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風雨飄搖的年代經歷幾個革命政權，生於清朝小官吏之家，當過孫中山的親衛，又一步步官至蔣介石的「五虎上將」，後又成為新中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是國民黨員，卻頻繁親共；他多次示好中共，卻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被劃為「高級戰犯」。
他一生經歷多個政權的更叠，多重身份的轉變，臨死之前還心心念念著國家統一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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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軍隊中步步擢升，卻與共結交
衛立煌出生於安徽合肥，家裏是小官吏，因此有機會讀私塾，接受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到漢口報考學兵營，結業後便南下廣州，成為孫中山的警衛隊排長。1918年，衛立煌被納編至粵軍。1926年，北伐戰爭打響，衛立煌到福建作戰，立下戰功，次年蔣介石發動政變，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因與孫傳芳軍隊大戰六日夜，並乘勝追擊，他被升為第九軍副軍長，南京衛戍副司令。
1932年，蔣介石派兵攻打鄂豫皖蘇區域，承諾率先占領該區軍政中心金家寨的人，將來該地設縣便以其名命為地名。衛立煌在此戰中成功攻占金家寨，便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邊區‘剿匪’總指揮」，而該地也稱為煌縣。
此後，憑借其出眾的打仗率兵的本事，且甘願聽從蔣介石調遣，衛立煌先後在閩、豫、皖等地任「剿匪」要職，並在1935年被選拔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在國民黨內，衛立煌已擁有顯赫的地位、名聲和權力，彼時的他或許也只是想聽從蔣介石的號令，按著蔣的方針指令走完他的軍政之路。
衛立煌親共離不開與四人的結識。
一是周恩來。早在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衛立煌便與周恩來打了照面。當時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而衛立煌是東征軍下的一個旅長。周恩來隨軍親入前線，鼓舞士氣，發動民眾，且憑借其新思想言論和政治才華使得衛立煌對周恩來印象頗深。
後在1936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衛周兩人再次重逢。西安事變發生，衛立煌隨蔣介石被張楊扣押，後中共派出周恩來調停，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衛立煌與周恩來認為抗日迫在眉睫，並相談抗日問題。
第二人，則是在作戰上難得知己的朱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華北形勢也日漸緊張。日軍想快速解決中國戰場，便增加兵力自山西向北，攻入太原。日軍派出了五萬余兵力和精銳師團攻晉，拿下山西，意味著控制了華北。
衛立煌在此危急之際奉蔣介石命令率第14集團軍馳援山西，而周恩來此時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朱德任第18集團軍總司令，也先後趕往山西。衛與周、朱進行多次長談，雙方表明抗戰對敵的決心，並相互交換戰略戰術。朱德指揮八路軍在敵側後方開展遊擊戰，配合衛立煌在正面戰場的作戰。
在共赴蔣介石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的火車廂上，兩人對時局、對過往經歷和理想進行深談，朱德的遠大胸懷和高遠誌向使衛立煌欽佩不已，也對八路軍和共產黨愈發欣賞。
第三人，則是衛立煌身邊的秘書趙榮聲。趙榮聲曾在燕京大學學習，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與進步同學南下，投奔山西、西北的戰地服務團，後被分配到通訊股工作。趙榮聲被派去參加朱德與衛立煌的重要會議，其文采受衛立煌賞識，希望他來到自己的司令部到秘書。
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得知此事後，便動員趙榮聲前去，希望他能加強與衛立煌的統戰工作。1938年，衛立煌司令部轉赴晉南之時，由於日軍飛機轟炸激烈，趙榮聲便提議借路延安。
在延安，衛立煌見到了毛澤東，這是他親共的最重要一人。進入延安，並未有他預想擔憂的不受待見，延安城外便張貼著諸如「團結抗日」、「加強國共合作」等標語，還受到了延安群眾和毛澤東的熱情接待。
這次短暫的延安之行，讓衛立煌對共產黨的風氣頗為認可，也與毛澤東進行了融洽的交談。回到西安後，衛立煌應在延安時的承諾，將100萬發槍彈、25萬枚手榴彈、180箱牛肉罐頭、3個師的夏裝及50部電話機等物資運向延安，以解八路軍物資之困。
據相關史料，衛立煌在1938年便有加入中共的想法，還詢問秘書趙榮聲和舊交陳鐵入黨（中國共產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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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違蔣的「剿共」密令，衛與國民黨日漸離心
在抗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中共積極投入抗日，兵力和地區的擴張速度都加快不少，部份八路軍進入了傳統國民黨軍防區。這種局面引起了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憂恐。1939年，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六中全會，改變抗戰重心，提出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即意圖發動兵力摧損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
1939年，閻錫山發動事變，殺害共產黨員，胡宗南也召集30多萬兵力包圍陜甘寧邊區，第一次反共高潮出現。
1940年2月，蔣介石電衛：「共產黨巧言欺人......望嚴防審慎。」
同年3月，蔣介石再次四電衛立煌，要求朱德部撤至邯鄲以北地區，「如果此事日軍進攻，也要消滅晉東南的‘叛軍’，再對付日寇。」
衛立煌一向主張積極抗日，拒絕內戰，因此並不認可蔣介石的做法，但與其爭執無果，只好率兵渡過黃河，召軍議會，假意做出行動，私下派人通知朱、彭司令，希望其將越境部隊撤回，避免傷亡。
第一次中共在河北、山西、陜西等地英勇鬥爭，取得勝利，意圖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暫停對國民黨的武裝攻勢，恢復國內和平。3月12日，中共中央派出朱德赴晉城與衛立煌會談，重申團結之願，也提出劃分作戰區域，增加八路軍物資，允許八路軍擴編等要求。
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晉城談判順利結尾。朱德在同毛澤東匯報時指出，衛立煌作為「中間力量」的代表，同他搞好關系，對我們情勢有利。
在這一時期，衛立煌還主動配合八路軍作戰，並對百團大戰的計劃表示欽佩，願配合朱德部作戰。同時，衛立煌也在洛陽透過八路軍辦事處與毛澤東加強聯系，詢問其抗日戰略和革命理論等問題。毛澤東也對其疑慮之處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作出了解答。
1941年1月，新四軍在國民黨要求下北移過程中，在皖南遭到國民黨襲擊，同月，蔣介石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攻打新四軍，還聲稱要將葉挺交給軍事法庭。第二次反共高潮爆發。
1941年5月，日軍調動7個師團、300多架飛機從東西北三面進攻中條山。衛立煌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屬回電：「告以我軍自當配合作戰之意，以鼓勵之。」日軍在這場戰役中攻勢兇猛毒辣，中央軍節節敗退。毛澤東派出部隊幫助中央軍脫險，並接濟衛立煌糧食。
在反共高潮同日軍大舉進攻之際，毛澤東仍致力於維護國共合作，尊奉蔣介石為「統帥」。6月，毛澤東致電衛立煌：「目前大局，非國共兩黨、貴我兩軍密切合作不足以圖存......與友軍配合作戰，堅決破壞敵之進攻。」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提出了直接與間接兩種配合方式，要求發動中條山群眾，組織抗日遊擊隊，並堅守合法步驟，讓重慶的周恩來為此計劃活動，爭取蔣介石同意。衛立煌對八路軍配合抗戰的態度十分興奮，而蔣介石卻認為毛、朱別有用心，意圖離間中央軍前方將領，要求衛立煌忽視八路軍的提議。
中條山戰役歷時一個多月，陣亡4.2萬人，被俘3.5萬人，喪失了黃河北岸一塊重要抗戰基地，日軍則繼續南下攻打長沙。此事八路軍在敵軍後方積極牽制日軍，蔣介石卻將中條山戰役的失敗歸為衛立煌的錯誤指揮，他在日記中寫道：「晉南損失與傷亡......危險與壯烈則過之， 此應由衛立煌不學無術、處置疏忽之所致，然而彼毫不自知其過惡與責任之重大，可痛之至。」並責令衛立煌負全責，「自請嚴處」。
1942年，蔣介石將蔣鼎文調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則降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辦公廳主任，並免去其河南省主席職務。衛立煌對蔣介石也有怨言，評價其「為人狹隘」「獨裁」，並預判蔣介石政府遲早崩潰瓦解，而評價毛澤東「智仁勇兼備，深謀遠慮，最後勝利可計日而待「，並道：「我終必有以報毛先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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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受疑，軍權被奪，意圖「謀反」
1942年，中共黨員袁曉軒供出衛立煌與八路軍領導人秘密來往頻繁，並向中共告密自己意圖脫共，投效衛部。此事由蔣鼎文告知蔣介石，也因此事，衛立煌無法擔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赴緬與日軍作戰，賦閑成都，並受到監視。直到1944年，原司令長官陳誠胃病復發，衛立煌才得到接替機會，並於次年取得反攻作戰勝利。
滇西戰役一勝，抗日戰爭的勝利也加快了步伐。據傳中國遠征軍總司令部將被改組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衛立煌將出任陸軍總司令。衛立煌自認為提升有望，但最後他卻被任為副總司令，總司令是何應欽。衛立煌對此安排大動肝火，不肯就職。
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11月，衛立煌頂著副總司令的頭銜，受蔣介石命令攜夫人出洋。雖然從蔣介石的日記中可看出他並未相信衛立煌投共，但他仍不願衛立煌受到八路軍的影響，借此機會讓衛立煌看看美國國力，堅信國民政府道路的正確性。而衛立煌帶著失望的心情出國，只是想能避開同共產黨的內戰。
衛立煌先後去了日本、美國、英國和法國。當時法國共產黨員已有200多萬人，民主運動發展如火如荼。衛立煌在巴黎見到了姨侄女婿汪德昭，同其談起自己英勇抗日，屢立軍功，卻被削兵權的遭遇。後來兩人談起共產黨，汪德昭建議衛立煌直接起義，並幫助衛立煌同延安取得聯系。
但這一訊息經蘇聯再轉交至中共中央手上時，已時隔多月。此時，衛立煌已被蔣介石任命為東北「剿總」司令回國了。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便一直就東北而鬥爭，中共先後派出數萬軍隊，上萬幹部去聯系東北3000萬群眾，國民黨中國陸軍總部也釋出命令，將川、滇、緬邊境的中央軍調往華北、東北等地。
1948年1月，陳誠指揮的國民黨軍接連戰敗，加之其多年胃病愈加嚴重，蔣介石在猶豫數日之後，只好再次任命衛立煌。而衛立煌此時已有反蔣助共的打算。
東北國民黨軍約有55萬人，但被孤立分散在長春、沈陽、錦州三地。毛澤東便提出了著名的「關門打狗」的戰略，即集中20萬兵力先行攻打錦州，阻斷東北與華北的通道，沈陽則成為甕中之鱉。
衛立煌不顧蔣介石的命令，在錦州戰役最激烈的時刻拒絕馳援，錦州最終失守。此後，衛立煌向蔣介石謊稱東北國軍戰力已經恢復，沈陽已可獨立守備，冒然出兵攻打錦沈路，可能會導致沈陽陷入危機，誘使蔣介石固守沈陽。
蔣介石也深知時局不穩，便多次親赴北平、沈陽催促出兵，並訓話稱：「如果出擊不勝，爾等自必成仁，我蔣中正亦無顏立世。」在蔣介石派人進攻之時，也要求衛立煌規劃收復錦州，但衛主張固守沈陽，拒絕支援廖耀湘和闕漢騫的兵團，廖耀湘兵團被圍，而衛立煌抓住時機下令各軍輕裝突圍，導致全軍潰散。
長春解放後，林彪率軍南下，進攻沈陽，先前圍攻廖耀湘兵團的解放軍也直指沈陽，衛立煌請書遷離沈陽，退居錦西，但蔣介石致電，要其與沈陽共存亡。滑稽的是，此時蔣介石仍沒察覺衛立煌反常舉動背後的真相，還慨嘆道：「此種行伍粗漢，已不能如往日之勇壯。」
1948年，遼沈戰役結束，衛立煌打算經北平轉飛廣州，卻在下地後被蔣介石派人押回南京軟禁起來。蔣介石打算將衛立煌撤職查辦，但此時全國大勢幾乎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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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戰犯」身份躲過一劫，歸國效力新中國
12月，中共公布了首批高級戰犯，共43人，衛立煌名列其中。衛立煌正惶恐蔣介石將要如何處置自己，但看到這一訊息便知道中共在想辦法保住自己。1949年初，衛立煌逃離南京，移居香港。
新中國成立後，隱居在港的衛立煌冒著被蔣介石特務發現的風險，向北京的毛澤東發去激動真誠的賀電，而毛澤東也迅速回復表示感謝。為了不讓衛立煌投共，蔣介石派人勸說衛立煌去台灣，卻被其拒絕，也否決了舊部讓他去國外的建議。
1954年，台灣當局與美簽訂【台美共同防禦條約】，衛立煌知曉此事後十分氣憤，認為台灣當局不顧民族羞恥，拉攏外權去爭奪國內政權，並希望能夠解放台灣，完成統一大業。毛澤東、周恩來聽聞衛立煌的言論十分欣賞，大力邀請衛立煌歸國，共同努力解決兩岸問題，共建社會主義新中國。
1955年3月，在周恩來的周全安排下，衛立煌夫婦回國。幾日後，他將自己所寫的【告台灣袍澤朋友書】交由新華社發表。4月，衛立煌參加周恩來總理夫婦為他舉辦的接風宴，對其親切態度極為感動。同月，毛澤東會見衛立煌，這是兩人自延安闊別17年後的首次相見。5月，周恩來和陳毅邀請衛立煌參加印度外長梅農的晚宴，共同談論兩岸問題。
1957年4月，北京飯店裏舉行著歡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的宴會。周恩來特地向伏老介紹了衛立煌，毛澤東在此時說道：「國共兩黨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合作。」這句話使衛立煌難以平復激動之情。
此後，衛立煌擔任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大代表等職位繼續為國效力，遺憾的是，1960年，衛立煌因病去世。兩岸問題至今還未得到妥善解決，但衛立煌代表了眾多被迫離開大陸，前往台灣的人渴望國家統一的心聲。
政權更叠頻繁的時期，外憂內困之際，衛立煌無論站在哪位領導者身邊，擔任著何種身份，都是在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道路上奮鬥著，身份無法拘禁他遠大的抱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