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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煙之香港大營救

2024-07-21歷史

1941年12月8日淩晨,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幾乎在同一時間,日軍飛機轟炸了香港九龍啟德機場。緊接著,日軍第三十八師團沿青山道和廣九鐵路分兩路南進襲擊新界和九龍半島。

四天後,九龍淪陷。

香港,這塊當時英國的殖民地頓時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

廖承誌,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委員。 香港大營救將由他來主導,800多名民主人士將由他組織轉移到抗戰大後方。

驚心動魄,險象環生,是一場運籌帷幄的大戰役。

1、打通生命線

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正在香港開會。

參加會議的有: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粵南省委書記梁光、東江特委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書記楊康華、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漢年、劉少文等。

日軍轟炸九龍的當天上午,廖承誌就派喬冠華和葉以群去九龍,將住在九龍的文化界愛國民主人士轉移到香港,等待下一步的撤退安排。

廖承誌接到周恩來的電報,營救行動分工如下:

劉少文,負責在香港的聯絡工作。

尹林平,布置九龍到東江遊擊區的護送接待工作。

廖承誌、連貫,到東江遊擊區和韶關、老隆,布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掩護地點和交通線。

1941年12月12日,日軍攻占九龍,下一步將進攻香港島。

1941年12月18 日下午,廖承誌在香港告羅士打 Gloucester大酒店分批會見了文化界和愛國民主人士 ,向他們傳達撤退方案。 撤退經陸路和水路兩條路線分別進行。

撤退方案征得大家的同意後,廖承誌確定了分組負責人,行前聯系地點,分發了撤退經費。

1941年12月18日夜,日軍在香港島北角登陸。

1941年12月25 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無條件投降。

從九龍到東江遊擊區

九龍到東江遊擊區這一地段,原為國民黨統治區,現在已為日軍占領。

中共東江特委書記尹林平想辦法偷渡回到九龍,布置打通計劃,組織所屬的東江遊擊隊展開營救。

遊擊隊派參加過洪門會在當地有影響的 曾鴻文 ,插入新界、元埌,組織起數十人的遊擊隊,打通了從九龍青山道經九華徑到荃灣,越過大霧山到元埌十八鄉,再進入寶安遊擊區的交通線。

這是九龍進入惠寶遊擊區的西線。

在西貢半島活動的短槍隊,與在九龍市區工作的地方黨組織取得聯系,打通了從九龍市區到西貢,然後乘船渡大鵬灣,在沙魚湧等地登陸的交通線。

這是九龍進入惠寶遊擊區的東線。

但是,日軍占領香港後,立即封鎖了香港與九龍之間的交通。

從香港到九龍成了難題。

首先要將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工作的負責人廖承誌、連貫搶救出來。他們已經暴露了,是日軍首先搜捕的目標。而且,廖承誌有電台與中央聯系。

於是,搶救工作的第一關,就是突破日軍的九龍至香港的海上封鎖線。

傳奇的廖安詳

恰好,廖承誌從香港派來了聯系人廖安祥來到九龍。

廖安祥也是一個傳奇人物,柳亞子稱他是梅州大俠。

廖安祥此時背負著所有人的安危。

廖安祥原是香港「又順源南洋莊」的管店,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建立後,他即成為辦事處負責人廖承誌、連貫的交通員。

香港淪陷後,廖安祥將廖承誌、連貫等人安頓在銅鑼灣避風塘一艘長年租用的大駁船上。

這條船,就將成為營救脫險人士的水上交通站。

第二天,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人員李健行和廖安祥找到了一條小木船,混在偷渡的乘客中返抵香港。來到了銅鑼灣避風塘的船上。

李健行匯報了尹林平要廖承誌、連貫首先偷渡到九龍,共同研究營救計劃的具體實施方案。

李健行還報告了一條十分重要的訊息:日軍為了解決香港戰後缺糧問題,在近期要疏散港九難民到內地去。這正是營救在港人士的好機會。

廖承誌立即將這個情報通知了劉少文,並決定翌日同連貫、喬冠華在李健行護送下偷渡到九龍。

從香港到九龍

1942年1月2日,上午8點 ,一條小船離開了香港銅鑼灣避風塘的大駁船,向九龍駛去。

船上乘坐的是化裝成香港大亨的廖承誌、連貫、喬冠華以及護送人員。

小船順利抵達九龍紅磡碼頭。

上岸後,李健行將廖承誌等帶到九龍旺角上海街一幢樓房裏。尹林平正在這裏等候。

幾個人立即搓起了麻將牌,以此作為掩護,仔細地研究了東江遊擊隊在九龍接應和護送從香港救出來的人士到遊擊區的方案。

2、廖承誌轉移

廖承誌等在九龍僅停留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便起程向東江遊擊區轉移。

廖承誌選擇了東線。因為這條線上有李健行的親屬關系可利用。

1942年1月3日,還是早上8 時,廖承誌等人扮作商行老板,在李健行的護送下,由九龍旺角步行起程。

廖承誌他們混在難民中透過了啟德機場的日軍崗哨封鎖線,然後踏上了去西貢的公路。遊擊隊的短槍隊在暗中護送廖承誌一行人。

中午時,廖承誌他們到達了西貢。這裏已經有交通員在等候。在西貢的大環頭村,港九遊擊隊負責人蔡國梁和廖承誌研究了下一步轉移安排。

而李健行則返回了九龍。

晚間,夜幕剛剛降臨,蔡國梁領著廖承誌等人到了歧嶺下碼頭。這裏有預先準備好的兩條槽子船,船上的護航遊擊隊將船偽裝在漁船群中間。蔡國梁將廖承誌交給護航隊負責人肖華奎。

兩條槽子船保持一定距離,在大鵬灣海上順風飛快地向前行駛。

淩晨3時,順利地到達了沙漁湧海域,在距海岸五、六百米處停留。

淩晨5時,船上用手電筒光發出了聯絡訊號,得到岸上的回答訊號後,兩條船隨即靠岸。

岸上,惠陽大隊的高健副大隊長帶著十幾個便衣遊擊隊員前來迎接。

肖華奎與廖承誌握手告別了。

1942年1月4 日中午,廖承誌等在高健遊擊隊的護送下,到達坪山東南的石橋坑東江遊擊隊第三大隊隊部所在地。在這裏,曾生大隊長接待了廖承誌。

至此,由香港脫險的第一批領導人抵達了東江惠陽遊擊區。

東江遊擊區是被營救者的第一個落腳點。由於東江遊擊區面積狹小,遊擊隊力量有限,又處在日、偽、頑包圍夾擊之中,所以被營救的人士只能在這裏作短暫停留,然後轉移到內地的大後方。

1942年1月中旬,廖承誌、連貫、喬冠華在惠陽大隊的護送下,經淡水、茶園進入了惠州城。

惠州是東江重鎮,通往內地必經之地。

廖承誌又派廖安祥和惠陽縣委盧偉如在這裏開設了一個「源吉行」商號,以便籌集脫險人員轉移途中的食宿車船經費。

1942年1月下旬,廖承誌、連貫和喬冠華從惠州乘船到老隆。廖承誌在這萊恩排好工作後即赴韶關。隨後喬冠華也到了韶關。在這裏,他們繼續轉運由香港脫險歸來人士赴大後方的工作。

3、第一批愛國民主人士轉移

1942年1月9日,17時,茅盾夫婦、葉以群、戈寶權、高汾等人到了洛克道的臨時集中點。

他們換上了廣東人習慣穿的唐裝,每人帶著一個小包袱,裝扮成疏散的難民模樣,在交通員李錦榮的護送下到銅鑼灣避風塘上船。

船上當時已有由另處的交通員送來的鄒韜奮、胡繩夫婦、廖沫沙、於伶夫婦等人。

從香港到九龍

翌日淩晨3 時,海面上大霧濃罩,乘日軍巡邏快艇停止活動的時機,第一批離港偷渡文化人,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悄悄地爬進了三只小艇。

待銅鑼灣出口處的日軍換崗的機會,三只小艇飛快地沖向海峽,劃向九龍。

天將拂曉,小艇到了九龍的紅瑚。他們迅速上岸,穿過九龍市區,到達旺角通萊街的聯絡地點。在這裏,等待多時的李健行接待了他們。接著李健行將鄒韜奮等人安排在油麻地佐頓他的家裏暫住。

從九龍到東江遊擊區

1942年1月11日清晨,鄒韜奮、茅盾等十余人,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混在難民中,透過了日軍指定的難民向內地的疏散路線青山道,中午時到達了荃灣山腳下的臨時接待站。

他們脫離了向西疏散的難民群,向北走小路進入山區。遊擊隊短槍隊的人員緊跟在後面護送。黃昏時,他們穿出一個狹谷,走進了較平坦的十八鄉地域。入夜時,到達了錦田村接待站。

第二天,他們繼續上路,經元埌到落馬洲。在路上,他們與乘車的日本兵相遇,幸好未引起日軍的註意,到達了深圳河邊的難民篷。

這裏也是預定的歇腳點。交通員辦好了渡河手續,然後大家就乘船渡過深圳河,到達赤尾村住宿。

這個村是遊擊隊設在敵人封鎖線上的一個秘密基地。他們平安地度過了遊擊區以外的最後一夜。

1942年1月13日,鄒韜奮、茅盾等一行終於踏上了進入遊擊區的最後路程。當鄒韜奮、茅盾一行登上梅林拗山頂時,就見到了迎面走來的遊擊隊警戒部隊。

遊擊隊的領導人尹林平、梁鴻鈞、王作堯、曾生等都在等待著成功脫險歸來的文化界人士。

其中不知是誰遙望南邊九龍半島重重山巒,高呼:再會吧,香港!

鄒韜奮忘記了第一天上路就扭傷了腳的疼痛,激動地邊走邊說:到家了,我們到家了!

還有的人高唱【遊擊隊之歌】和【我們在太行山上】。

此後,一批批文化人士接踵而至。

到1942年1月底,先後到達寶安遊擊區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達300余人。以及幹部、學生、工人,人數達到千人之眾。

平時寂靜的山溝變得十分熱鬧,文化人們自稱是文化遊擊隊。

4、走水路的何香凝、柳亞子

大部份人士是偷渡九龍,然後經陸路轉移到東江遊擊區的。

但還有一部份人,因在香港時間久、接觸面廣,走陸路容易暴露,黨組織便決定由水路營救他們脫險。

何香凝女士和柳亞子先生就是其中代表,而且他們年老體弱,不能走陸路。

水路有兩條。

一條是從香港乘漁船,經長洲島到遊擊隊控制的大鵬灣、葵湧一帶或海陸豐沿海地區,然後登陸到遊擊區。

一條是乘漁船到澳門,再轉到廣州灣湛江市、台山到桂林。

走水路的,大多首先在由黨組織掌握的位於上環幹諾道的大中華酒店集中,然後乘遊擊隊控制的船只,經長洲島過伶仃洋到澳門。

澳門當時屬葡萄牙統治,葡萄牙在戰中屬於中立國家。

何香凝和柳亞子兩位先生是最先經海路離開香港的。

在香港負責營救的潘柱將他們從羅便臣道住處首先轉移到鴨街(永勝街)海陸豐會館,又將他們轉送至銅鑼灣避風塘的船上。

1942年1 月初,在交通員謝一超護送下,何香凝帶著廖承誌夫人經普椿和兩個孫子,柳亞子帶著女兒柳無垢,乘船先到長洲島,然後換乘一艘拆掉機器的機帆船。

由於船行速度緩慢,在海上整整飄泊了七天七夜,才在東江遊擊隊海上巡邏船的幫助下到達海豐。

這麽長時間在海上的驚險的飄泊,兩位老人備嘗苦頭。

到達海豐後,在馬宮港靠岸。靠岸後,何香凝隨即被人給認出。

何香凝幹脆向國民黨海豐駐軍提出保護。 何香凝是國民黨元老,還是中央委員,駐軍自然不敢怠慢,安排她住進公館內。

何香凝在海豐積極宣傳抗戰,鼓動民眾參加抗日運動,引起海豐國民黨當局的不安,當局匆忙決定將何香凝先生送往韶關。

柳亞子

何香凝是國民黨元老,而柳亞子的處境更危險,他是國民黨當局追捕的人士。

柳亞子和女兒柳無垢上岸後,住在馬宮的新村,並數次變換隱蔽地點。

1942年3月初,在海豐地下黨組織護送下,經過一個月,才到達韶關和先期到達的何香凝會合。他們隨即北上衡陽,轉車赴桂林。

5、向抗戰大後方進一步轉移

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了解到大部份人士已脫離虎口進入東江遊擊區時,即去電方方同誌,告其處理方法:一些去浙江,經滬到蘇北;一些去桂林,一些來渝。

1942年3月17日,周恩來又電示方方和張文彬:去上海的人數應減少到最低限度。

中共南方局籌集了20萬元經費,分別匯給東江和桂林方面使用。

張文彬將東江遊擊隊進行了整編。原第三、第五大隊和獨立大隊,統一組成了「東江人民抗日遊擊總隊」。

梁鴻鈞為總隊長,尹林平為政治委員,王作堯為副總隊長兼參謀長並兼第五大隊大隊長,曾生為副總隊長兼第三大隊大隊長,楊康華為副政治委員兼政治主任,李東明為副主任。總隊下轄第三大隊、第五大隊、惠陽大隊、寶安大隊和港九大隊。

茅盾

最早離開寶安遊擊區的是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沚、胡仲持、葉以群和廖沫沙。

他們在遊擊隊武裝護送下向惠州轉移。白天休息,晚上走路,避開大路,翻山越嶺,歷盡艱險,終於到達惠寶邊惠陽大隊駐地田心村。

1942年2月3日、6日,日軍再次占領了傳羅、惠州。前進的道路被堵塞了。 茅盾等人只好留在這裏隱蔽起來。

由陸路東線轉移的張友漁、沈誌遠、戈寶權、韓幽桐、胡風、宋之德等也到達這裏。

大家一起在這裏滯留了約一個星期。日軍在傳羅、惠州搶掠後退走了。大家才在惠陽大隊短槍隊的護送下,到達惠陽縣淡水附近的茶園。

1942年2月14日,除夕,茅盾一行20 余人,在惠州區委書記藍造的帶領下起程。

途中,經過一座小石橋時,茅盾夫人孔德沚不慎掉到了河裏,幸好橋不高,河裏只有水草和爛泥,沒有跌傷,只滾了一身泥巴。

下半夜1點多,茅盾等到達了惠州。

1942年2月17 日,這批文化人士在交通員的護送下乘船從惠州到了老隆。到老隆後,由連貫負責將他們轉送韶關。然後,轉移到桂林和重慶。

鄒韜奮

最後一批離開遊擊區的是鄒韜奮。

鄒韜奮本來也想和茅盾等人第一批離開的,但考慮到國民黨頑固派對他十分仇視,就讓他暫時留下來,等待選擇好進入大後方的安全地點後再走。

直到1942年4月下旬,鄒韜奮才離開遊擊區到達老隆。

國民黨密令各地特務機關嚴密偵察鄒韜奮的行蹤,一經發現,就地懲辦。

在老隆負責的連貫,接到了周恩來的急電,將鄒韜奮送往梅縣畬坑鄉江頭村陳啟昌家裏隱蔽。

鄒韜奮隨後在江頭村隱蔽了半年。

後來,喬冠華通知,安排鄒韜奮離開廣東梅縣,經上海轉移到蘇北新四軍去。經韶關乘火車到株州淥口,改乘船往長沙、漢口,東下上海轉蘇北。

1942年11月,在地下黨的安排下,鄒韜奮在南通渡過長江,進入了蘇北解放區。

6、有人叛變了

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郭潛叛變了。

郭潛被國民黨逮捕後,隨即叛變。 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等人因此相繼被捕。

1942年5月30 日,廖承誌被捕。

連貫接到指示後,將接送脫險人士的任務交待給鄭展,然後離開了老隆。

周恩來得知廖承誌被捕後,於1942年6月8日致電南方工作委員會書記方方:南委同江西、粵北黨組織斷絕一切往來,負責同誌立即分散隱蔽。南委同廖承誌和從香港歸來的一切公開關系完全斷絕。為避免擴大波及圈,周恩來指示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立即斬斷一切上層的公開關系。

可是周恩來的電報指示並沒有被南委書記方方接到。

在此期間,南委副書記張文彬於1942年 6月6日在南委機關所在地大埔高陂鎮被捕。

不久,蔣介石電令余漢謀逮捕喬冠華。所幸的是,蔣介石的這封電報被同情中共的機要員壓了下來,並報告了余漢謀的參謀長趙一肩。趙一肩是喬冠華的同學兼好友。他立即將這一情況告訴了喬冠華。喬冠華聽後大驚,立即化裝離開韶關到桂林,後轉重慶。

南方黨組織出現了問題,先後有幾位組織領導脫險人士轉移的重要指揮人被捕或撤離,這對尚未離開粵北地區的少數文化人士的轉移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

在周恩來的及時處置下,損失已經降到最低。轉移工作也在慢慢恢復,進而重新開機。

從香港淪陷後展開的大規模的秘密營救文化界和愛國民主人士的活動,終於在9個月後圓滿結束。

被營救者連其家屬回到大後方的共計800余人。

其中著名人士300余人,除前文已經提到過的外,還有於毅夫、劉清揚等民主人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港特派員陳策、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夫人上官賢德、電影明星胡蝶等。同時還營救了英美等國籍的友人近百人。

後來,曾生在回憶錄中說:在黨中央、周恩來同誌的指揮下,這場秘密大營救可以說是歷史的奇觀,體現了黨和部隊與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連的親密關系,對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國內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我們部隊也是一次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