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地區和蘇北的戰略重要性，陳毅在一九四0年五月以前，主要是從自己的實踐來體會的。因為在這之前，陳毅還不能同黨中央直接通電報，情況都得由項英轉報或轉告。項英卻對發展華中開辟蘇北並不積極，有些中央的重要指示他沒有轉告陳毅。
同中央要求新四軍「東進北上」的戰略方針相反，項英主張向南發展。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分會書記，東南半壁歸他領導。他有他的一套想法。
項英分析：以上海市和蘇南地區為中心，加上蘇北沿江，浙江沿海，是中國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擎生發達的老家，也正是這些階級的代表蔣介石集團的老窩。日寇占領上海、南京、杭州以後，此地又成為日汪的心臟地區。這地區的工商業，進出口貿易，占全國五分之三。大利所在，日、稱汪勢在必爭。共產黨新四軍插到這個地區去發展，和國民黨的矛盾勢必激化，日、汪也絕不會容忍。加上這地區多系平原水網，火車、汽車、輪船交通便捷，敵頑兵力集中，我軍處境尤為不利。項英認為向江南敵後進軍是「在極困難條件下進行最困難的任務」，結果必將是既破壞了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又在「掃蕩」摩擦中把部隊搞垮。
項英判斷：日軍必然要打通浙贛鐵路，攻占金華、上饒，到那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就在上饒一帶存身不住，將會逃到閩西或贛南，他們的主力部隊也將撤走。我軍便可以乘虛而入，在新的敵後地區：黃山、天目山、武夷山大大發展，甚至可以恢復當年的中央蘇區的領土，在中國南方開啟偌大的一個天下。這就是項英醉心的但沒有正式見諸文告的「三山計劃」或「黃山、天目山計劃」。
正因為「不見兔子不放鷹」，想要在預想中的大發展來到的時候再把主力部隊和幹部撒出去開啟局面，項英就老想多多益善地把主力和軍政幹部集中在軍部附近，放在自己「兜」裏。這就給前方的負責人帶來困難了。一、二支隊東進時，是帶了一團二團、三團四團，共四個主力團，三支隊的六團雖不歸陳毅指揮，也隨後到了蘇南。皖南只有三支隊的五團和軍部特務營。可是不到半年，項英就下令把一團、三團調回皖南，作為交換，撥六團歸一支隊指揮。這樣，留在蘇南前線的主力五個團減少為三個團了。
一九三八年春夏就因為項英的猶豫延宕而使一、二支隊的東進遲誤了兩個月，失去了迅速發展的寶貴時機，一、三團的調回更使蘇南的兵力撥拉不開。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來到皖南，傳達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內容，同項英等商定了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但是項英仍然不想執行這個方針。要管文蔚結束揚中，不讓葉飛東進，都是例項。皖南集中那麽多幹部不肯輕易放出來。帶服務團到蘇南來的領導幹部因為同意陳毅的要求留下了幾個團員(包括張茜在內)在蘇南工作，還吃了項英的批評。在軍部，原來紅軍時期的團職幹部在幹著營職工作，或在教導隊學習，在前方，紅軍時期的戰士已當了排長、副連長了。陳毅急需幹部，急需部隊，他既要堅持和擴大茅山根據地，又要東進北上，「來一個排長就能發展起一個連！」然而項英不給。
陳毅發展蘇南、開辟蘇北的巨大工作，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的。所以直到一九三九年冬，進入蘇南的一年半之後，才有葉飛、陶勇的主力部隊在蘇北立足，初步地實作了在大江南北的戰略展開。而蘇南和蘇北的抗日大權，還是操縱在冷欣和韓德勤的手中！
正是在這時候，全國以及華中的局勢一天天嚴重起來了，華中的戰略重要性一天天明顯起來了。陳毅身處前敵，肩負重任，加以歷來有深遠的戰略眼光，就特別感到情況緊急，寢食不安。
原來在當時，華北這盤棋，已經下滿了棋子。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發展遍及華北敵後各地。日寇在對國民黨加強誘降的同時，把他侵華總兵力四十三個師團的一半以上即二十三個師團調集華北，專力對付八路軍。華北敵我雙方，面面相逼，「寨對寨，門對門，碉堡對著地雷陣。」我八路軍戰略機動的余地已不怎麽大了。
在冬霧彌漫的山城重慶，國民黨頑固派卻在偷偷地醞釀著一個向日寇全面投降，同日寇合作反共的大陰謀。國民黨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確定了「以軍事反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反動方針。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以後，逐步地把摩擦的重心由華北移到華中，讓日寇在華北對我瘋狂「掃蕩」，國民黨則在華中多路進攻新四軍。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日、頑之間已有默契分工，而這種遙相配合的行動，正是為日、蔣、汪合流作準備的。
這就使華中的戰略重要性倍增。我軍必須盡快奪取華中。奪取了華中，抗日力量會大大發展；奪取了華中，華北的八路軍同長江沿岸的新四軍就能聯成一片。華中幅員廣闊，日寇駐軍遠不如華北多，我軍可以「落子」的空白棋盤大，八路軍、新四軍便有了戰略機動的余地。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然事變，國民黨頑固派和日寇聯合向我大舉進攻時，中國共產黨我軍就不會處在難以動彈易被扼殺的地位。
所以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當時在電報指示中異常突出地宣告：「華中是我最主要的生命線。」黨中央並具體地要求：「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津浦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於一年以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為此，中央派八路軍主力二萬由山東南下，將會同已在華中敵後的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隴海南進支隊，新四軍第四、第五、第六支隊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陳毅、粟裕派去蘇北的挺進縱隊與蘇皖支隊共同完成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
胡服作為中央代表、中原局書記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來到華中敵後，正是來領導實作這個戰略任務的。他和中原局的其他負責人一起經過好幾個月的調查研究，著重分析了大別山、伏牛山和蘇北平原的不同條件，明確了蘇北是當時華中最有利於我軍發展的地區。因為蘇北大片土地全屬敵後，我軍有理由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僅有的國民黨頑固派頭子韓德勤，勾結敵偽，反共殘民，排斥吞並異己，失道寡助，又孤懸敵後，國民黨中央很難接濟和增援。而豫皖等地則面敵背頑，易受夾擊；向西推進則是國民黨第一、第五戰區，我軍到國民黨地區去發展，就破壞了統一戰線、違背了民意，政治上很不利。我軍當時已對蘇北形成三麵包圍(東面是海)的態勢，勝利奪取的把握較大。
蘇北地方遼闊，人口兩千萬，南臨寧滬，北控徐蚌，便於將山東、淮北，淮南、蘇南等戰略區聯成一片，憑江據海，依托水網，可以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還可以由此西進，在有利時機配合八路軍開發中原，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胡服和中原局的這一戰略判斷對於華中的爭奪極為重要，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當時在黨內，對於發展華中以什麽地區為主要突擊方向，有著不同意見的認真探討。其一中主張八路軍進入豫皖開展大兵團作戰的意見有相當大的權威和實力。當時的陳毅還不是中央委員，訊息又閉塞，根本不可能與之辯難。胡服持此判斷，便幫助黨中央下定了突擊蘇北的決心。這樣，發展蘇北就不只是新四軍的一個局部性的任務，而是上升為爭奪華中的重點，擺到中國共產黨我軍對日、對頑鬥爭的全域性的位置上了。
和胡服來到華中差不多同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統一指揮蘇南的以及蘇北沿江的新四軍部隊。陳毅為指揮，粟裕為副指揮。這加強了陳毅的職權，江蘇方面的軍政大計，由陳毅來主持了。
但在一九四0年五月之前，由於彼此還不能直接通報，胡服和陳毅對於開辟蘇北雖然各自都有宏大的計劃，計劃的基本精神又是不謀而合，所見略同，互相間卻是並不很了解的。正像胡服不大了解陳毅多次建議項英轉移到蘇南以集中兵力挺進蘇北一樣，陳毅也不大了解胡服已選擇蘇北為主要突擊方向。所以陳毅當時對新四軍的發展和蘇南蘇北的鬥爭，憂心如煎。他最感焦慮的是兵力分散，以致戰局無法有突破性的進展，極其寶貴的時間白白地浪費過去，日、頑卻勾結配合，步步進逼。
蘇南部隊在陳、粟手頭的，不過三千人，無法擊破冷欣的幾個師的壓迫進攻。蘇北的挺進縱隊和蘇皖支隊不過三個團，也無法殲滅韓德勤的主力。皖南新四軍軍部擁有主力一、三、五團等七個團，但踞處在國民黨部隊的三麵包圍之中，無法機動，正如顧祝同的高級幕僚所見是「甕中之鱉」，對發展華中起不了作用。一九四0年三月起，情況更加緊張。韓德勤突襲圍攻半塔集，皖北的李品仙準備大舉進犯，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則集中了五個師、一個旅，造成圍殲皖南，威逼蘇南的態勢。顧祝同用大軍壓境作威脅，嚴詞責備新四軍不該違反軍令，聽任所部越出規定防區到了江北，竟勒令將四、五支隊和葉飛、陶勇部調回往南，否則將用武力解決。
面對這樣的嚴重局面，陳毅和項英的態度和作為迥然不同。
陳毅和粟裕一再向中央和項英建議。希望軍部離開皖南絕地，率主力向蘇南靠攏，陳毅在蘇南的部隊便可集中去蘇北開啟局面。陳毅對項英說過：軍部雲嶺村村口有塊斜方形的巨石，叫做「簸箕石」，簸箕口向著雲嶺村內，老百姓迷信說簸箕向裏畚，這是雲嶺大戶人家招財進寶的好風水。軍部卻不同，處於國民黨軍隊三麵包圍的「簸箕」之中，簸箕口向著日寇占領的長江，可不是好風水。軍部還是到江南有發展。將來要向南進軍也可以，先向北開辟了蘇北，和八路軍打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後盾，然後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地向南。陳毅的建議體現了遠大的戰略眼光。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復電同意陳、粟的建議，指示「皖南軍部速移蘇南為宜」。項英起先也表示同意。從江南指揮部所屬部隊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區到軍部駐地涇縣雲嶺只有一百六十公裏左右，如果雙方對進，一天一夜的強行軍即可會師，決沒有遭受截斷包圍的危險。當時雙方都已派出參謀人員政工人員共三十多人(軍部派出的人由作戰科長李誌高帶領，蘇南的人由作戰科長吳肅帶領)，勘察道路，測繪地形，選定了必要時的反摩擦戰場，調查了沿途的群眾條件，社會情況，並約定了電台呼號扁通訊聯絡辦法。粟裕還布置了三個團去迎接和衛護軍部。但項英又忽然動搖，停止了移駐蘇南的行動，並派政治主任袁國平來向陳毅解釋。
陳毅眼看功敗垂成：大發「政治脾氣」，對項英、袁國平提出尖銳批評，並要袁國平把中央的指示告訴他。袁國平為人誠篤，如實相告。陳毅才驚憤地發現項英對他這個副書記也「封鎖訊息」，中央的指示不對項英口味的就不傳達。陳毅大聲抗議，要求袁國平回去報告項英轉達中央：「我陳毅要和中央直接通話」後來的實踐證明，陳毅的這一個激憤殷切的呼籲是多麽正確和及時！
陳毅最後一次去皖南軍部將回蘇南時，項英送他，並一再問他還有什麽意見。陳毅同項英從三年遊擊戰爭起在一道工作多年，生死與共，經常「吵架」，但感情卻頗深厚。陳毅每次到軍部，並不住招待所或另辟住房，總是在項英房間裏正對項英的大床擱一個門板鋪，兩人同吃同住同「吵嘴」。這次見面陳毅想了好多，說：「我給你排個‘八字’吧，你是‘五心不定，輸個幹凈’。」沒料想這一別竟成永訣，這「八字」竟「不幸而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