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6年周總理首次提出戰犯特赦問題後，至1974年，國民黨戰犯經過7批次全部釋放。針對特赦人員的安置問題，中央政府給出了明確意見，其中將他們安置在農村的，每月將發放15元安置費。
毛澤東和周恩來在看到這份報告時，流露出明顯的失望：「這個數額太小了，15元根本不夠。當我們釋放戰犯時，要為他們舉行歡送會，並請他們吃飯，每人還應給他們100元的零花錢……」那麽，這些獲得新生的戰犯後來去了哪裏？
他們的生活結果又是怎樣的呢？戰犯是指發動非正義戰爭或者在戰爭中犯下嚴重罪行的人。在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公安部提出，在解放戰爭時期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國民黨軍隊的將、校級軍官，國民黨省廳級軍官、國民黨各級委員，以及特務機關處長、站長以上人員都可列為戰犯。
根據這個標準，新中國成立前後被列為戰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有926人。
改造過程雖有阻力，但透過不懈努力，戰犯最終成功棄舊圖新，成為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經過時間的推移，戰犯們對於參觀各個城市產生了別樣的期待。每當參觀日期接近時，他們最積極的活動就是梳理自己的儀容儀表，這也是參觀即將開始的明顯標誌。
「五一」國際勞動節是他們期待的參觀日子，前兩天，他們就開始梳理儀容儀表，等待參觀的通知。第二天晚上沒有收到參觀的訊息，他們顯得有些失望，難以集中精神。
但是，當他們聽到參觀的通知時，他們的精神立刻振奮起來，都表現出非常高興的情緒，甚至在夜晚也因為興奮而無法入睡。
一些思想覺悟較高的戰犯，在參觀中鳴禮炮和唱國歌時，他們主動站起來，聚精會神地唱著國歌，心中頓時充滿了希望和光明。
參觀結束後，他們又參加了「五一」勞動節晚會。國民黨四十八軍中將副軍長莫德宏在晚會上說：「這是我經歷過帝皇、軍閥統治時代以來，從未見過的一個人民如此歡樂的場面。」
在中國共產黨的關懷下，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戰犯的改造十分重視。周恩來總理親自委托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鄭洞國等人去戰犯管理所探望戰犯，進行說服開導工作。
杜聿明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深受蔣介石的器重。毛澤東曾以中原、華東兩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的名義勸他投降，但他並未醒悟。
在淮海戰役中，杜聿明被俘，陳毅曾試圖與他談話，但杜聿明拒絕了。 1950年，杜聿明被轉移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那時，他被帶上種種腳鐐，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因此多次向軍醫尋求安眠藥，準備自殺。然而，管理人員發現了他的異常，對他進行了正面教育，教導他只要能夠悔過，就能夠得到寬大處理。
管理人員對杜聿明的生活和心理都非常關心，逐漸使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開始積極立功贖罪。他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接受了陳賡的關心，最終成為了第一批獲得特赦的戰犯。
在對杜聿明的心理疏導同時，管理人員還在努力讓戰犯們對勞動有更深的印象。然而，長期的養尊處優使他們的思想固化，要讓他們去勞動並非易事。
國民黨保密局少將沈醉參加了縫紉組、理發組和送飯組，他非常積極，雖然之前從未接觸過這些活，顯得有些生疏，甚至鬧出了不少笑話，比如縫紉機的機針經常被他弄斷，或者在理發時刮破別人的頭。
每當發生這類情況，沈醉都會立即寫檢討，請求處分。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他的技藝逐漸熟練，甚至獲得了「秦城監獄頭把刀」的稱號。
在1956年的二屆政協常委會上，周恩來總理提到了戰犯特赦的問題。
在陸定一為中國起草的一份報告中，他提出了一個建議：「政協會後，可以放十幾個戰犯看看。」這個建議預示著戰犯特赦的問題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解決。
周總理和毛主席一致認為，我們應該將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如果我們處決了戰犯，不僅無法帶來積極的影響，反而會讓台灣方面認為戰犯的下場必定是被處決，從而增加他們的恐慌。
相反，對戰犯進行特赦並加以妥善安排，可以更好地推進對台灣的工作。 周總理制定了具體的計劃，首先將戰犯集中到北京，然後安排他們參觀各地並允許親友探望。
接下來，將與他們探討如何開展對台灣的工作。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明確表示，處決戰犯並不能帶來任何積極的效果，包括增加生產、提高科學水平、加強國防、收復台灣等。
對於特赦戰犯的時間，毛主席也進行了深思熟慮。他認為，目前釋放戰犯為時尚早，無法向老百姓解釋清楚。因此，正式釋放戰犯是在1959年，即新中國成立10周年的前半個月。
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對一些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宣布特赦。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首批戰犯特赦名單，包括杜聿明、宋希濂等10名高級將領和末代皇帝溥儀在內，立刻引起了各界群眾的關註。
尤其是那些在功德林關押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更是激動不已。他們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黨的深深感謝。
10天後，周總理便邀請他們到中南海西花廳做客。在那裏，周總理勉勵他們做好對台灣的工作，親切地問候著每一個人的身體和家庭狀況。
當談到在黃埔軍校的時候，周總理幽默地說：「我在黃埔軍校時還不到30歲。」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少校科員的曾擴情立刻回憶起：「是呀，我那時已經30多歲了，學生比老師的年齡還大嘞！」
擴情羞愧地說：「我沒有聽從您的教導，辜負了您的期望。」總理安慰他：「不是你們的問題，是我作為老師做得不夠好。」
見到溥儀沈默寡言，總理便與他談論滿族的風俗文化，溥儀立刻被吸引並投入了話題。在愉快的氛圍中，總理鼓勵大家重新開始，為建設新中國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國家需要人才，會根據每個人的專長來安排工作。當談到親屬問題時，總理得知鄭庭笈將軍的婚姻狀況，關心地問：「你的妻子怎麽樣，是否考慮再婚？」
鄭庭笈回答說妻子仍然單身。總理對張治中等人說：「你們要幫助他們重新建立家庭。」聽到總理的話，鄭庭笈深受感動，他沒想到總理對他的婚姻狀況如此關心，他激動地看著總理，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鄭庭笈的妻子叫馮莉娟，是湖南衡陽人。1937年，鄭庭笈在馮莉娟的家鄉訓練，兩人雖然年齡相差二十歲，但是一見鐘情，很快便結為連理。
鄭庭笈帶著四個孩子獨自生活，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原國民黨中將軍長黃翔的妻子幫助下，他們搬到了北京。這一直是鄭庭笈心中的疙瘩，他理解妻子的選擇，但他不能確定她是否願意接納現在的自己。
在周總理的推動下，張治中積極動員鄭庭笈和馮莉娟復合。然而馮莉娟一直沒有表態，因為她認為自己沒有理由再見鄭庭笈。
雖然鄭庭笈沒有計較過去的事情，但馮莉娟仍無法跨越心裏的坎。到了1960年，張治中在頤和園介壽堂舉辦黃埔師生聚會，周總理和鄧大姐也被邀請。
在聚會上，周總理再次問起鄭庭笈的婚姻問題，得知他還沒有解決，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說：「一定要抓緊，要理解妻子的心。」
鄭庭笈決定不辜負周總理的關心，決定回去就給妻子寫信，表達了繼續努力的決心。1961年，鄭庭笈成為文史專員，馮莉娟被調到政協打字，組織安排鄭庭笈給馮送檔材料。
經過多次相處，馮莉娟終於清楚丈夫的心意，同意復婚。鄭庭笈非常高興，還向周總理分享了這個喜悅。復婚那天，他與妻子高舉酒杯說：「是周總理，我們才得以重享天倫之樂。
可以說，周總理就是我們的紅娘。」從1956年周總理提出特赦戰犯的問題後，直到1971年已經先後分批釋放了許多戰犯，但仍有一部份戰犯還在改造中。
周總理批示，戰犯特赦需體現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各地戰犯管理所負責人根據指示傳達了精神。1974年冬，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指示要清理關押的戰犯，包括新中國成立後捕獲的美蔣特務。
盡管毛主席和周總理表示要寬大處理戰犯，但各地管理單位反復斟酌後，認為有13人需要繼續關押，包括4人在山東戰犯管理所，7人在撫順戰犯管理所，2人在北京秦城監獄。
這13人中，有殺害楊虎城將軍的兇手周養浩。
周養浩在被關押期間堅持認為自己無罪，由於沈醉在調查中牽涉到他，他深感怨恨，並試圖攻擊沈醉。幸運的是，宋希濂及時出手阻止了這一事件。
之後，周養浩被轉移到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在特赦名單中他的名字並未出現，因為他在繼續為自己的罪行辯解。周養浩認為自己無望被特赦，因此拒絕參加勞動改造。
針對這些堅決不承認犯罪事實的戰犯，公安部認為他們沒有表現出改過自新的跡象，因此需要繼續進行改造。中央決定為被特赦的人員每月發放15元的農村安置費，但當毛主席收到報告時，他表示非常不滿意，認為這個數額太小，每人應發放100元零用錢。
而對於那13名戰犯，毛主席表示應該釋放他們，強迫他們進行改造並不好。在土改時期，如果不殺惡霸地主，百姓會感到害怕。
而這些戰犯並沒有在百姓中有惡名，因此處決他們毫無必要。因此，他們應該全部被釋放。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戰犯們被分為了7批全部釋放。在最後一批特赦戰犯中，有10人申請去台灣。中央政府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這一決定引起了國內外的關註。這10人都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其中只有一個人，即原國民黨贛東青年服務總隊長蔡省三，沒有直系親屬在台灣。
考慮到海峽兩岸多年的隔絕，大陸臨時組織了一個小組，由華國鋒直接領導，負責這10人的回台事宜。
原國民黨68軍政工處處長張鐵石被國民黨特工騙了錢財，在台灣的親屬不敢為其擔保，無奈之下，張鐵石心生悲涼選擇了自殺。
相比這10人的命運，留在大陸的戰犯們的待遇實在好太多，他們大多被政府重新分配工作，受到了政府的照顧。原國民黨68軍政工處處長張鐵石被國民黨特工騙了錢財，在台灣的親屬不敢為其擔保，無奈之下，張鐵石心生悲涼選擇了自殺。
即使是戰犯中的「頑固派」，黃維將軍在獄中也得到了黨的關心和照顧。起初，黃維拒絕接受改造，甚至與管理所的人員發生沖突。
然而，在病倒後，政府沒有忘記他，為他治病。這一舉動讓黃維深感醒悟，最終獲得了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