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 河（貴州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暨貴州大學中國共產黨人「心學」與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高端智庫研究員）
「必有事焉」，系孟子在【公孫醜上】中回答「何謂浩然之氣」時提出的觀點。其中的「必有事」，是「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為事」（【朱子語類】），即以集義之「事」存養和生發「浩然之氣」，然後「塞於天地之間」，達至「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實作「盡心知性知天」。由此，孟子確立了「必有事焉」的工夫取向，賦予了「事」以深刻的倫理內涵。
孟子的以上觀點，被自許直承先秦孔孟思想的宋明理學所賡續和發揮。張載說：「【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張載集】）其中的「必有事」乃指集義之「事」的涵養過程，目的是生發「浩然之氣」，以實作「性」與「天道」的溝通。張載堅決拒斥意、必、固、我，因為「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如果「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張載集】）。程顥認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二程集】），這裏的「養氣之道」，主要是指以本心自由地對待外物、處理事務，而不妄用主觀、人為加以矯正和助長。這樣的「集義」工夫，亦即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道德踐履，與「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有異曲同工之妙。程頤則將「必有事焉」與主「敬」工夫相聯系，認為「‘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二程集】）。二程的以上觀點，側重於「必有事焉」的工夫之維。朱熹認為孟子的「必有事焉」是「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朱子語類】），而「集義」又指「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朱子語類】），亦即「集」為聚集、累積，與之相關的處事之道即為「義」。依此累積、如此擴充，是為「集義」。若事事合乎「義」，即能生發「浩然之氣」。隨後的「勿忘、勿助長」體現為內在的涵泳、涵養之義，即不可增添過多的私欲或人為。由此看出，程朱對「必有事焉」的詮釋，以及對「事」的運用，皆與本性論的討論密切相關，並與個體修養切實聯系起來，往往以一種踐履工夫的形式而出現。陸九淵將「必有事焉」中的「事」界定為內心的念慮，而「正」則為矯正。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陸九淵集】）對此，他還作了進一步闡釋：「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陸九淵集】）聯系上下文看，陸九淵認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上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下一句，下一句在內容上是對上一句的闡釋，亦即按照「勿忘勿助長」去修養、踐履，舍棄舊習，此「心」不待矯正，即能復其本性，即「積善」「積義」。如果強行矯正，就違背了「本心」的自然本性，即「硬把促」。相應地，「必有事焉」中的「事」是指內心的念慮，而「勿忘，勿助長也」則是指棄去舊習，務求復其本性。「心」與「事」在這裏得到了通融，「必有事焉」變成了「事上見心」的踐履工夫。王陽明延續了陸九淵的理路，將「義」進一步闡發為「良知」，認為「必有事焉」就是「集義」，而「集義」又是「致良知」，即「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在體用關系上，「良知」是「必有事焉」之體，而「必有事焉」則是「良知」之用。這就意味著「必有事焉」工夫的展開，要以「良知」作為頭腦，而「致良知」的工夫，則以「事」作為依托。「事」是構成實實在在「致良知」的「實」元素。從時間之維看，他認為：「‘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王陽明全集】）
以上關涉「必有事焉」的論述，無論是張載、二程和朱熹的「集義」，還是陸九淵、王陽明的「積善」「致良知」，皆從不同角度對孟子「必有事焉」義理的深層次展開，同時也是「必有事焉」貫穿宋明理學演進的反映。那麽，作為宋明理學各時期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為何要論及「必有事焉」？對其中之「事」作出了怎樣的闡釋？從實質上看，「必有事焉」中論及的「事」，在宋明理學中每與「集義」「積善」「致良知」相聯系，呈現為亦本體亦功夫的雙重面相。以廣泛哲學視域看，「事」具有更深沈的哲學意蘊。按韓非子「事者，為也」的理解（【韓非子·喻老】），「事」應與人的生存與發展相關，一般表現為「人的活動及其結果」。如上文論及的「必有事焉」之「事」，亦即人在日用常行中的「集義」「積善」「致良知」之「事」，是宋明儒肯定現實世界的日用常行之「事」，是構建社會生活秩序的道德踐履之「事」。這意味著：人總是透過「贊天地之化育」的「活動」過程和勞動成果，以實作自身存在與發展，並獲得區別於動物的內在品格。在此意義上，人的存在與發展皆以「事」為基源。同時，「事」也因人而成：正是人在「贊天地之化育」的過程中，創造和運用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事」，構建起美輪美奐的人化世界，並依此獲得區別於「物」的多重規定。由此出發，人的存在與發展與人化世界的建構，因「事」而得到彼此的互認和促進，人與世界的關系，亦因「事」得到彼此溝通和互融，正如楊國榮說：「‘事’既關乎現實世界的生成，又與人自身的存在相涉。」（【人與世界：以事觀之】）簡言人與「事」的內在關系：人因「事」而在，「事」因人而成。
總而言之，一向以「性與天道」的方式展開哲學沈思的宋明理學，相應地存在「化物為事」的理論視域和「主德」「重事」的思想旨趣。在此背景下，宋明儒必然透過「事」來認識和處理人與世界的關系，彰顯其哲學思想的多維性和深刻性。這也就不難理解，孟子提出的「必有事焉」，貫穿了整個宋明理學發展的始終。與之相應的「事」，在不同人物不同作品那裏呈現出亦本體亦工夫的義理面相，與「性」「理」「物」「道」「敬」「心」「知」「行」「良知」等一道，儼然構成宋明理學的核心範疇圖譜。而宋明理學中的天人之辨、道器之辨、知行關系、理事關系等基本論題，在以「事」為視域下也可探尋其更為精妙的義理蘊涵，抉發其更為獨特的思想面相。
【光明日報】（2024年10月19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