對孩子造成了那麽大的心理傷害。
那父母知道這些具體的病理性記憶事件後，就能更加具體地知道自己錯在哪裏，該改變哪些家庭關系上的細節，他們的自我反省意識會更強，力度也會更大、更到位，孩子也就會康復得更好。原生家庭的負面影響從孩子這一代開始，被攔腰截斷。
所以，我們現在實施的家庭治療，比孟坤父母那時候接受的要深入而精準得多。
那為什麽當時的深度心理幹預不及現在的深入，但孟坤仍然快速康復？
首先是孟坤的父母對我們非常信任。他是好友介紹前來的，他好友的兒子也曾經罹患精神心理障礙，找我們就診後走向了康復。孟坤感受到好友能理解他，更加知道他的好友不會騙他，所以對我們非常信任。
雖然我們那時進行的家庭治療不如現在的深入，但也比一般的精神科大夫、心理咨詢/心理治療更深入，而且孟坤父母全都聽進去了，堅持做到了。即使孟坤回家後有一些波動，他父母也仍然選擇信任我，及時向我求助，聽從我的建議。
而孟坤這孩子對我們也非常信任。可能是他去主流精神科就診過，有了對比之後，他覺得我們更能夠理解他，真正地幫助他緩解癥狀，所以他的配合度一直很高。
患者、家屬高度信任、積極配合，父母的積極改變大，親子關系和夫妻關系變得更加溫馨融洽，深度心理幹預的效果就自然會更好。
03、大夫讓孩子住院，是否真的要住？
上周五，孟坤父親的分享文章推出後，部份讀者產生了一些疑問：
深圳康寧醫院的大夫兩次讓孟坤住院治療，他父親都拒絕了，孩子最後卻康復得那麽好。那麽，是不是大夫讓孩子住院時，不一定真的要住？甚至是不是不住比住更好？
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具體對待，而且無論如何決定都有利有弊。
就孟坤當時的病情和深圳康寧醫院當時的住院環境來說，如果他住院，跟那些病情非常嚴重的患者住在一起，確實很有可能會感到十分害怕、恐懼，產生強烈的病恥感，進而形成二次心理傷害。所以，他父親選擇讓他不住院，整體上是利大於弊的。
但與此同時，他父親也承擔了較大的風險和責任。因為孟坤當時疑似出現幻聽、還用頭撞墻，要是病情進一步發展，又或者家人陪護不足，他也有可能會出現安全問題。
所以，對於住不住院，這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患者的病情非常嚴重，自知力明顯缺失，甚至沒有自知力，又或者有嚴重的暴力傾向或自殺風險，家人也難以提供充足陪護的話，那反而最好選擇住院。只不過，父母最好選擇住院環境較好的醫院，盡量降低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還有的讀者說，孟坤一家運氣真好，恰好有一個跟他們「同病相憐」的好友，而好友又剛好認識我。
其實，這裏面雖然有機緣巧合的成分，但也有孟坤父母的主動努力——在值得信賴的人面前，他們勇敢地傾訴、求助。要是他們仍然抱著「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堅稱孩子沒事，那他好友和我就自然幫不上忙，孟坤後續能不能康復就不得而知了。
孟坤父親後來還告訴我一件事。他帶兒子去深圳康寧醫院就醫時，曾遇到一個同事，同事也帶著孩子來看病。他們兩人都看到了對方，但互相都裝作沒看見，趕緊離開了。
孟坤父親說可以理解，孩子得了這個病，很多父母都不想讓太多人知道，怕對孩子有不好的影響。
那次尷尬碰面的幾年以後，這位同事才來向孟坤父親求助，問他孩子康復了沒，怎麽康復的，有什麽好方法可以介紹。孟坤當時早就康復去上大學了，他父親立刻向同事推薦了我，就像當初他的好友向他推薦我一樣。
這個同事帶著孩子找我就診時，我發現那個孩子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了，尤其是已經出現了偏執型人格障礙，比孟坤當時的病情棘手得多，康復難度更大。
所以，希望患者父母們要有意識地降低病恥感，理性地看待孩子患病這件事，及時向外界求助，多了解不同的資訊和方法，盡快找到適合孩子的康復路線圖，不宜抱著僥幸心理一拖再拖。
現在，孟坤工作、生活得很好，他父親說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了，這讓我和Lucy也感到高興。可是，孟坤後續的人生之路就真的沒有任何心理隱患了嗎？恐怕不宜這麽樂觀。
由於接診他時，我們的臨床深度心理幹預技術還沒有現在的深入、精準，所以，孟坤很可能仍有一些主要的疊加性心理創傷未得到修復。
比如他不願意說起過去患病的經歷，這可以理解，但也側面說明他仍難以坦然、積極地面對這段經歷，也還不能將此轉化為人生財富。他越挫越勇的高逆商還沒有塑造出來。
而且，他選擇了去杭州工作，雖然有薪酬高、平台更大的客觀因素，但這背後是否有「希望跟父母保持一定距離」的心理因素？這背後有可能仍存在一些親子關系上的隱患。
而因為我們當時的家庭治療還不夠深入，所以孟坤父母的自我反省是不夠深入的，他們有可能還沒有充分掌握精準精神心理學、科學的家庭教育方式。那如果孟坤生了孩子，他們幫忙帶孫子孫女的話，就有可能仍會對孫輩造成一定的負面心理影響。而且，從精準精神心理學角度來說，他的父親可能在無意中給他和母親帶來了很多疊加性心理創傷，需要父親更深入和深刻的自我反省、改變和提升。
還有，孟坤是個非常優秀的年輕人，在設計方面自學成才，很有自己的想法。孟坤父母有可能可以理解孩子、傾聽孩子，但如果還想對孩子的人生規劃、生活難題作出積極引導的話，可能就比較難了。因為在很多方面，孩子比他們更加優秀，知道得更多、更廣。
希望他父母能夠意識到這一點，積極學習，與時俱進，爭取能跟上兒子的步伐，親子之間有更多的共同語言，為兒子提供更有意義的人生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