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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動後工人運動，雖然陷入低潮，但以廣東為中心的革命形勢仍然迅猛發展。
1926年初，國民革命軍取得了東征和南征的勝利，廣東革命根據地實作了統一。3月李宗仁等宣布廣西省政府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廣西軍隊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實作了兩廣統一。
同時，湖南軍閥趙恒惕部下唐生智也表示願意投向國民政府，5月該部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任軍長。國民革命軍原來6個軍8萬多人，擴大為8個軍10余萬人。
這就為北伐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與此同時，廣州國民政府轄境工農運動進一步發展，大批革命青年蜂擁來到廣州，全國人民擁護廣州國民政府，為北伐的成功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條件。
1、北伐的背景
與南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方局勢越來越惡化。
1926年1月直奉皖系軍閥建立「反赤聯盟」，北京政府走向全面反動。3月18日在中共北京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領導下，5000余名愛國民眾舉行反帝大示威，反對北京執政府的反動政策。
段祺瑞執政府實行武裝鎮壓，制造了近50人死亡，200余人受傷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血腥屠殺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4月9日駐北京的國民軍趕走段祺瑞，推翻執政府。直奉聯軍迅速殺向北京，國民軍撤往綏遠。
北京政府為直奉軍閥控制，北方出現更加反動的局面，工農運動受到更加殘酷的摧殘。這一情況表明，只有南方的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才能徹底鏟除軍閥的黑暗統治。
當時直系軍閥吳佩孚控制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和河北保定地區，有軍隊約20萬人；從直系分化出來的孫傳芳控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兵力20萬左右；奉系軍閥張作霖盤踞在東三省和熱河、察哈爾、京津地區，擁有30余萬兵力。他們總兵力有70多萬。
從表面上看國民革命軍處於絕對劣勢。但國民革命軍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有工農運動的有力配合，士氣旺盛，有銳不可當之勢。而各路軍閥都早已被人民所唾棄，他們之間勾心鬥角。國民革命軍依靠民眾的支持，完全有能力各個擊破。
當時國共兩黨盡管有原則分歧，兩黨關系潛伏著嚴重危機，但對是否舉行北伐問題，兩黨態度完全一致，都堅決主張北伐。
早在當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就指出，現在的局勢是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頭，在北方固然應集中一切革命勢力抵禦帝國主義的反攻：
「然而根本的解決，始終在於廣州革命政府北伐的勝利，才能使全國人民得著必需的保證，一以開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取得最後的解放」。
這次會議確定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會後中共全力投入工農運動的發動工作，積極為北伐做準備。國民黨從中央執委會到國民革命軍將士也積極要求北伐。
2、蘇聯反對北伐
在華的蘇聯顧問對北伐持積極支持的態度。早在1925年6月，廣州革命政府軍事總顧問加倫在廣州政府軍事會議上就提出北伐的計劃，他指出，在廣東準備工作就緒的情況下，1926年下半年將開始北伐。
鮑羅廷在1926年2月中旬，向布勃諾夫檢查團匯報時指出，北伐已「刻不容緩」。
布勃諾夫也認為北伐實際上已不成問題，華南的國民革命不能停滯不前，他已了解到北伐是各軍軍長已經決定下來的問題，而且北伐是全體官兵的堅強信念。
蘇聯駐華全權代表、蘇聯在華顧問團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總指揮加拉罕，對舉行北伐也完全贊同，並不斷向莫斯科發回關於北伐問題的報告。
但是莫斯科卻做出了與中國國共兩黨和蘇聯在華工作人員願望完全相反的決定。
1926年4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
「廣州不應提出占領新地區的目標，而在現階段應把註意力集中在內部事務上」。
但剛剛投向國民革命軍的唐生智趕走了湖南督辦趙恒惕，國民革命軍如果不出兵湖南，唐生智就難以在湖南立足，只能轉而投靠吳佩孚。因此加拉罕回電莫斯科，要求修改「廣州不應占領新目標」的決定。
4月15日，根據史達林的建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電令加拉罕要「不折不扣地執行」4月1日指示，「不允許有直接或間接違背中央指示的行為」。4月27日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決定，不允許廣州政府目前進行北伐。
5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做出決定：
「責成廣州的同誌保證執行政治局多次強調和堅決譴責的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
這次決定使蘇聯顧問團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3、蘇聯為何反對北伐？
聯共（布）之所以做出這樣的硬性決定，是出於上述「喘息政策」的需要。
蘇聯領導人制定「喘息政策」，首先考慮的是世界局勢。
1925年12月，英、法、德、意、比等國在倫敦簽訂了【洛迦諾公約】，德國保證德法和德貝邊界不受侵犯（英、意為保證國），而對東部邊界卻沒有承擔義務。
該約旨在拼湊有德國參加的反蘇集團，扶植德國，緩和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與此同時，世界革命走向低潮，在東方出現了英日等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反對蘇聯的趨勢。
「喘息政策」的核心是打破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反蘇，在東方緩和對日關系，離間英日；在西方拉法國，孤立英國。
該政策要求在新的革命形勢到來之前，對帝國主義暫不采取進攻的策略。
其次，在中國接連出現了不利情況，國民軍失敗，直奉軍閥結成聯盟，特別是中東鐵路又出現了新的棘手問題使蘇聯處於被動境地。
1926年1月，張作霖為報復郭松齡倒戈期間蘇方對郭部的支持，以哈長線停運為由逮捕中東鐵路總署局長伊凡諾夫。
為了防止張作霖，采取進一步行動並牢牢掌握住中東鐵路的實際部門，蘇聯決定暫時緩和與張作霖的關系，盡快地解決中東鐵路危機。
第三，蘇聯對廣州革命政府的力量估計不足，不相信北伐能取得勝利，怕出師不利反而把廣東遺失，認為「中國革命在歐亞新的革命浪潮到來之前，它不可能頂住帝國主義者的聯合進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革命和蘇維埃國家都需要喘息時間。
正是出於這些考慮，聯共（布）給加拉罕和蘇聯在華南的軍事顧問團下了死命令，不準北伐，甚至連對北伐做準備也不允許。
4、為何沒能擋住北伐？
為說服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再次來華作常駐代表。
維經斯基於1926年4月到達北京，中共黨組織表示要堅定不移進行北伐。
維經斯基隨即轉赴上海做中共中央的工作，主持成立了以他為主席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並以遠東局的名義，多次召開會議，說服中共領導人放棄立即進行北伐的主張。
陳獨秀和中共其他與會同誌最初並不接受維經斯基的建議，決定由陳獨秀以個人名義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說明在中共中央內部一致主張進行北伐。
維經斯基與陳獨秀進行長時間交談，反復向他闡明共產國際的方針，終於說服陳獨秀撰寫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在7月7日出版的【精靈】周刊發表，文章說北伐時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
但是，正當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對國共兩黨貫徹「喘息政策」的時候，吳佩孚卻容不得革命有「喘息」的機會。
從5月開始向他的「叛將」唐生智，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發起進攻，唐生智被迫退往衡陽。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葉挺獨立團作為先頭部隊，北上援助唐生智。
葉挺是中共黨員，獨立團共產黨員最多，在整個國民革命軍中戰鬥力最強。6月初獨立團在安仁擊退直系部隊，乘勝占領攸縣。
第七軍一部也協助第八軍在衡陽一帶擊退直系部隊的進攻。這次援湘之戰實際上已經拉開北伐戰爭的序幕。
北伐軍初戰告捷，大大鼓舞了國民革命軍的士氣，大多數將領一致要求乘勝北伐。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止國民革命軍揮師北進了。
5、大權獨攬的蔣介石
在廣州革命政府軍政領導人中蔣介石力主北伐，藉以獨攬軍權，並可以此將自己樹立為孫中山遺誌的繼承人。
鮑羅廷要貫徹聯共（布）中央的指示，首先必須說服蔣介石放棄北伐。
1926年5月1日，他與蔣介石進行長達四小時的談話，對北伐多有爭執，「蔣介石堅持己見，爭論仍然以鮑羅廷的妥協告終」。這就祛除了蔣介石前進的障礙。
北伐軍總司令的人選問題遂進入北伐議題。
蔣介石與鮑羅廷商量總司令的人選，鮑羅廷力勸蔣介石出任，並稱：
「如蔣不出任，他將辭去總顧問一職。」
6月4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29日國民黨中央總部同意蔣介石要求，賦予總司令部監督、檢查、支配宣傳、印刷、運輸機關，指導農會、工會、商會、學生會等各團體。
蔣介石還制訂了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國民政府陸、海、空各軍統歸總司令統轄；總司令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出征後為戰事狀態，國民政府軍民財政各機關均受總司令指揮，秉其意誌，辦理各事。
因張靜江以足疾辭職，7月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補選蔣介石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這樣，蔣介石趕在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之前，不僅獨攬軍權，而且抓去重要黨權，建立起了他個人的軍事獨裁統治體制。
7月9日廣州革命政府舉行北伐總司令就職和北伐誓師大典，表示北伐正式開始。7月27日蔣介石帶領總部一部份人員和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赴韶關，指揮前方作戰。
6、加倫對北伐的意義
加倫在蘇俄內戰、反外國武裝幹涉期間，立下了赫赫戰功，曾任遠東共和國陸軍部長兼人民革命軍總司令，他1924年10月來華後，幫助廣州政府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改組軍隊，於1925年7月回國。
北伐開始後，應蔣介石的強烈要求，加倫於1926年5月30日再次來到廣州，繼續出任軍事總顧問。
他(在軍事方面)與鮑羅廷（在政治方面）對北伐的勝利進軍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北伐開始之前，加倫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做出了重要貢獻。國共合作成立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廣東根據地處於危險之中，不僅隨時可能受到來自陳炯明的外部進攻，還受到潛伏在根據地內的買辦勢力和封建軍閥舉行叛亂的嚴重威脅。
加拉罕問加倫怎樣才能長期保有廣東根據地？
加倫明確地回答：
光靠工農運動和進步商人的力量控制廣東希望很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軍隊是掌握廣東命運的基礎和決定力量」。
據此，他向蘇聯政府提出廣州所需要的武器和其他軍事物資的清單，並得到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完全支持。
此後蘇聯軍事專家和武器彈藥源源不斷地來到了廣州，形成了以黃埔軍校為骨幹的革命軍事力量。
在攻打陳炯明和平息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中，加倫與廖仲愷、譚平山密切合作，形成三人領導來集體，不只是對軍事問題做出正確決策，還指導廣州政府的政治活動，特別是在平息楊希閔、劉震寰的作戰中，他制定了精確的作戰計劃，還被推舉為統帥，實際指揮了戰鬥，使廣東根據地轉危為安。
加倫透過他的軍事才幹和善於同中國將領打交道的特點，受到國民革命軍將士的尊敬，特別是深得蔣介石的信任，與蔣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對他擬定的作戰方案，蔣介石大都依計而行，這是使缺乏實戰經驗的蔣介石減少失誤，保證北伐的勝利進軍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加倫第二次來到廣州時，正是蘇聯命令蘇聯在華顧問貫徹「喘息政策」期間。
但他比任何俄國人都明白，北伐已勢不可免；而當時可以指揮北伐的只有蔣介石。他決心與蔣介石合作，勝利完成這次進軍。
盡管北伐是在蘇聯「喘息政策」期間，蘇聯領導人並沒有中斷或減少對廣東政府的軍事援助。因為國民軍的失敗使蘇聯領導人更重視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存在和鞏固。而加倫的努力，使蘇聯軍事援助及時到位，這對北伐的勝利進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7、從「喘息政策」到「蔣汪合作」
蔣介石與加倫到韶關時，北伐先遣軍——駐湘南唐生智的國民革命軍第8軍已於7月11日占領長沙。蔣介石一行急赴長沙。
8月5日蔣介石與加倫、行營參謀長白崇禧擬定下一步作戰方案。
「加倫顧慮到武昌時會遇到帝國主義的阻礙，主張多加兵力，先攻武漢，對江西暫取守勢，蔣介石贊成加倫的意見。」
8月12日，蔣介石在長沙主持召開有加倫、白崇禧、唐生智等20余人的軍事會議，會議決定按加倫方案進行。集中兵力攻取武漢就是直搗吳佩孚的老巢，是北伐軍事行動的重大決策。
恰巧，就在8月5日加倫確定直取武漢方案的當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北伐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
該政治局建議（聯共〈布〉中央）中國委員會：
重新審議所謂北伐問題，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責成鮑羅廷、加倫和維經斯基向政治局，送出盡可能準確的與北伐有關的廣州政府軍事、政治方面的情況報告，並請國民黨中央闡明在所謂北伐問題上的動機和想法。
所謂「重新審議」北伐，就是取消不許北伐的「喘息政策」，代之以支持北伐和實行「蔣汪合作」的方針。
8月9日，鮑羅廷與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委員會在廣州晤談，討論北伐前景和對待蔣介石的政策和策略問題。
顯然這次晤談，是為了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供北伐後廣東政府所面臨新的政治、軍事情況，以便為政策轉變提供根據。
在中山艦事件以後：
一方面蔣介石極力發展個人軍事獨裁勢力，集黨政軍權於一身，打擊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力量，縱容各地反動勢力，摧殘工農運動，引起中共、國民黨左派和工農大眾的強烈不滿；
另一方面蔣介石極力排除異己，專橫跋扈的軍閥作風也引起了國民革命軍將領的反感。
這時國民黨中央和一些地區領導人提出迎接告假赴歐洲「養病」的汪精衛回國復職，對蔣介石的權力予以制衡，並鞏固同共產黨合作的強烈要求。
8、鮑羅廷的「失誤」
與此同時，湖南出現了一顆新星——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
唐生智的軍隊比較能打仗，又有中國共產黨發動起來的工農大眾的支持，在攻取長沙的作戰中立下頭功，他於7月25日就任湖南省省長兼任軍事廳長。
他目睹工農群眾的巨大力量，表示支持省內工農運動，並邀請中共向第八軍派遣政工幹部，迅速得到國民黨左派和進步力量的擁護，成為在軍事上能夠替代蔣介石的人物。
事態如何發展，從蘇聯的角度將采取何種對策，成為鮑羅廷和共產國際在華代表討論的中心議題。
鮑羅廷對北伐形勢的認識是，軍事上吳佩孚註定要失敗，北伐軍一定會勝利。但在政治上，蔣介石註定要滅亡。
原因是，三二〇事件（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統帥的國民革命軍，已經不是與人民大眾聯系在一起的革命軍隊，而是掛著政治招牌的純軍事組織。也就是說北伐軍與軍閥軍隊本質上是一樣的。但他當時卻不能制止蔣介石北伐，那樣做就表示他站在反對北伐的汪精衛一邊。
而「在‘三二〇事件’（中山艦事件）以後，來自左派和共產黨人的任何明確的和激烈的反蔣立場都會意味著‘三二○事件’在更大範圍內重演」。
表明他當時支持北伐是不得已的。
但鮑羅廷認為，當北伐軍拿下武漢情況就會改變。因為那時在北伐軍各個派系中間必然發生摩擦，蔣介石沒有那麽多地盤供將領們分配，控制不了局面。
他如果回師廣州，就意味著北伐失敗，蔣介石同樣在政治上走投無路。
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設計出「以汪制蔣」的策略。
同時，鮑羅廷提出一個關鍵問題：
讓蔣介石下台，並逐步解除威脅國民黨左派的那些部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武裝。但是其方法卻是南轅北轍。
在當時的情況下讓蔣介石下台並解除其控制的部隊的武裝，只有在以中共為代表的真正左派握有足夠強大的革命軍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決不是僅僅透過革命的政治綱領所能辦到的。
但從國共合作成立以來，鮑羅廷秉承聯共（布）中央的旨意，從來沒有讓中共組織武裝力量。三二〇事件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中共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
這時要恢復3月20日以前的局面只有走武裝工農的道路，而當時湖南迅猛發展的工農運動已經為中共組建革命軍隊提供了充足的條件，僅在長沙市中共湖南區委就組織起1000余人的工人保安隊並控制了市區，使北伐先遣軍兵不血刃就進了長沙城。
如果當時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允許中共發展武裝力量，在湘粵工農運動發達地區，可以說工農武裝呼之即出。
鮑羅廷和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等人，已經意識到蔣介石可能會給國民革命帶來的危害，但仍然堅持讓中共充當國民黨的「忠誠奴仆」角色的一貫方針，既不讓中共爭取革命領導權，更不準中共發展自己的工農武裝力量，想透過一些左的決議趕蔣介石下台，恢復3月20日以前的局面，只能是紙上談兵。
因此一周後，鮑羅廷經過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領導人的協商，改變了主意，將「以汪制蔣」的策略改變為「蔣汪合作」的方針。
8月16日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舉行會議，遠東局成員維經斯基、拉菲斯、福京全部出席。
會議正式宣布莫斯科支持北伐。鮑羅廷說，我們支持北伐，甚至要廣泛宣傳北伐；同時對北伐持批評態度，以陳獨秀【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為口徑，統一共產黨人的思想和行動，不給國民黨造成中共反對北伐的印象。
在對待蔣介石的方針方面，鮑羅廷認為：
「不排除汪精衛和蔣介石合作的可能性，大致這樣來分配角色：汪精衛負責國家管理，而蔣介石是軍隊領袖」；「蔣介石在看到自己面臨不可避免的政治失敗時，是能夠向左轉的，並指望得到我們的支持」。
這次會議基本上定下了「蔣汪合作」的框架，經莫斯科批準後，便成為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在華代表對華工作的指導方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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