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個悲痛的日子，敬愛的周總理在這一天與世長辭。
周總理的秘書整理他辦公室的遺物時發現了一份手令，那雄健飄逸的字跡一看就是出自毛主席之手。
秘書心中一楞，這份手令為原件，按規定應該轉給相關部門，至少也應由檔案部門妥善保管。但看完內容後，在場的人止不住地落淚。
周總理與毛主席有幾十年的革命友誼。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正是周總理全力舉薦毛主席，才讓他恢復對紅軍的指揮。
毛主席不負眾望，指揮紅軍四渡赤水跳出敵人包圍圈，完成了他軍事生涯中最得意的作品。以後的種種事情，也都證明了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和雄才偉略。
因此，周總理對毛主席敬重有加，對他的命令始終堅決貫徹。但這一次周總理為何要扣下毛主席的命令呢？其實，這個命令與鄧穎超有關。
毛主席和周總理
1974年，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第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決定由鄧穎超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周總理特意趕往長沙向毛主席匯報了會議情況，毛主席專門寫了一個手令，表示自己同意對鄧穎超的職務安排。
國家領導崗位的安排，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毛主席這份指示無疑是當時的最高指示，無比重要。
但周總理回來以後只傳達了其他事項，而將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鎖進了辦公桌裏，未告知任何人。最後，由於他提出反對意見，鄧穎超也沒當上人大副委員長。
周總理為何要這麽做呢？其實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政務院總理，有「組閣」的權力，中央政府各部門領導名單要先由他提名，再由中央討論確認。
當時就有不少黨內外人士提出鄧穎超應到中央政府擔任部長級領導職務。一天，張治中找到周總理說：「周公呀，人人都誇你辦事周到，量才適用鄧穎超同誌當個部長才能讓人心悅誠服呀！」
對於掌握「組閣」大權的周總理來說，安排一個部長職務不是難事。在當時的4個副總理、21個政委委員、109個正副部長中，周總理拿出一半崗位由民主人士擔任。比如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長、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擔任衛生部長、李書誠擔任農業部長。
不過周總理並不打算安排鄧穎超擔任政府職務，耐心向張治中解釋了一番。
一些黨內人士也提出過同樣的建議，尤其是彭幹臣的妻子江鮮雲。彭幹臣是黃埔一期學生，大革命時期是周總理的得力助手，在上海開展隱蔽工作時兩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可惜彭幹臣在1935年犧牲了，解放後江鮮雲到北京看望兒子，鄧穎超知道後特意將她接到家中做客。在交談中，江鮮雲也惋惜地對周總理說：「鄧大姐身體很好，水平又高，咱們提倡男女平等，為什麽不將大姐安排到政府裏擔任一項工作呢？」
不料周總理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
周總理為何始終不讓鄧穎超到中央政府裏任職，是她的資歷或者能力不夠嗎？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鄧穎超的革命歷程：
周總理與鄧穎超
鄧穎超畢業於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這是一所五年制學校，一年預科四年本科。她15歲時便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畢業後投身解放婦女運動。
1925年3月，鄧穎超便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屬於入黨時間較早的「老資格」，她同時還擔任著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等職務。
「五卅慘案」發生後，天津成立了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天津各界聯合會，鄧穎超當選主席團主席。該會領導著幾百個群眾團體，40余萬群眾。
為了響應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號召，鄧穎超等人在南開操場組織了10萬余人的國民大會，追悼在「五卅慘案」中的死難同胞，譴責帝國主義暴行。
當年鄧穎超才21歲，便展現出卓越的組織才能和不俗的演講才能，成為婦女運動的傑出領袖。也正因此，她遭到了敵人憎恨，被公開通緝。為了保護她的安全，組織派她南下廣州工作。
在廣州，鄧穎超與周總理結為夫妻，此後終生相守。
周總理和鄧穎超的結婚照
1926年的國民黨二大，選出了60名中央執委和候補執委，其中有10人是共產黨員，包括李大釗、毛澤東、鄧穎超等人。她還兼任著婦女部秘書，當時的部長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
宋慶齡對這一時期的鄧穎超極為敬佩，抗戰時期她曾在報紙上刊文稱：「她（鄧穎超）是1925年到1927年時期一位活躍的領袖。」
「四一二」政變後，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當時的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極度危險。鄧穎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仍堅持在上海從事隱蔽工作，這期間她擔任過中央婦委書記兼任中央直屬支部書記。
直到顧順章叛變後，鄧穎超才隨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位於江西的中央蘇區工作。期間她經歷過五次反「圍剿」戰鬥，還參加了中央工作，擔任中央局秘書長。
鄧穎超還是參加長征的30名女幹部之一，當時她患著肺病，身體虛弱，不僅要戰勝疾病，還面臨著饑餓以及敵人的襲擊。完全是憑著堅定的信念，才走到陜北。
抗戰爆發後，國共開啟第二次合作。鄧穎超跟隨周恩來先後到武漢和重慶從事統戰工作，在保護兒童和婦女以及發動婦女參加抗戰等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貢獻。
抗戰時期曾與鄧穎超共事過的宋美齡上世紀80年代曾給她來信稱：
回憶前在重慶抗戰時期，曾與大姐孔夫人數度與先生（鄧穎超）聚首交談，征詢先生對當時抗戰問題及國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認為先生認解超群，娓娓道來，理解精透，實我當時女界有數人才。
解放戰爭期間，鄧穎超代理過中央婦委書記。一直到1949年1月，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會正式成立，蔡暢擔任主任，鄧穎超擔任副主任。
鄧穎超幾乎參與過黨歷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不論是從學識、才幹還是資歷來看，完全能夠勝任部級職務。她唯一的缺憾是缺乏政府工作經歷，但這並非她能力不夠。
其一，從歷史視角看，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強調的都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鄧穎超等人雖然參加革命工作，追求男女平等，但幾千年前的思想禁錮一時間難以完全打破。
其二，從現實視角看，革命形勢下環境復雜而又危險，一些工作確實不適合女性做。縱觀那個時代，女性大多從事婦女、宣傳和後勤工作。鄧穎超也是如此，即便很有才幹，但也難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其三，從家庭視角看，作為一個傳統婦女，必須要兼顧家庭，工作上勢必要有所取舍。加上周總理光芒太過耀眼，為了避嫌，鄧穎超甘當配角，沒有突出表現自己。
長征到達陜北時的照片
解放後，組織安排鄧穎超擔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這是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雖然級別很高，但並不是行政機關。就連這個職務，周總理也不想讓她幹。
80年代周總理的弟弟周同宇一家到北京看望鄧穎超，鄧穎超對晚輩們說：「你們沒有沾到伯伯的光，是不是覺得委屈？我作為他的妻子，他也是一直壓著我的。解放初，政務委員，人家要我上，他不讓。組織上安排我在婦聯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
至於為何不願肯讓鄧穎超擔任高級職務，後來江鮮雲的回憶文章中描述過周總理告訴她的話：
我是政府總理，如果小超再擔任政府的一個部長。那麽，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說的話當成我說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政府關系就都到一起去了。這就不利於我們黨的事業，不利於我們的工作。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周總理私自扣下了毛主席同意鄧穎超擔任人大副委員長的親筆指示。否則有了這份指示，他就不好再出面反對了。
整理周總理遺物現場的人對很熟悉他，他們知道總理嚴於律己，也嚴格要求親人，但萬萬沒有想到會一以貫之地嚴格到這種程度，情不自禁地為失去這樣一個偉大的總理而悲痛落淚。
對於周總理近乎苛刻的安排，鄧穎超毫無怨言。她非常理解丈夫的苦衷和用意，還與他簽訂了君子協定，兩人以後絕不在一個部門工作。從新中國成立到周總理去世，鄧穎超始終在婦聯副主席的崗位上。
周總理不僅嚴格限制鄧穎超的職務，還盯著她的薪資待遇。
1938年周總理和鄧穎超在武漢
解放後，幹部由供給制改為薪資制，確定級別和薪資主要考慮兩個因素：級別、資歷。
當時正部級定為行政三級薪資，鄧穎超為副部級，資歷又老，按理最低也可定為四級。鄧穎超知道周總理的作風，主動要求降一級，定為五級。
跟了周總理20多年的秘書何謙向他匯報定級情況，周總理隨口問道：「你的薪資批定的是幾級？」
何謙高興地回答說：「中組部批的是行政12級。」
周總理又問：「那麽李銀橋（毛主席的警衛）呢？」
何謙回答說：「行政13級。」
因為何謙比李銀橋早2年參加革命，比他高一級是正常的。但周總理認為這樣不好，帶著何謙去了鄧穎超那兒。
他拿著中央審定鄧穎超的薪資為行政5級的批復件說：「小超呀，你最近身體不好，上班時間也不正常，現在中央批準你拿行政5級薪資，我看你拿6級就夠了。」
鄧穎超掃了周總理一眼，從眼神中便察覺了他的想法，毫不猶豫地說：「你的意思我照辦，咱們打個報告上去，再降一級吧。」
有了鄧穎超垂範，周總理轉身便對何謙說：「我看你是不是也打個報告上去，主動降一級，跟李銀橋一樣好嗎？」
有鄧大姐率先做了榜樣，何謙自然對周總理的安排心悅誠服，也主動申請降低了一級。
1947年在延安
周總理對自己的妻子如此嚴格，對其他親人更是如此。
周總理出身於一個大家庭，親戚眾多。由於中國人傳統的親幫親觀念，總理早就預料到親戚們要來找他安排工作，但這是組織不允許的。所以他給晚輩們訂下10條家規，其中最重要一條便是：在任何場合不能說出與他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
1939年，周總理曾回鄉祭祖，期間認姑表侄兒王戍為義子，並囑咐他要獨立生活，堅持學習。
期間兩人未再見面，抗戰勝利那年王戍考上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參加了解放軍南下服務團，後調到福建高級工業學校工作。他曾多次寫信給周總理，但總理一直未回。
後來周總理遇到來北京開會的老表王貺甫，請他轉告王戍：「來信都收到了，為不妨礙他進步，所以沒有回信。希望他在現職崗位上努力為人們服務。」
王戍始終牢記家規，在福建工作多年，直到1978年有關部門請他回憶1939年周總理回紹興的情況，人們才知道他與周總理的關系。
周總理的大弟弟周恩溥犧牲後，妻子王蘭芳帶著獨子周榮慶艱難生活。解放後，周總理鼓勵王蘭芳去基層學習勞動技能，於是她帶著兒子來到焦作鋼鐵廠，後來周榮慶也成了鋼鐵廠的工人。
周榮慶談了一個物件叫晉菊清，兩人快要結婚時女方才意外得知周榮慶的身份，她認為自己是農民家庭高攀不上，心裏打起退堂鼓。周榮慶解釋說：「大伯是大伯，我是我，他不讓我們說這層關系，我也是個普通人。」
這樣兩人才最終結婚，周榮慶一家始終過著平凡的生活，再困難也未向政府伸手。一家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退休的晉菊清還去找了一份看管自由車的工作。
1955年與弟弟周同宇一家
周總理不僅沒有關照過侄子輩，反而像對鄧穎超那樣始終壓著他們。
侄女周秉建在內蒙插隊時參了軍，一次她去看伯伯，周總理知道情況後勸她脫掉軍裝繼續回去當牧民，此後周秉建便紮根大草原。
周秉德參加工作不久便被從農村小學調到區委機關，周總理聞訊後立即問她：「是不是因為我的身份而照顧你進城的？」周秉德回答說：「是區委搞運動需要黨員，小學裏黨員很少，無人可抽才調了我。」
周總理聽完說：「那沒辦法了，我不能幹涉你們基層的工作，但你還是多在基層鍛煉為好。」周秉德牢記教導，後來選擇跟丈夫去貴州的山溝裏工作。
周總理的表妹王逸鷗是浙江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後分配到湖州工作，因嫌工作艱苦便擅自跑到北京向周總理求助。不料反被總理批評一頓，認為這是「嚴重的錯誤行為」，要她進行檢討。
王逸鷗回單位後檢討了三次才透過，後來她與丈夫從東北調到北京，再也不敢告訴周總理。直到1956年查出肺癌，周總理趕到醫院去看望她，總理離開後不久她便病逝了。總理聞訊悲痛不已。
周總理的侄子輩中沒有高級幹部也沒有商業大賈，大多在基層工作：有煉鋼工人、機械工人、解放軍戰士、內蒙牧民等。直到1988年周秉德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全國第九屆政協大會，這是周家後人們最高的榮譽了，而此時周總理已經逝世12年了。
1960年在密雲水庫
周總理的家風就是要後人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實實當一名普通老百姓，不搞特殊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正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情感服從於國家利益，所以他才對親人表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曾說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會影響一大片。」
他作為開國總理，深刻認識到自己的職責和歷史定位，既要為下屬們帶好頭，也要為後人樹立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