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中共中央主動離開延安，經歷了一年零五天的陜北轉戰，行程途經陜北地區12個縣，總計2200余裏。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使國民黨反動派徹底失去了挽回局勢的能力，解放戰爭進入了最後階段。在轉戰的過程中，毛澤東留下了許多振奮人心的名言，其中有一句是：「敵人占領延安，現在恐怕正舉杯慶祝，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延安早晚還是我們的。」。為什麽毛澤東會說出這樣的話呢？接下來我們將詳細描述一下轉戰陜北的經過。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全面抗日戰爭以中國軍民的勝利告終。不久之後，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共商和平大計。盡管明知山有虎，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決定前往重慶進行談判。隨後，國共雙方正式簽訂了【雙十協定】，然而協定公布後不久，就被蔣介石單方面宣布廢除。1946年6月，蔣介石集結重兵對全國範圍內的紅色根據地進行了進攻。
到了1947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殲滅了70余萬國民黨軍，挫敗了蔣介石的「全面進攻」計劃。在遭受重創後，蔣介石調集優勢兵力，企圖包圍中國共產黨的陜北和山東革命根據地。1947年2月，蔣介石與胡宗南商議進攻陜甘寧解放區的作戰計劃。然而，他們剛制定完詳細的作戰計劃，下一刻就被「龍潭後三傑」的熊向暉、陳忠經、申健送到了延安毛澤東手中。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得到蔣介石的作戰計劃後，立即商討如何應對。最終，毛澤東下定決心，做出了轉戰陜北的決定。當時許多同誌都不願意離開延安，他們誓與國民黨軍拼死一戰。毛澤東的決策被詳細闡釋，他明確表態：「我們打仗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無論是少則一年，還是多則兩年，我們一定會回來的，我們願用一個延安來換取整個中國。
」 在依依不舍的氛圍中，毛澤東等人於1947年3月18日傍晚，離開了居住了十年的延安，開始了為期一年的艱難轉戰陜北歷程。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誌在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面臨的選擇無非是兩條路：一是東渡黃河，脫離國民黨軍的包圍；二是留在陜北。 無論是東渡黃河還是留在陜北，在戰略上都有各自的利弊。 起初，毛澤東並沒有下定決心，然而在他舉棋未定之際，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和習仲勛的指揮下在青化砭地區一舉殲滅了三千余名敵軍。 這場勝利極大地鼓舞了陜北解放區軍民的士氣，進一步堅定了中共中央留在陜北的決心。 毛澤東在3月29日的中共中央會議上指出：「我不能走，黨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黨中央走了，蔣介石就會把胡宗南調到其他戰場，這樣其他戰場就要面臨更加嚴峻的壓力。我留在陜北拖住胡宗南，別的地方就能更好地打仗。
」 會議最終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組成前委轉戰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劉少奇、朱德等東渡黃河。 毛澤東說：「這就相當於一坨雞蛋分在兩個籃子放，打爛了一坨，還有另一坨。」 盡管如此，轉戰陜北過程中困難重重，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多次面臨嚴重危險。 可以說，轉戰陜北比二萬五千裏長征還要艱苦！ 1947年4月，中共中央剛剛撤離延安，久旱的陜北卻迎來了一場傾盆大雨。 在這段時間裏，陜北的大雨不停地傾瀉下來，同誌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加上進水的行李，艱難地行走在濕滑泥濘的山道上。 在1947年4月13日，毛澤東率中央機關轉移到靖邊縣的王家灣村，他們在王家灣村停留了57天後就遇到危險。中央人民政府當時公開宣布留在陜北，而國民黨軍則集中主力追擊中央人民政府機關，甚至有胡宗南下令：「即使損失兩個師也要抓住中央人民政府首腦！」。1947年6月6日，國民黨飛機前往王家灣村一帶盤旋偵察。
與此同時，國民黨劉戡所部的第二十九軍四個旅先頭部隊向王家灣村撲來。而清晨的第二天，國民黨部隊已經推進到離王家灣村僅有15裏的地方，形勢十分危急，而當晚又下起了大雨。毛澤東決定冒雨離開。因為道路泥濘，人和馬行走困難，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都下了馬和軍民們手拉手連成一線，慢慢地步行，直到破曉分時才到達距離王家灣村40多裏遠的小河村。抵達小河村後，剛要準備做飯架設電台時，國民黨飛機又來低空盤旋，騎兵偵查員向毛澤東報告國民黨軍越來越近。毛澤東只好率領中央機關向天賜灣村進行轉移。在天賜灣村，條件更加艱苦，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誌只能擠在一間小窯洞居住。剛要生火做飯時，就傳來敵軍正在往天賜灣村方向逼近，距離不超過30裏的訊息。中央警衛部隊只有300余人，毛澤東判斷敵軍可能只是經過，最終目的地還是保安，因此決定大家留在天賜灣村稍事休整。結果，同誌們都驚嘆毛澤東這一神機妙算。
1947年，毛澤東在小河村留影。後來，經過多次轉移，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於1947年8月17日到達佳縣白龍廟村。國民黨軍發現中央機關到達白龍廟村後，立即派出大部隊和飛機向這裏撲來，毛澤東一行緊急向五女川方向轉移。1947年8月19日上午，毛澤東等人來到楊家園則村，後轉移到佳縣朱官寨村。1947年11月22日，毛澤東與中央機關來到米脂縣楊家溝村。這裏是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後居住時間最長的一個地點，也是中央機關在轉戰陜北的一年多時間裏最後一個居住點。1948年3月，中央機關成功完成了在陜北的轉戰任務。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央機關決定到華北去和中央工委、中央後委會合流。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東渡黃河，成功進入山西臨縣，結束了在陜北的漫長轉戰。國家解放形勢也是一片大好，國民黨反動派的末日即將到來。毛澤東曾信心滿滿地說：「延安遲早是我們的。
」在陜北轉戰的一年多時間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多次面臨危險局面，但最終都能夠化險為夷。然而，當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剛離開延安，按照商定的路線乘坐吉普車從王家坪出發時，胡宗南率領部隊卻迅速追了上來，讓眾人不免心情低落。但毛澤東卻泰然自若，先與王震商討西北野戰軍的具體戰略部署，然後發表了一番深刻的名言。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率部占領延安，隨即派出大軍追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機關。毛澤東察覺到身邊工作人員的情緒後，輕松地說道：「敵人雖然占領了延安，現在可能正在慶祝。但他們高興得太早了，延安遲早還是我們的！」毛澤東之所以會在如此敏感的時刻說出這樣重要的話，實際原因並不復雜。在撤離延安之前，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軍隊幹部說：「我軍打仗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有生力量。」這正是他經常提及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深刻名言。
延安對於許多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來說，不僅僅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更是革命的搖籃，是當時黑暗中國的一面光輝旗幟。國民黨軍占領了這樣一個重要地方，必然會在政治、軍事和情感上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毛澤東深知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問題，更要動員和鼓舞大家的自信心。因為他清楚地明白，一旦氣氛松懈，將對全國的解放戰爭造成負面影響，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因此，在敵人未占領延安之前，毛澤東就已經耐心地告誡大家：暫時的撤退將會換來更大的勝利。就像經典諜戰劇【潛伏】中的一句台詞所說：「撤退也是另一種勝利。」毛澤東曾在延安撤離時對身邊的人表示：「延安遲早會回到我們手中。」這種表態體現了毛澤東從戰略高度進行的總體動員，將被動局面轉變為主動局面。這不僅解開了幹部和群眾的心結，還化解了大家內心的潛在困擾。隨後的戰況發展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蔣介石反動派占領延安並非他們的勝利。
在彭德懷和習仲勛的指揮下，西北野戰軍接連取得了青化貶、羊馬河和蟠龍鎮三戰三捷的勝利，殲敵14,000余人，很快穩定了陜北戰局。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牽制住了胡宗南率領的幾十萬重兵在陜北，為全國解放戰爭的戰略部署創造了先決條件。因此，蔣介石占領了空城延安，或許能在短期內維護他的面子，向旁人誇耀他占領了「共黨的政治中心」。然而，這並沒有改變全國戰爭的形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暫時舍棄了延安，將伸出的拳頭收回來，暗中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向國民黨反動派發動更有力的打擊。一時的勝利並非真正的勝利，永久的勝利才是真正的勝利！在【大決戰】的新版中，蔣介石「親臨」延安。這一情節並非編劇刻意虛構歷史，而是根據真實歷史改編而來。1947年8月7日，兩架軍用飛機陸續降落在延安臨時機場，蔣介石一行從飛機上走下。他的到訪並非一時沖動，除了滿足政治宣傳的需要，蔣介石還希望向他的老對手毛澤東「取經」。
在炎炎夏日的延安，蔣介石一行考察了楊家嶺、棗園、王家坪等地，蔣介石提出了許多出人意料的問題，這讓胡宗南常常無法回答。蔣介石視察延安中央黨校時發現，共產黨的黃埔軍校只是簡陋的窯洞教室，幾乎沒有像樣的教具，甚至連黑板都是用煤灰塗黑的，學員們坐的小凳子又矮又臟。蔣介石60歲的步履在延安崎嶇的道路上顯得十分生疏，幾次險些摔倒，嚇得宋美齡和蔣經國連忙扶住他。當他踏進毛澤東曾居的窯洞時，驚訝地發現地面用泥土夯實，陳設簡陋。窯洞的炕上擺放著一塊木板，胡宗南向他解釋說：「毛澤東是湖南人，不習慣睡炕，一直睡木板床。」蔣介石面對陳舊的延安小城和近乎原始的窯洞，深感震驚。立即返回邊區外交賓館，審定了胡宗南送來的作戰計劃，當天便離開了這個讓他倍感不安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