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對話】
編者按
歐洲中世紀在歷史上經常被視為「迷信與蠻荒」的時代，這一狀況到19世紀逐漸有所改觀。無論是大規模的中世紀史料整理編纂，還是「12世紀文藝復興」尤其是「中世紀盛期」這一概念的提出，都促使西方學界開始重新理解中世紀盛期在整個歐洲歷史開發中的地位。如何客觀認識中世紀盛期歐洲歷史發展軌跡？本刊邀請三位學者結合各自的研究領域，探討中世紀盛期概念的產生和演變、經濟活動和思想文化的具體表現以及研究過程中需要註意的問題，以期助益於對相關問題的認識。
與談人：
李騰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
藺誌強 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董子雲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主持人：
光明日報記者 周曉菲
１.「中世紀盛期」概念的產生和演變
主持人：歷史分期問題一直是史學研究的焦點，引發學術爭論，歐洲中世紀盛期的歷史分期也是如此。請各位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從學術史的角度談談「中世紀盛期」概念的產生、演變與發展。
李騰：「中世紀盛期」這種歷史分期與「12世紀文藝復興」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法國學者安東·安培和埃米爾·格巴爾等在19世紀中期率先使用和闡釋「12世紀文藝復興」的概念，認為法國在11世紀末就出現了一次席卷整個西歐的「真正的文藝復興」。相較而言，德語學界一直到20世紀中期都對「12世紀文藝復興」概念較為漠視，因其更強調法國的文化成就，這與當時德語學界的民族主義傾向相悖。
在德語學界，「中世紀盛期」一詞主要描繪從10世紀初一直到13世紀中期，亦即從中古德意誌帝國奠基時代到大空位時期。在德國民族主義史學脈絡中，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帝國時代」。這種歷史分期與19世紀以來的史料編撰，特別是德意誌文獻整合息息相關。在1819年建立的德意誌古史研究會的口號是「神聖的愛國之情賦予人靈魂」，其目的就是透過對德意誌古代和中世紀文獻的整理、校勘與研究，增強人們對中世紀德意誌帝國的理解與德意誌民族的認同感。
1932年，德國史學家卡爾·漢普出版【中世紀盛期：900-1250年的西方歷史】。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德國中世紀史學者之一，漢普的研究聚焦於蘇里安和施陶芬王朝，透過一系列精彩著作塑造了一般德國人認知的中世紀形象。比如，漢普一直將教權與帝權的鬥爭作為中世紀盛期德意誌歷史的主線，更將亨利四世的卡農莎之行與1198年施瓦本的菲利普和布倫瑞克的奧托都當選為國王的「雙重選舉」視為德意誌帝權衰落、帝國未能實作中央集權的重要轉折點，形成了影響深遠的研究範式。他的學生埃裏希·卡斯巴、帕西·恩斯特·施拉姆、格德·特倫巴哈和佛烈德利赫·貝特根等人也進一步繼承和拓展了其研究思路，使「中世紀盛期」的概念在德國學術界得到廣泛認同。可以說，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漢普及其學生們所描繪的中世紀盛期的德意誌帝國形象，仍然是德語區學生和學者關於這一段歷史認識的重要底色，德語學界以「中世紀盛期」為題的研究著作和論文也不勝列舉。
藺誌強：對於以英格蘭為主的英國來說，中世紀盛期的起始與終結點比較確定。1066年的諾曼征服不但開啟了一個血統長期傳承的王朝，而且引入以騎士役為標誌的封君封臣制度，開始了「封建制度的第一個百年」（史坦頓語）。14世紀中期，英法百年戰爭的爆發以及黑死病的侵襲，使得這一時期作為盛世的終結點看起來也很恰當。雖然晚近的研究越來越強調10-11世紀威塞克斯王朝和丹麥王朝時期的成就及其傳承，不過總體來看，將11世紀以來的三百年或「長三百年」視為中世紀盛期已得到廣泛認可。
英國的中世紀盛期概念與19世紀以來英國史學界的建構有很大的關系。隨著大英帝國在全世界的擴張，殖民者的優越感發展為某種意義上的民族優越論。在歷史長河中發掘帝國成功基因的使命，造就了名噪一時的輝格學派。以威廉·斯塔布斯的研究為代表，輝格史學由今及古，將英國的歷史發展書寫為貴族與王權不斷鬥爭，從而推動議會制度發展完善，進而使英國率先實作現代化的歷程。而11世紀以來的三百年被認為是奠基階段，因此得到大力推崇。
19世紀英國史學的這種宏大敘事與大規模「整理國故」相輔相成。但是此時整理與利用的主要是充滿偏見、錯漏乃至篡改的編年史，更能反映真實歷史圖景的檔案尚未得到重視。20世紀初，當數量龐大的中世紀政府行政、財政、司法檔案以及各種民間史料展現在學者和世人面前時，一方面中世紀豐富有序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得以進一步顯露，另一方面則是對中世紀盛期的輝格式解讀面臨崩塌。基於檔案的研究突破了諸多目的論式的浪漫想象，還原了一個展示時代自身邏輯的中世紀盛期。在回顧20世紀英國中世紀史學百年發展成就時，劍橋大學的霍爾特教授認為，到二戰結束時，曾經作為學界燈塔的斯塔布斯史學僅剩「若隱若現的微光」。舊的解釋已經被拋棄，但新的解釋尚未完全建立，仍有待學者們不斷探索。
董子雲：法語中，「上中世紀」和「下中世紀」分別指的是中世紀早期（5世紀晚期到10世紀）和中世紀晚期（14、15世紀），中間的那個時段（11—13世紀）稱「中世紀中期」，也被冠以「古典中世紀」之名。「中世紀中期」所指代的時間段基本與「中世紀盛期」相對應。
要理解和評價這一時期的法國歷史，就無法避開「12世紀文藝復興」這個概念。誠如李騰教授所言，「12世紀文藝復興」概念的出現緣起於法國。但在美國學者哈斯金斯出版【12世紀文藝復興】後，法國史學界才重新開始對之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法國學者如瑪麗-多明尼克·舍尼、莫裏斯·德·岡迪亞克以及雅各·韋爾熱等均肯定12世紀西歐思想文化的發展。勒高夫則將其表現概括為「城市與大商業的興起，君主制國家構建，經院哲學的發展以及大學的建立」。
不過，法國歷史學家更傾向於從各自角度出發劃分中世紀的歷史時段，因此並不受到「中世紀盛期」或「12世紀文藝復興」所限。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喬治·杜比的【大教堂時代】（1976），時間跨度為980年—1420年，其下又分為若幹個小的時段，劃分的依據是藝術與建築的時代特征。貝蘭出版社法國史叢書中【1180—1328年：卡佩王朝的黃金時代】卷的作者讓-凱瑞斯多夫·卡薩爾強調「長十三世紀」，1180年和1328年分別是腓力·奧古斯都即位和查理四世去世的年份。法國中世紀史學者弗洛瑞昂·馬澤爾新近主編的【中世紀新史】將中世紀分為「第一個中世紀」和「第二個中世紀」，以11世紀中葉以來的格裏高利改革為分界線。
２.中世紀盛期歐洲社會的發展變化
主持人：中世紀盛期作為一個重要的轉型時代，歐洲主要國家和地區在農業、城鎮、貿易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請各位學者分別談談其中的具體表現。
藺誌強：中世紀盛期英格蘭社會的轉型，在經濟方面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封建化，這種封建制度是指西歐式的基於封土制的封君封臣制度。盡管晚近學界對封土制與封臣制的有關學說進行大量修正，豐富了我們對中世紀盛期經濟圖景的認知，但【末日審判書】反映出諾曼征服後英格蘭土地的廣泛封土化仍是事實。地產在領主手中的經營方式多種多樣，但莊園仍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種經營模式。在此基礎上，封建經濟的大土地所有制與小生產相結合的特點也得到充分體現。莊園內的勞動協作催生了敞田制，反過來也推動了鄉村共同體的發展。此時農業技術的進步被學者稱為「農業革命」，三田制、共耕制、肥料與動力系統等方面的進步改變了中世紀農業、農村的形態，也改變著農民的生產、生活狀態。
城市在中世紀盛期的英格蘭蓬勃發展。城市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政治法律地位上的自治性和生產經營方面的非農性。因此，城市與封建制度的關系便成為一個長盛不衰的論題。很多學者認為它們是「封建汪洋中的資本主義島嶼」，還有學者認為它們是封建體系的有機組成部份。城市的自治地位多來自領主的認可，書寫在各種特許狀上。城市借此以一個固定租稅換取領主對城市內部經營管理的放手。
12世紀商人芬查爾的聖高德瑞克的發跡史，可以作為中世紀盛期英格蘭商品經濟興起的一個例證。這位起步於鄉村貨郎的商人，在極盛時擁有船隊往來不列顛尼亞諸島和北海周邊進行跨境貿易，其經營方式、內容和理念頗有現代氣息。
董子雲：在這一時期的法國，原本面積廣闊的森林不斷遭到砍伐，轉變為定居點和農業生產用地（以巴黎盆地最具代表性）。沿海和內陸的沼澤地帶得到系統性治理，變得適宜居住（如佛藍道爾海岸）。農業生產工具（如鐮刀、犁、軛等）不斷被改良，農業生產力大幅提升。
除了農業的發展外，法國也經歷了「公社運動」和早期城市化。11世紀後半葉起，康布雷、聖康坦、博韋等北方城市出現了公社。在南方，亞維農、尼姆、土魯斯等城市先後建立市政府。佛藍道爾則出現了如布魯日、根特、依普爾等重要的生產和貿易中心。這一時期興起的城市重視「自由」「特權」與「習慣」，透過集會處理城市事務。卡佩王朝總體上對城市公社運動持較為寬容的態度。不過，為了更好地控制城市，「法國好城」體系於13世紀末開始形成。「好城」通常擁有城墻和常設的司法機關，經濟上有較為顯赫的地位，並直接依附於國王。城鎮的崛起，使法國在這一時期經歷了顯著的城市化。13世紀初，巴黎僅有5萬左右的居民。到14世紀初，巴黎人口已激增至近20萬，遠超同時期的倫敦和佛羅倫斯。
就貿易而言，香檳集市頗具代表性。12世紀中葉起，在香檳與布裏伯爵亨利一世的推動下，特魯瓦和普羅萬等地共設立6座集市，統稱為「香檳集市」。德國銀礦的開采，佛藍道爾毛紡織業的發展，拜占庭奢侈品貿易以及領主的政治意圖等因素綜合起來，使得香檳地區一度成為歐洲的經濟貿易中心。與此同時，伴隨著長距離貿易、非現金交易和跨時貿易的開展，香檳集市也催生了若幹現代金融手段的雛形。不過，今天的法國學界傾向於認為，12世紀法國的「商業革命」更多的是對舊有貿易的「強化、多樣化與重組」。
李騰：這一時期整個西歐普遍開始了人口增長、鄉村發展與城市化行程，奧托王朝的「再造帝國」正是950年以來德國經濟發展的結果。帝國相當廣袤的地區被森林覆蓋，人們對這些「無主之地」進行砍伐，透過平整沼澤林地，擴大農田面積。到11世紀，隨著水力磨坊、馬蹄鐵與深耕犁的廣泛使用，農田耕作能力大幅提高，人口也有所增加。根據學者們的統計，在1056年前後德意誌帝國人口大約有500萬，而到1190年前後則增加到近800萬人。12世紀以來建立的若幹新村莊、城鎮，以及中歐東部定居點的擴張，都是德意誌帝國人口迅猛增長的明證。
過去討論中古德意誌的經濟成就主要聚焦於漢薩同盟的建立和發展。事實上，漢薩同盟得以建立，有賴於德意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商貿網路連線。由於帝國境內擁有豐富的河道系統，各類水運貿易一直非常繁榮，漢薩同盟也是由一些松散的城鎮行會聯盟逐漸演變而來。漢薩同盟將面向波羅的海的貿易體系和萊茵蘭貿易體系融為一體，最終推動了更深層次的政治一體化。
值得註意的是，當時的商貿重鎮多為教會諸侯的領地，城鎮中常常有商業精英組成各種行會，他們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武裝勢力，驅逐作為領主的主教。1073年，沃爾姆斯率先驅逐主教而實作自治。1288年科隆出現大規模沖突，主教被迫遷往波昂長達數百年。這座萊因河上最重要的主教城市獲得特許狀，享有帝國自由城市的地位，不再對其領主負責而成為直屬於皇帝的臣民。中世紀盛期的德意誌帝國有許多城鎮獲得皇帝的特許狀，而這是其領主所無法撤銷的。
主持人：除了上述經濟活動的表現外，這一時期歐洲在政治制度、國家建構、思想文化等方面出現哪些新變化呢？
藺誌強：就英國中世紀盛期而言，其一，英吉利民族的主要構成元素已經集齊，社會得以穩定下來。羅馬撤離之後不列顛尼亞人與入侵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完成第一波融合，9世紀以丹麥人為主的維京人是輸入英國的第二波新鮮血液，最後是1066年以繼承為名，征服而來的諾曼人。此後三百多年裏，王國內部基本維持和平與穩定。其二，君主政制得以穩固。諾曼王朝建立後，所有土地皆自國王領有、所有領主皆向國王效忠這兩個原則，使英國王權成為幾乎所有財產權利的邏輯起點。王權與貴族合作維持其共同利益，這種合作體現為各種形式的諮議諫言和軍政協同，當然不能排除平衡被打破之後的沖突和制約，但是所有的鬥爭都無法跳出君主制和等級社會的基本邏輯。其三，公共財政的建立與財政國家的形成。中世紀英王國與所有早期政權一樣是「家天下」，公私難分。國王靠自己收入過活的原則，展示的是分封制下王國常規財稅收入的穩定性與有限性。議會掌握征稅權，事實上給予王國政府采取重大行動或面臨公共危機時從更廣泛的國民群體獲取額外稅收支持的機會，推動了國家公共財政的成長。有學者認為，直至近代英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優勢，即可以有效獲取國民的財政支持。
此外，12世紀以來英國普通法迅速成長，形成了不同於歐洲大陸的法律體系。行政、法律部門的檔案制度得以建立，大量政治、法律活動被記錄於羊皮卷之上，並保存至今。與中世紀早期的口傳記憶相比，中世紀盛期見證了書面記錄時代的到來。與這一變革相伴的人才需求也促進教育的繁榮，而大學、律師會館等機構的興起以及文人地位的提升，又推動了識字社會的形成。
董子雲：在中世紀盛期，肇始於義大利北部的「法學復興」開始影響法國，並將改變法蘭西國家的權力結構與治理方式。13世紀中葉高等法院制度誕生，標誌著中央集權的上訴制度正式確立。法國國王著手改革各地有違正義的稅收和法律習慣，使得司法程式「理性化」，相繼廢除了神裁和司法決鬥。這些成就促成中世紀法國王權從宗主權向統治權的過渡。13世紀的法國法學家還提出「王在王國內為帝」的原則，申明了法國的獨立主權。
在思想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方面，中世紀盛期的法國起初得益於加洛林時代設立的學校。11、12世紀巴黎、拉昂、沙烏地爾等地的學校人才輩出，鐘樓怪人的神學學校是巴黎大學的前身。14世紀最終並入法國版圖的蒙特佩利爾於12世紀初便出現醫學教育，從研究阿拉伯人所保存的古希臘文獻開始，漸次成為歐洲醫學教育的一大中心。法學教育也自12世紀20年代在鄰近義大利的朗格多克地區開展。1200年法國國王腓力二世授予塞納河左岸的「巴黎師生團」世俗司法豁免權，標誌著得到官方認可的巴黎大學誕生。1229年土魯斯大學誕生。奧爾良的學校在13世紀後半葉引領歐洲法律學術潮流，有「奧爾良學派」之稱，後來在1306年取得大學地位。
在中世紀盛期，法國也開始活躍於世界舞台，路易七世、腓力二世分別是第二、三次十字軍東征的領導者。路易九世（「聖路易」）兩度東征，一次被俘，另一次在突尼西亞城外去世而告終。十字軍東征耗費了巨大的財富並在東歐、西亞乃至北非造成嚴重的破壞，但客觀上使得法國人看到更為發達的拜占庭和阿拉伯文明，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也隨著貿易與征戰而拓展。路易九世還派遣方濟各會會士魯不魯乞前往蒙古帝國，魯不魯乞在1255年返回後寫下【東行紀】。法語在傳播中國相關知識的過程中亦不可或缺，13世紀末成文的【馬可·波羅遊記】最初即透過法語抄本而廣為流傳。
李騰：這一時期，德意誌帝國面臨的最緊要問題是政教之爭。羅馬教宗與帝國皇帝都試圖建立想象中的「大一統秩序」，但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疆域極為廣闊，沒有固定的首都，也並未形成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帝國統治多中心的特性使其無法形成英、法等國那樣以君主為中心的政治認同。牛津大學的彼得·沃爾森等學者認為，德國中世紀盛期的真正開啟是【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的簽訂，因為其象征著世俗化的開始。這不僅使持續半個世紀的政教之爭告一段落，也標誌著德意誌帝國從此喪失政治上的神聖性。主教授任權的爭奪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帝國封建新秩序的塑造，特別是領主們越來越多地希望透過書面形式來準確描繪和規定其封臣的義務，以確保自己的權益不受質疑和侵犯。
傳統上認為，德意誌地區在「12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中並未產生重要影響，似乎唯一可列入「12世紀文藝復興」群星名單的只有撰述【雙城史】的弗萊辛的奧托。事實上，這種觀點與過於強調經院學術和理性主義的研究基調相關。從學術思想上看，德意誌帝國展現出一種更為明顯的延續性，更多的學術成果是在隱修院而非法國西北部那樣的學校產出的，且同加洛林時代特別是奧托文藝復興以來的遺產有緊密聯系。道依茨的魯伯特、奧頓的洪諾留、雷根斯堡的戈豪赫等出身隱修院的作者都是著述宏富的大作家，卻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視為中古德意誌文化保守落後的象征。值得註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德意誌地區湧現出相當多的女性作者，最著名的當數賓根的希爾德加德和舍瑙的伊莉莎白等，無論是關於天啟文學和幻象，還是關於音樂與詩歌，甚至在藥學和植物學方面，她們都留下大量作品。這在同時期歐洲其他地區是極不尋常的現象。整體而言，德意誌帝國的教會、貴族、城市平民的相互關系以及日耳曼文化的遺存，均對中世紀盛期的德意誌思想文化發展產生極大影響，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３.客觀認識和評價中世紀盛期
主持人：如上所述，自19世紀以來，歐美各國學者圍繞歐洲中世紀盛期進行了多種角度的闡釋，認為這一時期的經濟活動、社會結構、思想文化等方面發生顯著變化，但也有學者提出，學界對中世紀盛期存在過度解讀和拔高。我們如何認識這一現象？在今後的研究中又需要註意哪些問題呢？
藺誌強：中世紀盛期留給後世的遺產有時是財富，有時也是包袱，不能只強調一個方面。就英國而言,中世紀盛期建立的政治法律秩序影響至今。漸進式革新是英國走出中世紀的獨特風格，其優勢顯而易見。不過也要看到，雖然王權和貴族階層在近代逐漸喪失國家的政治主導權，但在財產和社會影響力方面，一些家族和群體肇始於中世紀等級時代的各種特權在今天仍是合法的存在。
中世紀盛期留下的另一大遺產是英國各地區民眾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錯位。今日英國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這些地區在中世紀都曾有獨立的政權。數百年間英格蘭王權雖多次發動征服戰爭，但從未真正獲得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合法統治權。唯一成功征服的威爾斯也是透過將威爾斯親王這一統治合法性象征轉移到英格蘭王族而實作的。無論是和平的聯姻、繼承，還是暴力的攻伐、征服，中世紀的政治交往都維持甚至強化了各地區身份認同的差異，即使近代以來以各種方式合並為聯合王國，其內部的離心傾向也難以消解，至今仍時刻威脅著英國的統一。
與此同時，中世紀西歐基督教世界觀念的存在，加上封君封臣制度特有的跨國特性，使得各政治體都對領地以外的世界充滿熱情，歐洲各國間因「合法」的繼承或婚姻等權利爭奪而導致的紛爭或戰亂連綿不絕。這種教俗文化雙重影響下產生的幹涉主義在近代發展為殖民主義，英國又沖鋒在前，為全世界帶來深重災難。
李騰：首先，「中世紀盛期」這一術語所代表的歷史發展趨勢主要是指基督教拉丁歐洲，僅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適用於東歐等地，並不太適用於與之相鄰的拜占庭和伊斯蘭地區。對歷史分期的多元理解是建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因素，我們既不能以歐洲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作為普遍的標準，也應當註意到其歷史發展的特性。
其次，警惕其中的民族主義傾向。借用歷史書寫進行編造，進而形成虛假的「民族自大」心理，其後果不堪設想，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德國當局的戰爭宣傳也同這種虛構編造的「帝國歷史演進」緊密相關。比如，圖賓根大學教授約翰尼斯·哈雷在1926年將中古盛期德意誌稱為「老德意誌帝國」時期，與1871年建立的德意誌帝國相對。這個概念帶有很大的誤導性。因為中世紀的帝國是「羅馬的」帝國，基於「帝國轉移」理念宣稱其擁有對整個拉丁西方世界的權威。那個時期的主權意識以及國家認同，與20世紀以來的國際通例大相徑庭。此外，過分強調不同時期「帝國」的延續性，最終也釀成所謂「第三帝國」的出現，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最後，還有一些學者以中世紀盛期的歷史成就作為證明「歐洲中心論」的論據，在具體研究中也需加以甄別。比如在【為什麽是歐洲？特殊道路的中世紀起源】中，維也納大學榮休社會史教授麥可·米特拉爾認為，印刷術的流行催生了西方的中央集權制度，並由此形成了「以語言和文化為基礎的國家」。事實上，古代中國遠在此之前就已然實作了這些所謂「歐洲獨有的優勢」。
董子雲：在近幾十年間，法國史學界對中世紀盛期的成就及其與近現代歐洲的聯系有許多探討。雅各·勒高夫的【歐洲是否誕生於中世紀？】及其所提出的「長中世紀」，國內學界早已耳熟能詳。法國學者讓-菲利普·熱內主持「近代國家起源」科研計畫，以公共財政的建立為尺度，將近代國家的起源定位在13世紀後半葉。另一個與中世紀盛期密切相關的研究趨勢是「書寫史」。這一關註點改變了中世紀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等領域的敘事，有法國學者甚至提出12世紀末發生了「書寫革命」。與此同時，法國學界也認識到，過度拔高中世紀盛期的做法失之偏頗。前述馬澤爾的「兩個中世紀」的分期法就是為了避開傳統三分法背後潛藏的「衰落/繁榮/衰落」的歷史敘事。法國學界還關註到中世紀盛期「商業革命」與加洛林時代的連續性；以往盛行的中世紀晚期危機說亦受到挑戰和修正，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歐社會針對危機而進行的應對、抵抗和調整受到格外關註。
作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我們一方面要吸收借鑒各國史學研究的長處和創見，另一方面還需要註意各國不同的學術風格、研究導向與其自身的學術傳統存在密切聯系，生搬硬套並不可取。在研究和評價中世紀盛期及其與現代西方的聯系時，套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既往西方學界提出的宏大敘事和概念，避免落入歐洲中心論的窠臼。
【光明日報】（2024年07月29日 14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