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杜义德回忆冀南抗日斗争的艰苦岁月

1940年6月，一二九师进行了整编，将冀南地区各主力部队和军分区基干部队一部，统一编为9个野战旅，按照129师的统一编制序列，青年纵队改编为新四旅;东进纵队改编为新七旅;先遣纵队改编为新八旅;冀南各分区部分基干部队和军区特务团一部编为新九旅;晋冀豫边区纵队一、三团，保安六团及平汉纵队编为新十旅;冀西游击队、边纵二团、宗树阁大队及赞皇独立团等部编为新十一旅。陈再道为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10月我被调到新四旅任副旅长，徐深吉为旅长，吴富善为政委，李茂思为参谋长(后叛变投敌)，袁鸿化为政治部主任。新四旅同时兼第二军分区的工作。

我到职后，首先投入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总的战役行动，继续破击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公路，并消灭沿路和修路的日寇、伪军，以扩大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破路前，我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同志们对日寇早已恨之入骨，求战热情特别高，个个摩拳擦掌。当时我说:仗是有打的，但要打好，不能打成夹生饭。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与地方党、政机关和民兵搞好协调工作，革命的热情要加上万无一失的科学准备，才是取得圆满胜利的法宝。大家听了十分振奋，战斗开始后，部队先把日寇消灭掉，接着数万名民兵在地方党、政领导带领下，一齐上阵，搬铁轨、烧枕木、挖沟破路，老人、妇女、儿童送水送饭，并以大量的粮食、萝卜、白菜支援部队。按预先分配好的任务，人人争先恐后，都提前完成了破路任务。这一阶段，我们共进行大小战斗105次，毙伤日伪军1300多人，俘日军7人，缴获炮、机枪、步枪100多件，掀翻铁轨、毁坏路基40多公里，破坏公路140多公里。我军伤700多人，牺牲300多人。这次破击使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很长时间处于瘫痪。日寇在当时对百团大战是这样描述的:「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华北治安报)))。可见，百团大战的重要意义。

我军出动共105个团的兵力，在整个华北地区破击日寇交通线，攻占其据点，反击敌「囚笼政治」的大「扫荡」，克服国民党投降危机，进行的这场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战役行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日寇侵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树立了战胜日寇的信心，阻止了蒋介石的投降阴谋活动，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在历史上已成为光辉的一页。在这一页光辉的历史上，也有冀南军区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辉煌篇章。

从1941年起，我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艰苦的一段历程。

1941年以后，日寇惊恐万状，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他们加强了对我军的扫荡和攻击。日寇增加了兵力，加强了火力装备，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扫荡」，在这期间，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于1942年5月25日壮烈牺牲，我们冀南军区也牺牲了多名领导干部，包括一些优秀的团长、政委。可见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艰苦抗日岁月里，斗争是多么残酷，形势是多么严重，战斗是多么激烈。根据地被迫日益缩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严重的困难阶段。

为了更好地粉碎日寇的野蛮「扫荡」，根据中央军委、一二九师首长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整训工作。整训时间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分两期进行，每期两个月，其基本方针是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深入政治思想教育，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进一步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我们第二军分区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根据平原游击战的特点，密切结合实际，围绕如何多消灭敌人，如何保存自己，保护老百姓少受损失，进行小分队突袭敌人据点的军事训练。在技术上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打迫击炮等。这次整训主力部队，在我军抗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提高了对日军作战和国民党投降危机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同时，对敌我双方优势、劣势进行了对比，对当前严酷的现实有了客观的认识。当精神的东西被战士和人民掌握以后，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经过整训，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是在世界法西斯力量德、意、日相结合，向人民大举进攻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蒋介石认为可以在这种对他有利的时机下，利用日寇的力量，加紧消灭八路军、新四军。1940年冬季，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八路军从江南撤到江北和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重大损失。

我当时受命南下策应新四军，带部队去讨逆。我和文建武政委、陈明义参谋长和袁鸿化主任率领旅直属队，十团和十一团全部离开冀南二分区南进，东渡卫河，进到冠县南、朝城西南束集地区和七七一团会合了。新四旅会合后，正要研究南下计划，就遇到日军的「扫荡」。

经过一些战斗，部队通宵行军进到娜城西南。并与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师长取得了联系。按照彭雪枫师长回电指示的路线，我率先头团七七一团已进至单县东南之曹马集，正准备通过陇海铁路南进时，接到集总电令，要新四旅和冀中南下支队立即停止南进，在原地待命。当时金乡、鱼台、城武、单县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加上敌伪破坏，粮食非常困难。经请示，将部队撤至巨野、菏泽、邻城、哪城地区待命。并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和组织群众自卫抗日武装。

1941年5月下旬，日军向华北调集兵力7万余人，号称「十万大军」，进行「扫荡」。妄图在两个月内，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敌人的战略战术是采取分区「扫荡」，逐个歼灭的方针。在战术上采用「铁壁合围」，梳蓖式清剿，分进合击，三光政策，建立伪政权，划分治安区，制造「无人区」，以彻底切断我军与人民的联系。

敌人还大肆构筑碉堡，挖封锁沟，修筑公路，妄图分割我军各个消灭。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29师发起了邢(台)沙(河)永(年)战役，经过三个昼夜的激战，攻克敌人据点8处，炸毁碉堡53个，破坏铁路近百公里，歼灭日伪军1340余人，对南宫至王官庄，成安至大名等公路进行了破击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冀南军区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和一二九师首长的指示，一方面指挥部队开展反「扫荡」，打退敌人猖狂进攻，一方面组织军民破击平汉铁路，牵制敌人，粉碎日伪军对太行山区的「扫荡」。我部切断了德石铁路和沿途的各条公路，瘫痪了敌人，阻滞了日寇兵力的行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第二军分区二十五团团长李林同志，在李秦村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将敌人全部消灭。李林团长身先士卒，带头冲杀，不幸英勇牺牲，受到一二九师和「集总」的通令嘉奖。

为了粉碎敌人的分割、蚕食，冀南军区决定彻底摧毁王官庄到高村的公路，简称王高路，这条南起清河县王官庄，北至南宫县的大高村，全长约60多华里，正好在我根据地心腹地带。其间有据点10多处，碉堡30多个，还有公路两侧的封锁沟，对我危害很大。8月30日晚，我指挥新四旅第十团与新七旅，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王高路全线发起攻击，首先拦腰斩断敌防御体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至9月3日，先后攻克了尧村、双炉、董家庙、郭庄、范家寨、启家庄、甘狼家等敌人据点，打死打伤敌军500余人，生俘45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子弹万余发。王高公路全线瘫痪。9月18日至20日，进行第二次大破击，主要是临清至王官庄、临清至尖家集公路。仍由我指挥十团和三十六团(属四分区)，破击临清至高村，临清至尖家集公路，还有不少友邻部队分别破击其它路段。战斗一打响，英勇善战的十团和三十六团当即攻克卫罗庵、龙旺、高村等据点，老官寨据点90余名伪军在我军政治攻势下调转枪口向敌伪进攻。19日，又相继攻克了临清河西街，台庄、尖家集、花牛张庄据点。12月中旬，我部又与太行部队一起再次破袭平汉铁路，我新四旅主力及第二军分区武装分工对邢台至鸭鸽营段以东之溢西地带进行破击，重点在任县，尧山地区及内邱官庄铁路东侧地段，经过激烈战斗，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把铁路变成了没有铁轨的碎石坡。

1942年，敌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进一步加剧。1月至3月份，敌人出动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就有5次，其中三路以上的「合围进剿」达10余次。其名称为「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残酷手段对我根据地进行反扑。

在这期间，我新四旅直属队及七七一团、十团，先后7次遭到日寇的合围攻击，损失很大。我新四旅十一团和第一军分区基干团，在魏县仕望集遭到日伪2000余人大合围。虽然杀出重围，但遭受了伤亡。

1942年2月6日，敌人又「扫荡」冀南第二军分区，我二十五团一部和巨鹿模范大队共240余人，在巨鹿东板台集宿营时，因汉奸告密，遭敌人突然包围，我军激战突出重围，牺牲90多人。这时我们二分区被迫缩小到新河、冀县、南宫之间的三角狭小地区，情况非常严重。其它军分区也是一样，被蚕食、被封锁。

最难忘的是4月29日日寇大扫荡。当时，陈再道、王宏坤同志正在部队检查工作，宋任穷同志在太行山区开会，冀南军区只有范朝利参谋长和刘志坚主任主持工作。29日半夜1时多，军区情报科副科长程诚向范、刘报告:我军第十九团发现大营的日伪军夜间集合，29日早7时又报告，枣强、王均大营出动了大批敌人，由王均向南推进，并与我十九团展开激战。范、刘两位同志命令十九团从大营、枣强之间插过去切断敌人后路。军区同时组织骑兵团、特务团抗击扫荡之敌，掩护军区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进行转移。这时日军又进入我军二十一团驻地，展开激战。这时，我侦察部队才开始报告:西面、北面均有大批日伪军行动，并有坦克和摩托车。军区指示向南转移。

上午10时左右，军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汇集到12里庄一带。这时，日军的合围已经构成、形势异常严峻。原来这是日军蓄谋已久的「4.29大扫荡」，共调集1万多兵力，还有大批伪军，由日军华北司令官冈村宁茨统一指挥，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士桥一次亲自到临清指挥。此次敌人共搞了两个合围圈:一个是以武城北武官寨，12里庄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重点合围冀南军区机关、七旅、群众团体、学校等;另一个是以邱县东目寨、摇鞍镇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重点是合围第四军分区和新四旅，四地委和专署等地方机关。当时，我正临时分管4分区。敌人按计划于4月28日夜秘密集结，29日凌晨1时统一行动，称之为"4·29铁壁大合围」，也称「4·29大扫荡」。

当日中午12时过后，形势更加严峻。日军已占领了12里庄北面的几个村庄，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疯狂向我前沿部队冲击，敌机也在上空盘旋扫射。合围圈越来越小，冀南部队、军区、党委机关都拥挤在12里庄东南的一块狭小地区。这时范、刘二同志命令部队向南和东南方向突围，骑兵团冲在前，机关乘马人员紧随其后，特务团和二十一团掩护步行人员突围，规定突围后，连家为第一集合点，瓦窑为第二集合点。

突围开始后，狂风骤起，尘沙飞扬，平原大地，天昏地暗，为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战马驰骋，加上漫天风沙，像一条黄龙从天而降，吓得日伪军目瞪口呆，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当我马队冲出重围时，敌人才知是我军突围，急用火力封锁，把我后续人员截断。这些人员只好就地疏散隐蔽，乘风沙弥漫之际，分路分批辗转北移，寻隙突围，这批人经马庄西、瓦子庄等地，于30日4时到达冀王滩附近的杨家庄。新七旅大部人员于29日15时由武城西北宋庄向东北突围出去。

向南突出包围的人员汇集一起后，范朝利、刘志坚同志召集军区机关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决定连夜转移，21团从黄金庄北侧向西北转移，骑兵团、特务团掩护军区、区党委、行署机关人员经军营村向枣强县西南转移。

我当时正随七一一团驻邱县北大省庄，召开团党代表大会，4月28日晚，由大省庄一带移驻马头镇西南的聂袖村。29日拂晓，旅侦察科长王万嘉向旅部报告:南面邱馆公路上有枪声，接着十一团也向旅报告:邱馆公路上的敌人向我团进犯，已与我南面部队交上了火。新四旅首长决定向东北摇鞍镇转移。同时七七一团团长贾建国报告:从邱县城内线获悉，敌人要进行「大扫荡」，故该团向西北转移。七七一团转移到马头镇西北大寨村附近，发现数百敌军也向大寨村开来，当即迎头痛击，击毙伤敌数十人，七七一团随即转移到曲周东北地区，顺利地跳出了包围圈。当晚贾建国团长曾率1个连返回合围圈内香城固，下堡寺一带寻找旅部，未能找到，但收容接待了被冲散的党政机关数百人。我军十团的主力也冲出了合围圈。旅直机关到摇鞍镇时，陷入了合围圈，驻梁二庄附近的我十一团为掩护旅直机关突围，决定向旅部靠拢。新四旅徐深吉旅长为保存部队实力，不顾个人安危，命令十一团迅速向南突围，后来转向东北方向突出了合围圈。这时，徐深吉旅长指挥十团第二营掩护旅直属队人员向东突围，杀开一条血路，只有旅参谋长陈明义率直属队一部冲出去了，敌人集中炮火封锁了突破口，徐深吉旅长又组织第二次向东南突围，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骑兵杀向敌人，不幸中弹牺牲。还有集中在旅部准备去延安学习的原十团团长陈子彬，原十一团政委桂承志，也在突围中英勇牺牲。经过艰苦浴血奋战，旅直部分人员终于突出合围圈，并袭击了尘家据点。

新四旅部队在突围战斗中，共歼敌200余人，我方伤亡300多人，损失很大。

各路合围的日伪军，每到一处，一村一村地清剿，一户一户地搜捕，烧毁民房，残杀我军未来得及转移走的伤病员，以及干部、学生、群众，其情景惨不忍睹，日伪军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同时也涌现出不少军爱民，民拥军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八路军拚死保护老百姓，老百姓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被围困的子弟兵穿上，老大娘认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年轻妇女为保护我军指战员，冒死假认为夫。掩护伤病员，为他们送水送饭等事例数不尽，说不完。冀南的人民和八路军血水交融，亲密无间。

「4·29大扫荡」之后，冀南党政机关由武城西北转移到枣强县南部地区，继续坚持领导抗日斗争。

日寇得到消息后，又于6月11日，对枣强县以南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总兵力近万人。

6月9日晚，陈再道司令员和刘志坚主任率军区机关、部队向外转移，到达南宫、新河、冀县之间的枣园地区。10日晚又向枣强县西南开进，正好走入了敌人的合围圈。11日早晨组织突围，采取与敌周旋的方式，由流常镇转移到枣强东南，跳出了合围圈，敌人向东北方向扑了空。军区机关受到较小损失。

1942年上半年，我军与日寇共进行大小战斗811次，其中反扫荡作战369次，我主动进攻敌人370次，平均每天战斗4次以上。共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俘日军6人，伪军52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挺(支)。我军减员4330余人。

1942年下半年，日寇比较大的扫荡有「9"12大扫荡」，兵力1万余人。但我军有了上半年粉碎敌人"4·29」和「6. 11」大扫荡的经验教训，这次即展开了反合围、反扫荡斗争，在日寇出动合围的途中，设下埋伏，狠狠打击，消灭了不少日伪军。如第六军分区的十九团、二十一团就曾取得较大战果。我第二军分区十团于9月18日攻克广宗大柏社据点，全歼守敌。二十五团攻克新河北罗口据点。在「9. 12」反扫荡斗争中，共击毙日军50余人，我军损失很小。

1943年冀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早情8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我二分区巨鹿全年白地一片。接着又是蝗虫灾害，据统计蝗虫毁灭了524个村庄的庄稼。

在旱灾、蝗灾后，8月下旬，又下起了暴雨，9月初连降7天，冀南遭受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溢阳河、卫河两岸成为沼泽地。日寇灭绝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又于9月下旬在临清县和武城县内多处将运河和溢阳河河堤掘开，河水漫溢，受害达30余县，使冀南地区成为汪洋，霍乱瘟疫流行，上万人死于传染病。饿死、病死每村几百，多者上千，活着的背井离乡逃亡外地，冀南有近百万人流落在外。

冀南党、政机关和军队指战员，面对严酷的现实，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持领导抗日斗争，开展生产自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救灾的工作指示。一二九师于8月1日下达了【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要求我们不仅要打击敌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且要加紧生产节衣缩食，和人民群众一起共渡难关。

邓小平政委在1943年7月2日关于【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说:「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那么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并且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呢?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关键。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

194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宋任穷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冀南军区政委。6月22日，北方局号召冀南区「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10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提出保护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产，增加生产，发展农副业，减租减息。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加强对敌工作，整顿党组织等。

1942年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6月2日，冀南军区发布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的命令:其中第二军分区辖第十、第二十五团。1943年初，第十团奉命调往太行。

1943年9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邓小平任书记，其他领导成员有:刘伯承、李雪峰、李大章、蔡树藩。

第二军分区，以南宫、巨鹿公路以北为活动地区，第25团以1个连进到滥阳河以西地区活动，其余进到南宫、巨鹿、新河之间及巨鹿以西活动，曾达到任县附近，距邢台仅数公里。

从1942年下半年起，我率部队进入溢阳河两岸的巨鹿、隆平、平乡等地区开展游击战。当时的官兵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同娱乐、虽然环境非常艰苦，战斗十分频繁，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官兵一致的原则，是我们战胜困难和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不久我们军分区组织了7个武工队，共63人，活动在宁南、南宫、隆尧等县的一些地区。武工队的成员大多是优秀的连排干部和班长、老战士，少数是从地方抽调的干部。武工队内成立3-5人的调查研究组，日伪工作组，地方民运组，由政治部民运部领导。

武工队首先打击敌特汉奸，镇压破坏抗日的坏分子，这对清除敌人爪牙，闭塞日伪耳目，对夺取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抗日力量，瓦解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对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前身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瓦解日军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展到10多人，他们向日军喊话，号召日军不要为侵略者卖命。这一时期，日军向我投诚2人，逃亡24人，自杀9人。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太行分局在河南省涉县(现属河北省)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书记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这篇报告的大部内容已被选登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内，他要求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加强抗日武装建设，开展游击战，粉碎敌人「扫荡」、「蚕食」的进攻，努力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生产，战胜灾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温村会议精神，给1943年的抗日斗争带来了胜利的曙光。随着国际上的反法西斯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日寇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1943年春，日军「扫荡」冀南达68次，共3万余人次，合计108天，其中对第二军分区「扫荡」14次，均被我们粉碎。1943年下半年，日军在冀南区总兵力7000余人，比上半年减少3000余人，但伪军却增加了3倍左右。

1943年3月，我兼任二地委书记，全面领导二分区抗日斗争。当时，敌人仍十分猖狂，我分区宁南的敌人，集中了1000余人，一个晚上包围了10多个村庄，都是由特务汉奸带路，使群众遭到较大损失，我对此指示部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依托主力兵团的力量，开展了对敌斗争，不长时间，就取得明显效果，日伪再也不敢猖狂行动，特务汉奸也夹起了尾巴，如丧家之犬。我们二分区摧毁了全区绝大部分的伪大乡组织，破获了隆平县全县的特务网，击毙特务汉奸29人，处决敌人坐探13人。巨鹿县城的大特务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被处决，就是其中一例。威摄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我们二分区派部队开辟邢台以东地区。包括60个村庄和柏乡县的40个村庄，都有我们的部队活动，并发展党的组织，在南宫、巨鹿、任县、新河等地建立了游击小组62个。为了加强群众武装的领导，第二分区分成了淡东、淡西2个集团。每个集团都由党政军群干部组成党委，以党委为核心实施领导。

1943年11月，为了加强对冀南和冀鲁豫两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鲁豫分局，又称中共平原分局。在北方局领导下，由冀鲁豫分局直接领导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到1944年6月4日，党中央批准北方局报告，决定上述两个区党委合并，并决定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新冀鲁豫军区。

新组成的冀豫鲁军区由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阎樱要任参谋长，不久由曹里怀接任，朱光任政治部主任，付家选任后勤部长，刘德海任后勤政委。军区下辖11个军分区和水东独立团(后改为第十二军分区)。我担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何济林，政治部主任姚克佑。

1944年春夏，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国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坚决要求抗战，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战场上完全占据了主动权，日伪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1944年4月，毛主席发表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号召我党我军担负起把日本打出中国去的任务，把我们的根据地发展巩固起来。同年末，我二分区警卫连和宁南县大队，全歼了东陈伪军。不久又攻入了尧山县城。

1945年1月11日，我分区二十五团一部强袭南宫县苏村据点，消灭了全部守敌。15日，二十五团另一部在南宫县大队的配合下，打击由新河外出的日伪军，31日，又消灭了内邱县外出的日伪军80人。4月28日，我区二十五团第一、二连在新河县大队的配合下，进攻县城，歼敌4个中队，该团第三连又在平乡北王里庄伏击增援齐庄之敌，毙伤伪军100多人，俘虏300余人。

同年5月3日，我二分区部队一举收复了南宫、新河两座县城。下旬，第二、第四、第六军分区主力和第三军分区一部，在巨鹿以北发动攻势，消灭伪军高德林部，第25团会同友军攻下了巨鹿县宋家庄据点，并消灭援敌，此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俘80余人。

6月份，二分区又配合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了子牙河战役，经6天激战，攻克艾章庄、东汪、东陈等据点，歼敌700余人。

6月20日，冀鲁豫军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冀南指挥部，统辖原冀南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军分区，王宏坤兼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利用战斗间隙，冀南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整训和大练兵运动。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全部予以歼灭。夺取其武器和资财，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反攻第1号命令。11日，又连续发出第2号至第7号命令。令各路反攻大军向预定作战地区进发，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一二九师刘、邓首长，也同时自延安致电李达、宋任穷、王宏坤、王新亭等同志，命令所属各部队迅速夺取城市，要求冀南部队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间沿平汉线城市。

冀鲁豫军区遵照上述指示，组成中、南、北三路大军，在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等指挥下，向敌人发起了全面反攻。北路大军由冀南部队组成，统由我和王宏坤、彭涛指挥。

8月15日，冀南指挥部下达了全面反攻命令，组成8个梯队，按照分工，向敌发起反攻。截止9月2日，先后攻克收复县城27座，还有周围所有的据点、碉堡，解放了冀南大片土地和人民，人民欢欣鼓舞，我军斗志昂扬。

8月20日，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这时，冀南地区掀起了参军热潮，有近万名青年参军，发展了冀南主力部队。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山西阎锡山则令他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17000多人，向我军晋东南上党地区进犯，妄图摘我们的抗日胜利果实。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一面下令进攻解放区。

冀南指挥部决定由我和孔庆德同志率5个团开赴上党地区，会同友邻部队反击阎锡山部的进犯。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关于上党战役作战的第1号命令，消灭阎锡山进犯上党的部队。以太行、太岳、冀南部队主力，暂编为三个纵队，参加上党战役。我冀南部队改称冀南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我和孔庆德任副司令员。由河南店出发，奉命部署在屯留、长治之间的崔邵村、禄村一带。任务是打击从长治出援屯留之敌。冀南纵队在开进途中，攻克了呈寺据点，歼敌一部。9月11日上午，长治敌军6000多人向屯留增援，其先头部队刚到呈寺村时，我二十五团团长李地山、政委范朝福，即率领该团猛烈阻击援敌，将敌击退。我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机智。

当夜，我太行纵队攻占屯留城。长治援敌闻风溃逃，我二十五团和十一团截击逃敌，并歼灭了从屯留城中向长治溃逃的敌人。13日，太岳纵队攻击长子，冀南纵队奉命进抵长治、长子之间的小师庄、张祖地区，仍准备打击长治援敌。敌不敢出长治城，15日，刘邓首长命令冀南纵队和潞城独立团攻击潞城守敌，冀南纵队迅速向潞城开进，16日晚，向潞城发起进攻，利用云梯登上城墙，用迫击炮、机枪作掩护，然后向纵深发展，经一夜激战，全歼潞城守敌。同时，我二十五团攻占南垂村，十一团攻占张庄。

战后，刘伯承司令员专程到潞城看望冀南纵队，他说:「你们穿着土布军衣，不少战士还是穿便衣，主要用步枪、手榴弹，勇敢登城，迅速将守敌歼灭，令人感动。有这样的战士，什么样的敌人我们都能战胜。」大家听了以后很受鼓舞，非常高兴。刘伯承不仅是我的上级，而且像兄长一样，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阎锡山增援长治的部队被消灭以后，冀南纵队奉命东返，继续歼灭平汉线临名关、峭河和肥乡等地的敌人，以后兄弟部队又开展了对邢台、邯郸的攻击。接着是平汉战役。这两个较大的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冀南军区的群众，民兵支前参战，共动员4万多人，大车1000辆，担架3000多副，每天运粮16万多斤，冀南人民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邯郸战役结束以后，冀南主力部队正式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11月4日，下辖3个旅也正式组建。

部队进驻肥乡地区。11月15日，全歼肥乡守敌2000多人。

根据上级指示，冀鲁豫、冀南两区党委军政机构正式分开。冀南军区由我担任司令员，政治委员李著玉(兼)，副司令员王光华，副政治委员马国瑞(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副主任青光义。下辖5个军分区。

1945年11月1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峰峰召开第一届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开展减租生产运动。会后，冀南军区负责攻打衡水。12月中旬，冀南军区召开会议，研究攻打衡水部署计划。由我和刘志坚、陈明义负责指挥这次作战。12月13日晚，各主力团进入阵地，总攻前，先用炮火将南阁上的碉堡摧毁，又将城东门击毁，这时，守敌如惊弓之鸟。13日夜，各团向衡水发起总攻，14日拂晓，我军攻占衡水县城。歼敌2500多人，其中击毙300多人，俘敌2200多人，活捉伪军少将司令衡水解放，使冀南和冀中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7月，我被调到第6纵队工作，参加执行豫东作战的任务。从此，我在冀南军区的革命生活就暂告一段落。

回忆在冀南战斗的6个春秋的艰苦岁月，感想颇多。我和冀南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使我永远难忘。冀南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冀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养育了我们八路军，那里的土地和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