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北平盛大舉行。期間負責警戒和安保的公安人員發現了異常情況：當時解放軍受閱部隊正集結在天安門東面，其中包括戰車師、炮兵師等重武器的方陣，而大街上卻有一個身穿美軍上校服裝的外國人正在偷偷拍攝這些部隊。
開國典禮並未邀請美國官方參加，公安人員意識到拍攝者很可能是在收集解放軍的情報，於是立即查明了此人身份，發現他是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上校武官包瑞德。由於涉及外交問題，公安人員不便對其采取安全措施，只能往上匯報。
此事被報告給閱兵總指揮聶榮臻，因包瑞德身份特殊，聶榮臻走到毛主席身邊低聲地報告了情況。毛主席後說：「是包上校啊，我認識他，讓他拍吧。」
開國大典上為何會突然冒出來一個美軍上校，他是怎麽認識毛主席的，他與中國又有著怎樣的淵源？
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包瑞德於1892年出生於美國，他是在1924年被派往美國駐北京公使館擔任助理武官的。此前他一直在菲律賓工作，與新婚妻子度蜜月時來過北京，被這座古老的城市迷住。當時美軍在培養能說中文、日文的情報官，包瑞德便報名參加，一直想前往中國工作
1935年7月，包瑞德迎來一位極為重要的上司——史迪威，史迪威也是美軍中第一批學習中文的人，在華工作時間很長，算是一位中國通。兩年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正面戰場不斷潰敗，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史迪威派包瑞德前往重慶擔任「武官代表」，他自己仍留在北平觀察局勢。
包瑞德到重慶後不久傳來噩耗，他的妻子不幸在北平病逝，從此以後他便未再結婚。後來他在回憶錄中承認，當時如果結婚一定會找個中國女子，他認為：
多數美國人只要見到過中國上流社會婦女對他們所愛的人所表現出的溫柔、體貼、高雅和無私奉獻，自然會不滿足於美國女性的愛情。
只是當時美軍規定禁止軍事情報官與任何外國人結婚，包瑞德的願望未能實作。
1942年，包瑞德升任夢寐已久的上校武官，不過這一職務已經成為擺設。此時美國已經參戰，為了保障中國唯一的物資通道——滇緬公路的暢通，盟軍成了中緬印戰區。史迪威被任命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中美之間的事務大多由史迪威司令部直接與老蔣溝通。
這讓包瑞德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加上當時他的很多同事甚至下級都已經升遷，他也希望在職業生涯能獲得將軍軍銜。不過美軍對情報官的軍事指揮能力要求不高，因此這一崗位長期不被重視，很難得到升遷。包瑞德申請調離使館，後來被派去桂林幫助國民黨訓練新兵。
但不久，他被史迪威委以重任，前往延安完成一項重要任務。
美國希望與延安建立直接聯系
珍珠港事變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美國希望整合中國抗日力量，拖住日本。
首先，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加大了對華援助，希望中國能拖住日軍，從而緩解美軍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壓力。但老蔣為了保存實力，態度消極。大量軍隊和物資用來對付中共領導抗日力量，反而希望美軍在中國登陸與日軍作戰，這讓美軍非常失望。
其次，盟軍在歐洲戰場節節勝利，美軍預測戰爭即將結束。戰後如果國共爆發沖突，將會使蘇聯介入中國，導致美蘇在中國爆發沖突。為爭奪戰後利益，美國必須提前下手，介入中國事務。
最後，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戰場不斷發展壯大，牽制了大量日軍，成為抗日中堅力量。這也引起了美國人的註意，他們認為這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整合中國軍隊，使其發揮出最大的力量，能很大程度上避免美軍的損失。
1943年6月24日，史迪威的政治顧問叫戴維斯寫了一份備忘錄交給史迪威和美國國務院。這份備忘錄認為：如果戰後國共爆發沖突，國民黨想要以武器上的優勢取得勝利是不大可能的。建議美國與中共建立聯系，向延安派駐觀察員。
事實上在此之前，戴維斯曾多次在重慶拜訪周恩來，周向其闡明了中共堅定抗日的立場，並提議美國派代表常駐延安。中共的方針始終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自然也包括美國。
戴維斯的報告得到了史迪威的大力支持。史迪威性格耿直，在華任職期間，因為軍事指揮權以及美援分配等問題與老蔣爆發過激烈沖突。老蔣曾先後三次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兩人矛盾很深。
史迪威負責指揮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第一次遠征軍入緬作戰就因為指揮權問題慘敗，撤往印度。在印度訓練和補充美械後，史迪威希望老蔣補充一些兵力，以盡快反攻緬甸，一雪前恥。但老蔣態度非常消極，使史迪威極為惱火。
同時作為一個美國將領，站在美國的立場看，調動中國最大的力量抗日，爭取早日獲勝，減少美國的損失，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於是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
包瑞德建議向中共提供武器
當史迪威提出要向延安派代表團時遭到老蔣強烈抵制。直到1944年3月9日，羅斯福親自發電報給老蔣，要其給予支持和合作。但老蔣只答應讓美軍觀察組在國民黨控制的區域活動，這顯然無法讓美軍對延安高層有更深的了解。
羅斯福無奈之下，派副總統華勒斯存取重慶，並交代他向老蔣施壓。羅斯福所說的施壓，無非就是利用援華物資要挾老蔣。這一招果然奏效，老蔣最後還是被迫答應了美國的要求。
至於團長人選，美國的要求是「能得到中共尊重，而且能說流利中文的官員領導」，史迪威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老同事包瑞德。1944年7月21日，以包瑞德為團長的第一批美軍觀察組成員抵達延安，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詳細了解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的作戰價值。
美軍觀察組受到延安熱烈歡迎，朱德、周恩來出席歡迎儀式並行表講話，八路軍、新四軍高級將領葉劍英、彭德懷、陳毅、聶榮臻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部隊情況。
此後，包瑞德去南泥灣觀看了八路軍120師359旅的訓練，並參觀了位於綏德的抗日軍政大學。他甚至還想空降到蘇北地區察看新四軍的情況，但美軍認為此舉太過危險而沒有批準。
包瑞德和美軍觀察組受到延安極高的禮遇，在所有正式場合，包瑞德都被安排在貴賓席上。在正式的宴會上，包瑞德總被安排坐在毛主席和朱德之間。由於他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無形之中拉近了與延安高層的距離。
包瑞德根據在延安觀察到的情況，寫了大量報告發給美國政府。最讓包瑞德吃驚的是延安關押著150多名日軍俘虜，而他知道當時重慶郊區關押的日軍戰俘是25名。
延安情報機關的效率也讓包瑞德頗為敬佩，在東京出版的報紙10天後便能到達延安，即便是在戰時保密極為嚴格的情況下，報紙也是了解一國軍隊的主要資訊渠道。
延安的士兵給包瑞德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們「經受過良好的訓練和戰鬥的鍛煉，士氣旺盛，看上去精壯而整潔，穿著合身的軍裝」，而國民黨的軍隊盡管有美軍大量援助，但「生活仍然很差，軍裝都是用廉價的、質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包瑞德在國統區常常看到當局征兵時用繩子將壯丁捆成一串，他曾看到江西的一座監獄裏關滿了年輕男子，一問才知道是「逃避兵役」的人，他還曾好幾次看到國民黨軍官打士兵耳光。而延安卻沒有這些現象，包瑞德被告知毆打士兵是不能容忍的。在中共領導的部隊裏，對軍官的要求往往比士兵更嚴格。
包瑞德驚訝地發現，在重慶隨處可見警察和衛兵，但在延安任何地方，包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都沒有發現一個衛兵。毛主席在公開場合出現時總是步行，或者乘坐一輛封閉式的救護車，那是延安唯一的機械化交通工具。延安沒有衛兵和便衣組成的封鎖線，也沒有高速行駛的大轎車，而這在蔣委員長出行時是很常見的。
包瑞德根據所看到的情況得出結論：如果中共願意抗日，而且人民又站在他們一邊，美國對他們加以支持是值得的。我相信，向他們提供少量的彈藥、軍械、火炮元件和訊號器材將會產生即時效果。即便不能，我們的損失也是有限的。
包瑞德的報告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史迪威據此向老蔣提出武裝中共5個師用於共同抗日，但此舉無疑是在老蔣胸口紮刀，使其對史迪威的怨恨更深。
加之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全面潰敗，美國極為不滿，不斷向老蔣施壓，要其把軍隊指揮交給史迪威指揮。羅斯福先後5次致電老蔣要其交出軍權，並3次以援華物資要挾。這也觸及了蔣的底線，他把憤怒撒到了史迪威身上，再次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
這一次老蔣決定孤註一擲向美國攤牌，他拒絕了羅斯福的要求，並致電在美國的孔祥熙，要其今後不要再向美國要求任何物資，並迅速離美回國。他甚至做好了與美國斷交的準備，在日記中寫道：「美國態度之惡劣已至極點，如其再不自悟，惟有出於絕交之一途。」
中國雖然貧弱，但人力眾多拖住了大量日軍，羅斯福顯然不願失去老蔣這個盟友，只能妥協。他將史迪威召回國，並以魏德邁取而代之，在軍隊指揮權的問題上也不再堅持。魏德邁有了史迪威的「前車之鑒」，也對老蔣更順從。
穿梭在重慶與延安之間
但此時，美國的戰略仍未改變，他們仍然試圖撮合國共。1944年11月7日，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飛抵延安，此行的目的便是促成國共和解，周恩來和毛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
抗戰全面爆發後，國共開啟第二次合作，但期間國民黨先後三次掀開反共高潮，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皖南事變」。延安為了穩固統一抗日戰線，一直爭取與國民黨透過談判方式解決摩擦，雙方此前已進行過長時間的談判。
赫爾利與毛主席周恩來等人共進行了4輪會談，都由包瑞德擔任轉譯。在首輪會談中赫爾利向毛主席送出了一份檔，毛主席看完問：「這是出自誰的意思？」赫爾利回答：「是共同商量的結果，得到蔣委員長的認可。」
鑒於檔與延安預期的差別不大，在會談中並沒有出現太大分歧，只對檔進行了小幅修改。檔共5條，主要內容是建立聯合政府，部隊由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赫爾利認為要求「公平合理」，並在檔上簽了字。
事實上，美國人要麽自作主張，要麽曲解了老蔣的意思，這份檔交給老蔣後遭到他的拒絕。他提出三條意見，要求延安把軍隊交給國民政府全國軍事委員會指揮。
如此出爾反爾，且與延安存在根本性分歧，自然遭到延安的拒絕。包瑞德仍然試圖說服毛主席，表示願意提供一個軍事委員會的席位。毛主席開門見山地指出，該席位只是一個擺設，馮玉祥將軍貴為副委員長，但他仍無法調動一兵一卒，接受這樣的條件無異於投降。談判沒有取得任何成果。
1944年12月15日，包瑞德再次來到延安，這一次他帶著另一項任務。魏德邁不在中國，他的參謀長麥克盧把任務交給包瑞德。當時歐洲戰場即將取得最後的勝利，美軍打算把歐洲的一個空降師派到山東沿海的灘頭建立陣地，以便對日本發起進攻。
他們計劃占用的區域由八路軍控制，因此美方想請八路軍提供方便，並保障美軍糧食供應。延安對此表示同意，包瑞德滿意地回到重慶，但不料一個危機正在等待他。
此事被宋子文得知，他認為美軍是想武裝八路軍，大發雷霆，跑去質問已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赫爾利事先並不知情，因而震怒無比，但美軍內部相互推諉，最後只能由包瑞德來背鍋。
在此之前，魏德邁已經答應授予包瑞德準將軍銜，但事發後赫爾利致電美國陸軍部要求取消。包瑞德不僅被免去美軍觀察組的職務，而且也永遠錯失了成為一名美國陸軍將軍的機會。
美軍觀察組直到1947年3月11日才撤離延安，共工作了兩年零八個月，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國共溝通橋梁的作用。但由於國共雙方在根本問題上存在原則性的分歧，美軍觀察組事實上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
離開中國
包瑞德一度被「貶」到雲南任職，在抗戰勝利後才重新擔任駐華助理武官。在華任職二十余年，他的官職又回到了原點。
接下來便是解放戰爭，國民黨軍隊潰敗的速度大大超出了美國人的意料。1948年10月，包瑞德想去東北觀察戰場形勢，只是到了機場才發現，已經沒有飛往東北的飛機。他在日記中寫道：
不用去東北了，當將軍們開始撤退金條和小老婆時，說明戰局已定了。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和平開入北平。當時包瑞德仍然駐紮在北平，親眼目睹解放軍入城以及日後舉行的開國典禮。由於閱兵是公開舉行，所以毛主席並不想幹涉包瑞德拍攝。
此舉也有一個意外的收獲。開國大典原本請了蘇聯攝影師拍攝，但不知為何後來存放底片的房間失火，導致底片焚毀。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照片就是當年包瑞德所拍，那批照片目前還存放在美國的檔案館裏。
1950年2月，包瑞德離開北平，遷往台北，從此再也未回過大陸。1952年，已經服役35年的包瑞德面臨退休。他一直希望留在中國生活，但此刻顯然已經無法前往北京，只能退而求其次，向當局提出以平民身份留在台灣。
不過鑒於包瑞德此前寫過的那些報告，老蔣無情地拒絕了他的申請。包瑞德前往日本生活過一段時間，但那並不是他所喜愛的。1954年，包瑞德帶著失望回到美國，此後曾在大學教授中文。
包瑞德的余生在對中國的愛恨交織以及對失去準將軍銜後的怨天尤人中度過。1971年8月，曾到訪過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來華存取，期間周恩來與他會談，並表示希望邀請當年觀察組的成員訪華，這當然也包括了包瑞德。
不過時間已經太晚，年事已高的包瑞德行動不便，最終未能成行。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舊金山病故，終年84歲。
盡管包瑞德為國共之間的和平做出過一些努力，他如實地記錄了延安的情況，但遺憾的是這些並未被美國高層所重視。包瑞德心心念念想要留在中國生活，但最終事與願違，他個人的經歷仿佛中美交流的一個縮影。美國一開始就未站在公正的立場的，並且選擇了錯誤的一邊，最終失去了一個強大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