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四川子弟兵都有着特别鲜明的作战风格：上甘岭战役中无数川籍战士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和抗日战争时期滕县保卫战的「手榴弹自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川军，是民国为数不多配得上「军魂」二字的部队，「川军精神」如一面旗帜，传承不息。
那么，川军精神是如何炼成的呢？
【大后方】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侵略国民政府曾两次迁都。第一次是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蒋介石「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当时选择的陪都是洛阳。
洛阳地处华北平原边缘，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这里依然在机械化部队的兵锋之上，并不是陪都的理想选择。
之所以选洛阳，实在是没得选：当时大西南、大西北、两广都在军阀手里，而武汉又离苏区太近，国民党真正能掌握的枢纽城市不多，洛阳已经是条件最好的了。
在洛阳的10个月时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噩梦。因为条件太差，蒋介石本人经常在专列上办公，很多军政大员们只能住寺庙、民居，仅仅熬了3个月，很多人就跑回南京了——他们觉得这是在逃难。
一二八抗战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是这次经历让蒋介石明白，如果全面抗战真的爆发，没有稳定的大后方是赢不了的。
那么，哪里是他心中的理想大后方？答案是四川。
他颇为倚重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说：「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型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但是当时四川还没通铁路，进出都要以月为单位，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而且这个王国内还在军阀混战，大家你来我往，把富庶的天府之国以县为单位拆得七零八落。
这批军阀中和南京政府关系最好的，就是重庆的刘湘。
为了帮助刘湘统一四川，蒋介石赠予大量军火支援，仅在1931年就一次性馈赠步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
这种规模的援助看似规模不大，但是在军工落后的四川，已经属于氪金换神装了。刘湘的21军开始不断膨胀，成为四川军阀中的绝对王牌。
1934年，四川全省军费9000余万元，刘湘的21军就占去了一大半，达到了4861万元——这表明刘湘在四川已经无敌了。
到目前为止，蒋介石与刘湘虽然暗送秋波，但是并无实际往来，毕竟天高皇帝远，南京对四川的掌控力依然约等于无。
这样发展下去，这个设想中的大后方，还是不能为南京所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方向是一路向西，似乎是奔着四川而去。
蒋介石一看时机已到，以「追剿」的名义派参谋团入驻重庆，作为安抚，南京给了刘湘大笔经费和枪支弹药。
1935年2月，全新的、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刘湘任省主席。
对于这波操作，蒋介石非常得意。1936年1月他在演讲时说：「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日本）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时至今日，蒋介石是否故意开口让红军突围 、从而实现「统一西南」，依然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客观而言，这一步棋，确实对后来持久抗战的局势至关重要。
【危险的博弈】
洛阳的凄惨遭遇，让国民党大员们记忆犹新；而从形势来看，中日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仗一打起来，就必须要迁都。
既然早晚要迁，那就提前准备吧。
四川境内，作为陪都的选项有两个，成都或者重庆。
虽说刘湘已经接受改编，但他手握几十万大军，依然是一个军阀头头。四川表面上看似「统一」，实际上顶多算是「联邦自治」，南京必须想方设法加强控制。
1935年7月，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思来想去，自己搬去了成都，把重庆让给了国民政府经营。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统领西南五省军队，重庆正式成为西南军事与政治中心。
但即使是这样，蒋介石依然对迁都重庆心存疑虑。因为四川毕竟是刘湘的地盘，如果刘湘本人心怀不轨，那迁都就等于送羊入虎口。
那么，刘湘这人到底可靠吗？
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广州发表抗日通电，打着抗日的旗帜准备反蒋，蒋介石赶紧让刘湘表态支持自己，结果刘湘含糊其辞，最终还是站在了广州这边。
这令蒋介石冷汗直冒，就在这一年，他赶紧制定了将湖南株洲作为陪都的备选方案。
1936年双十二事变，刘湘眼见蒋介石有性命危险，顾不上重病在身、赶紧召集亲信开会，议题竟然是包围重庆行营、铲除南京伸到四川的触手。
一位美国外交官说，刘湘曾劝说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把蒋介石杀掉。
种种迹象表明，作为一个如假包换的军阀头领，在刘湘心中「抗日」只不过是对抗南京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而已。
刘湘曾向冯玉祥请教如何保住四川，冯玉祥给他的建议是：通过抗日联络一切反蒋力量，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从而实现更大的野心。
他的小算盘，蒋介石越看越清楚。
这是一场危险的博弈。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南京也变得岌岌可危，刘湘立刻站出来高调表态，催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他高举抗日大旗，提出「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并坚定认为「抗日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为坚定南京政府抗战决心，8月26日，刘湘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川康军民书】，声称「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
在全面抗战爆发时，刘湘成了那个口号喊得最响、干货掏得最多的地方军阀，当然不能排除家国大义、民族情怀因素，但更重要的驱动力，还是他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冯玉祥曾这样评价刘湘，「一切军阀心理皆以自己的厉害为第一，即谈革命也不过是打官话、说空话。」
当然，冯玉祥的判断准不准确，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因为国民政府虽然搬到了重庆，但是刘湘却没有机会再施展抱负——他当时已经重病缠身，并在国府西移之后的两个月，病逝在武汉。
他留下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话意味深长。
今天大多数人在谈及刘湘抗日这一段历史时，还是抱着肯定的立场，毕竟他在那样的敏感时刻站出来坚决抗日，是真正的有大功于民族。
【川军精神之源】
在刘湘的大力倡导下，川军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整个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将士徒步出川，参加了20余次会战，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1/5，伤亡达到64万，产生了「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然而在抗战爆发前，川军是公认的战斗力最低、装备最差的部队，被老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军官公然在军队里贩卖鸦片，连烟枪都成了行军必备品。
七七事变之后，邓锡侯率第22集团军前去参加山西保卫战，千里迢迢来到目的地，却被阎锡山拒于门外，他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
后来22集团军又前往第一战区，再次被战区司令程潜嫌弃：「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
那么，川军的实战表现如何呢？
在淞沪会战中，川军26师14个营长伤亡13个，全师战损率超过70%，是参战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
在台儿庄战役前，川军122师死守滕县，血战36小时毙伤日军四千多人，300多士兵与敌同归于尽，自师长王铭章至伙夫全员阵亡，为台儿庄大捷奠定基础；
在南京保卫战的外围作战中，川军用血肉之躯硬扛日军坦克，145师师长饶国华亲自率领部队反攻，最终被包围自杀殉国……
川军参战后，仅用三个月时间就扭转了国军将领的偏见。
他们的武器装备是最差的，军容也不堪入目，但是几场战斗下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川军就打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那就是：军官带头冲锋，士兵争相赴死。
在滕县，300多名川军伤员不愿投降，全体绑上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这样的战术几乎成了川军的标志。
川军似乎总结出了一套以弱击强的凌厉战法， 这套战法不靠装备、不靠后勤，却非常要命——要求每个士兵都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表现川军抗战题材的电影不多，但大家可以回想下抗美援朝，四川子弟兵扛起的铁原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正是这种作战风格的延续。
铁原阻击战的「天女散花」战术，每个小队独自面对百倍敌军，战斗打响就是必死；上甘岭就更不用说，同归于尽已经成了常规战术。
那么问题来了：川军是如何快速完成如此巨大的蜕变的？
以往，我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于四川人的性格：讲义气、有担当、富于家国情怀，这些当然是必备前提。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刘湘病重后，四川再没有产生一个能服众的军阀头头，旧军阀那一套占山头、玩博弈、保存实力的顽疾在川军中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的个人牺牲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为国捐躯」，再加上国民政府已经搬到了重庆，更加激发了四川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川军作为一支自成体系的军事力量，是抗战时期最早摆脱军阀做派的旧军队。
这一点，甚至连同时期的中央军都没能做到，毕竟中央军还要考虑那个最大的军阀——蒋介石的利益诉求。
对于这种变化，川军中层军官感受最为明显。
比如，在滕县殉国的王铭章将军曾这样鼓励士兵：「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20年川军内战的罪愆了!」
刘湘怎么也没想到，他的死竟然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好处。所谓「一鲸落万物生」，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