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城邦發展與衰落時期政治理論
公元前5世紀至～4世紀中葉，隨著希臘人反抗波斯入侵戰爭的勝利，希臘城邦的發展進入極盛時代，伯瑞克利時的雅典成為希臘城邦高度發展的典範。隨著奴隸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城邦出現危機，城邦制度走向衰落。
公元前5世紀，希臘各地的城邦都建立了與本國自然環境經濟生活相適應的城邦政制。實行民主政治的城邦，民主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秩序化；實行貴族寡頭政治的城邦，也建立了自己穩固的統治。公元前4世紀，城邦制度開始出現危機。在這一百多年中，目睹城邦興衰的政治思想家們，從支持城邦制度出發，加強了對國家與法的理論研究。為了維護奴隸主國家的利益，他們竭力探求各種有利於奴隸主統治的國家制度，企圖創造出最理想的國家形式。與此同時，各種政治思想日益擺脫了宗教神話的束縛，以其特有的魅力，在社會生活中起主導作用。此間政治思想家們的努力，大大豐富了人類關於國家與法的學說。
德謨克利特(約公元前460～前370年）是奴隸主民主派的偉大思想家。他反對貴族專制，擁護民主制度。在他看來"在一種民主制度下受窮，也比在專制統治下享受所謂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樣。"(德謨克利特：殘稿，67，625)德謨克利特是個無神論者，認為國家和法的觀念不是依靠某種彼岸意誌的幹預產生的，而是人們在長期的鬥爭中形成的。他主張城邦內公民之間一律平等，互助互愛，和平友好。國家和法律保護各邦自由民的權益，公民也應將城邦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要服從國家與法律。他強調奴隸占有制的必要性，認為使用奴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充分反映了他維護奴隸主階級統治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態度。
德謨克利特主張將政治與自然規範相區別，認為政治是人努力的結果，是一種偉大的藝術。因此，國家管理機關應由最富有智慧和知識的人員組成。如果政權落到素質低下的人的手中，那將是非常痛苦的。在德謨克利特的心目中，只有奴隸主階級才能培養出優秀人才，其維護奴隸主階級專政的政治觀點顯而易見。當然，他也不否認每個希臘公民經過嚴格的培養與訓練，亦能成為國家的管理人才，因為人的才幹得利於後天訓練，而不是天生就有的。這一方面為廣大希臘公民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根據，表明他支持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的唯物主義哲學觀點。
德謨克利特進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以及他在哲學和科學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使他成為當時希臘最著名的人物。生前，人們曾在他的家鄉阿布德拉(色雷斯南部沿海的希臘殖民城市。）為他樹立銅像，死後以國家的資金為他舉行了葬禮。
公元前5世紀中期，雅典民主政制進入高度發展的時代。平民地位上升，個人主義成長及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使希臘開始了一場反對舊的思想方法的所謂智力革命。此時，在希臘各地出現了一批自稱為"智慧的教師"的學者，即詭辯家或詭辯學派。他們對舊的哲學體系及對物質世界的研究已不感興趣，轉而關心與人類自身更密切相關的新課題與新知識。詭辨學派依其政治態度可分為兩大派別，一派是進步的，擁護民主制度；另一派則更加強調個人主義，支持貴族制度和寡頭政體。
詭辯學派是最早對自然法理論的許多重要問題進行探討的人。他們提出了關於國家和自然法起源的新理論。他們認為政治不是神的創造，也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個人意誌的表現，進而指出，國家和法律是人們相互協商乃至自覺締結的契約的產物。詭辯學派強調自然和法律的對立，認為人類法優於自然法，這是人類透過努力達到的一種進步。法律規範的內容，受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的制約，而各種社會利益的矛盾產生的原因，在於財富分配不均，也正是它動搖了城邦的穩定性。因此，他們大膽地預言，城邦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是不能永久的。這種新穎的見地為日後歷史的發展所證實。詭辯派設計了各種各樣改變奴隸占有制社會和體現平均主義的烏托邦式的國家方案。這種設想雖是不能實作的空想，但它畢竟為人類理想國家模式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最傑出的詭辯學者普羅塔哥拉(約公元前485～前410年），其著名的格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不僅概括了詭辯學派哲學的基本點，也是他們認識各種自然與社會現象的法碼。從這點出發，所有的詭辯家，那怕他們是支持貴族政治的，都強調人本身的重要性，都崇尚自由、民權與進步，都譴責奴隸制和希臘人的種族排外政策，尤其是關於國家與政治的許多新觀點，更為後人所贊嘆。
詭辯學派的學說，遭到了政治上傾向保守的希臘人的反對，在他們看來，懷疑態度和個人主義必將導致無神論和無政府狀態，任其發展，宗教、道德、國家、社會將無法維持，於是，在希臘又興起了一場新哲學運動，其理論基礎是：真理是實在的，並且有絕對標準。這一運動的主將是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三名著名的思想家。
蘇格拉底自稱智慧的教師，啟蒙的贊助者。他的主要活動期，正值雅典及整個希臘世界激烈動蕩之際，各種矛盾尖銳復雜，政治變革頻頻出現。他的哲學與政治觀點，明顯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他沒有著作留傳於世，僅以口頭講學的方式闡述自己的觀點。他的觀點頗為龐雜，甚至相互矛盾，但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尤其在哲學與政治學方面，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啟迪性的財富。
蘇格拉底認為，法律對國家和社會是至關重要的，公民應絕對服從國家的法律，誠心誠意地執行權力機關的各項規定。他敵視雅典的民主制度，同情斯巴達的貴族制度；主張國家政權及各行各業都要由經過訓練，有知識有才幹的人來管理；對體現民主的抽簽選舉法非常反感。蘇格拉底在政治上支持貴族政體，反對民主政治，但是他重視知識，提倡由德才兼備的人管理國家事務的思想，對加強國家政權建設是非常有益的。
在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是第一個使唯心論哲學體系化的人。他生活的時代，希臘城邦開始發生危機，於是探索理想國家的模式便成了他所面臨和考慮的主要課題。柏拉圖的政治學說集中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國】和【法律篇】中。
柏拉圖認為，國家是互助的產物。由於社會分工，使人們需要彼此協作，於是結成團體，由小漸大，終於在一定範圍內形成國家。柏拉圖對當時希臘世界流行的各種政體，如勛閥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僭主政體，逐一進行考察，認為現存的政體按順序一個比一個更壞。尤其對雅典的民主政體、更是十分反感。在柏拉圖看來，斯巴達的貴族共和國倒是理想的政治形式。他設計的理想國，是一個不受個人和階級的幹擾及利己主義影響的，以融洽和效能為目的的國度。他規定公民應具有四種德性：智慧、勇武、節制和正義；國家應由三部份人組成：護國者、衛國者和供養者。有智慧之德的護國者是國家的統治者。三部份人就像一個從上到下完整的人體，各安其位，各從其事，協調一致。在上者治國有方，在下者不犯上作亂，可謂至善至美，和諧統一。這樣就達到了正義，而這正是國家的主要職能，也是理想國的核心。
理想國中的護國者只能是哲學家或具有哲學家的智慧與精神的少數超人。這種所謂"哲學王"的觀點，是柏拉圖理想國的核心。培養統治者的措施有兩條，教育和選拔。在接受教育和選拔中，男女機會均等。柏拉圖的理想國，實際上是以斯巴達的貴族共和國為樣板的，他的正義國家其實是一種貴族寡頭政治。
在現實生活中，柏拉圖的理想國根本無法實作，於是他開始設計第二套國家方案，其主要內容反映在他晚年完成的【法律篇】中。在【法律篇】中，柏拉圖放棄了人治國家的觀點，主張以法治國，建立起介於君主與民主之間的"混合政體"，國家政權掌握在選舉產生的37名"護法官"手中；公民按收入多寡劃分成四個等級，有參政執政的權力，工商業為"賤業"，由非公民經營，屬國家控制；奴隸為奴隸主耕種土地，以此獲得生活必需品。柏拉圖設計的這套方案，雖沒有改變其政治思想的保守性質，但是比起他的理想國來，這種法治國家無疑是一種進步。
亞里斯多德17歲時來到雅典，就讀於柏拉圖開辦的"學園"，在此研讀各門知識凡20年，被柏拉圖譽為"學園的精英"。這位生活在希臘城邦已漸衰落，奴隸制度從根本上發生動搖的時代的百科全書式的偉大思想家，在繼承總結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前輩的國家學說基礎上，提出了自己關於國家和法的起源、本質、形式與任務的一些新理論。亞里斯多德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兩部重要著作【政治學】和【雅典政制】中。
亞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他認為，國家是滿足人類美好生活的最高機構，城邦是希臘人普遍的國家形式。與柏拉圖不同，他不註重適應各時代各民族的理想國的設計，而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國家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各種政治制度興亡的社會條件上。他認為，國家不是人們意願的表示，人為的產物，而是自然而然地產生和歷史地形成的。它由家庭和村落發展而來，是人們交往的一種最廣泛、最完善的形式。他對希臘的君主、貴族、共和、僭主、寡頭和平民(民主）等政體進行比較研究，詳細地分析了各自的利弊。他不贊成"哲學王"的統治，少數貴族的統治，很可能會流於腐敗，代表富人利益的寡頭政體也不理想，平民政體雖不易腐敗，不應一概予以排斥，但對雅典的激進民主派抱有根深蒂固的成見。他認為，最好的國家當屬共和政體。這是一種由中等階級公民掌權的國家，可兼顧富者和貧者兩方的利益，能夠維持城邦秩序，同時既能維護私人財產制度，又可防止財富過份集中。
亞里斯多德主張法治。他認為法律的倫理基礎是道德，因此，他將法律規範的要求視為"正義"。他把法律分成兩類，一是普遍法或自然法，另一類是各城邦制定的具體法。普遍法高於具體法。法僅存在於彼此完全平等的人們的相互關系上。但亞里斯多德並非主張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完全平等。在法律與自由的關系上，他主張公民應享有自由，但自由不是放縱，自由不應超越法律的限度。
晚年，亞里斯多德也像柏拉圖那樣，設計出理想國方案。他的方案在許多方面是抄襲柏拉圖的【法律篇】。在他的理想國(共和國）中，居民主要由兩部份人組成：有平等權利的公民和無權的奴隸及其他下等自由民，如農民、商人、工匠和短工等，這些人是無權參與國家管理的。
亞里斯多德還提出了優良的國家制度與一定的外部環境有關的看法，在他看來，地理因素影響著政治生活。總之，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的許多政治觀點既受其老師的影響，又與之有別，在發展國家與法的學說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