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古人早婚早育，帝王更是如此。但不知何种原因，汉武帝耕耘不辍，却直到二十九岁时，才由卫子夫生下第一个儿子刘据，所以，「老来得子」的汉武帝对刘据十分喜爱，刘据喜欢与怎样的人来往，任用怎样的幕僚，汉武帝都由着他。
刘据长大后，性格偏宽厚仁慈、温和谨慎，对自己老爹连年发动征战、穷兵黩武的做法不太赞同，屡次劝谏汉武帝停止征伐、与民休养生息、改善民生。
汉武帝因此认为刘据不够精明强干，不像自己。但即便如此，汉武帝仍然没有废除刘据太子之位的意思，他曾笑着对刘据说：「由我来担当艰苦重任，而将安逸留给你，不也挺好吗！」这话，极像明太祖朱元璋对儿子朱标所说的话。
汉武帝还曾对刘据的舅舅——大将军卫青表态说：我朝有很多事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再加上周围的外族对我国的侵扰不断，朕如不变更制度，后代就将失去准则依据；如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因此不能不使百姓们受些劳苦。但倘若后代也像朕这样去做，就等于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太子性格稳重好静，肯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朕忧虑。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还能有谁比太子更强呢！
另外，汉武帝每次出外巡游，经常将留下的事交付给太子刘据处理。如果有所裁决，待汉武帝回来后，太子只要将其中最重要的向汉武帝报告一下就行，汉武帝几乎没有不同意的，有时甚至连过问都不过问。
从以上情景来看，汉武帝对太子刘据还是不错的。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最终之所以会演变成兵戎相见、相互残杀，关键原因在于汉武帝受到了苏文、常融、江充等奸臣、小人的挑拨离间。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太子刘据为人宽厚，所以经常会将一些已经由酷吏判决，但他认为处罚过重的事从轻发落。如此一来，刘据虽然得了民心，却也得罪了不少酷吏大臣。
而这些酷吏大臣又往往善于结党、诬陷，所以待卫青去世后，那些臣子认为太子不再有靠山，便竟相陷害太子。
由于汉武帝忙于国事，所以平常很少与儿子们在一起，与皇后卫子夫也难得见面。一次，太子刘据进宫谒见皇后，很久才从宫中出来。黄门苏文于是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另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派常融去召太子，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言道：「太子面带喜色。」
像苏文、常融这样的挑拨离间，汉武帝刚开始时虽然也不信，还把常融处死了，但所谓三人成虎，挑拨离间的话多了，汉武帝的心理防线终究还是会有所动摇的。
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告以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从而引发了巫蛊案。此时汉武帝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经常怀疑身边有人行巫蛊之术诅咒自己，于是便派他当时最信任的近臣江充、苏文、韩说等彻查此案。
但令汉武帝始料未及的是，他所信任的江充竟然也会以权谋私，会因为与太子有仇隙而趁机诬陷、迫害太子。
太子刘据被迫无奈，采纳老师石德的建议，派人逮捕了江充，并杀了韩说，但苏文趁乱逃出长安，来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起兵谋反。
直到此时，汉武帝仍然不太相信太子刘据会谋反，说：「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愤恨江充等人，所以才发生这样的变故。」于是便派使臣前往长安召太子前来。
不料这使臣贪生怕死，连长安都没进，更没有向太子刘据转达汉武帝的召命，就直接回去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要杀我，我逃了回来。」
汉武帝这才信以为真，勃然大怒，命丞相刘屈牦调动军队攻打长安城，抓捕太子刘据。
太子刘据起兵反抗，兵败后逃出长安城，躲到湖县泉鸠里的某户人家家中。这户人家家境贫寒，靠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太子因此过意不去。刚好，有一位太子以前相识的人很富有，也住在湖县，太子便派人去叫他。结果消息泄露，太子的行踪随之暴露。
当地官兵围捕太子，太子自觉在劫难逃，便回到屋中，紧闭房门，自缢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
戾太子刘据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秦朝的公子扶苏。
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性格宽厚仁慈，由于屡次劝谏秦始皇实施仁政、善待儒生而触怒了秦始皇，不为秦始皇所喜，被贬去边疆，成为大将蒙恬的监军。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驾崩，宦官赵高串通丞相李斯与皇子胡亥，隐瞒秦始皇驾崩讯息，并篡改遗诏，以秦始皇的口吻谴责公子扶苏柔弱无能、不能治国安邦，令扶苏自杀。
公子扶苏收到「遗诏」，不辩真假，泪流满面，立刻拔剑自杀，任由蒙恬怎么劝都劝不住。
公子扶苏与戾太子刘据原本都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也都是宽厚仁慈的人。不同的是，面对陷害，公子扶苏没有任何反抗，而戾太子刘据则选择了起兵抗争。但最终他们却又殊途同归，结局一样悲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