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屡战屡胜，61岁朱德决定亲自去收拾他，主席闻讯急电杨得志
从1946年起，晋察冀军区在解放战争中的处境颇为特殊。尽管我军在多个战区表现出色，但晋察冀军区却面临严峻的挑战。整体来看，晋察冀军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绩是最为不利的，常处于被动状态。周恩来曾经对此有过深刻的反思，指出晋察冀军区在战绩上不尽人意。
晋察冀军区面对的敌方实力不容小觑。在对国民党军的作战策略中，我军常先攻击弱小目标，再转向强大敌人。通常情况下，先打击地方力量，随后再对抗中央军。但晋察冀军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华北地区的中央军力量并不强大，而傅作义部队却异常强劲。傅作义部队擅长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其35军以美式道奇大卡车快速移动，使晋察冀军区在多次战斗中处于下风。
从内部因素来看，晋察冀军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抗战结束后，按照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军区进行了裁军。但在此过程中，不同于其他军区的做法，晋察冀军区不仅裁减了老弱兵力，也减少了许多骨干力量。当战争爆发时，让这些已退役的老兵重新回到部队成为了一大挑战。
另一方面，晋察冀军区未能及时从抗战的战争模式转变。在抗战期间，该地区常遭受日军的重点攻击，为了生存，各分区的部队被允许灵活作战。这种模式在抗日战争中效果显著，但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大规模兵团作战的要求使这种分散的作战模式显得不适应。在协同作战、物资供应等管理方面，晋察冀军区长时间未能实现统一指挥，导致战局难以打开。
1946年晋察冀野战军在大同、集宁之战遭遇失败后，似乎陷入了困境，持续受到傅作义的压制。毛泽东曾多次电令晋察冀军区，敦促他们学习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甚至建议他们模仿陈赓的作战方式。
然而，晋察冀军区始终难以掌握歼灭战的要领，战斗状态艰难。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领导意识到需要一种改变，这种改变的关键在于朱德——解放军全军总司令，被誉为「红色拿破仑」的杰出战略家和军事指挥者。
有关朱德的作用和地位，网络上存在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朱德作为总司令更多是象征性的，他的指挥多集中在红军时期的小规模战役，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规模战役相比略显不足。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全面。
朱德不仅是出色的战略家，还是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者，他指挥的战斗数量之多在近代军事史上少有匹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朱德在战斗中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朱德年岁已高，不宜亲临前线，他转而在幕后，作为战略指导者，协助毛泽东统筹全国战局。
在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复杂的战局，朱德作为全军首长，暂代毛泽东的指挥权，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当毛泽东前往重庆参与谈判时，朱德与刘少奇联手，提出了关键性的战略调整——「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他们将原本计划派往南方的十万大军和两万名干部调往东北，并派遣了20多位中央委员前往东北开展工作，确立了这一重要方针。
朱德作为总司令，通过精心调配兵力和将领，巧妙地为共产党在随后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赢得了先机。1947年3月，面对胡宗南部进入陕北的威胁，中央领导机构不得不撤离延安。在这关键时刻，中央做出决策将毛泽东和朱德分开，以分散风险。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留在陕北，而刘少奇和朱德则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承担起新的重要使命。
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渡河前的告别中，毛泽东特别嘱托朱德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这不仅是对朱德军事才能的信任，也是对晋察冀局势的重视。毛泽东希望朱德能教导晋察冀野战军如何有效打歼灭战，以此改变华北的不利局面，击败傅作义集团。
朱德抵达晋察冀后，采取了温和而深思熟虑的方式。他没有直接批评当地军区领导，而是通过深入交流，从冀中失陷一直聊到张家口和涞源等战略要点，逐步理解了晋察冀军区的具体情况。朱德并未立即表明立场或提出批评，而是将所有信息和观察储存于心，慎重考虑。
在实地考察了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后，朱德对晋察冀的军事实力和敌我双方的情况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晋察冀军区并非力量薄弱，已具备发动有力进攻的条件。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已大为缩小，晋察冀野战军只要掌握打大歼灭战的技巧，华北的局势将迅速好转。
为此，朱德积极在各级会议上发言，像一位教授一样，不断地解释如何有效地打歼灭战。在冀中干部会议上，朱德特别强调了打歼灭战的三个关键要素：一是集中兵力，主动出击；二是打击敌军的侧翼和背面，以包围歼灭敌人；三是利用有利地形，彻底消灭敌军。
同时，朱德还参与了指挥系统的优化和野战军的重组，建立了更为统一高效的后勤支持系统。这些措施使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结构更为精干，适应于大规模歼灭战的需求。地方军力也得到加强，使晋察冀军区的总兵力增至约23.8万，为后续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947年9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准备，晋察冀野战军在朱德的战略指导下，发起了大清河北战役。这场战役是朱德加入晋察冀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战役，寄托着其对晋察冀野战军实现歼灭战胜利的厚望，意在为华北地区的全面反攻奠定基础。
不幸的是，晋察冀野战军在此战役中并未充分掌握歼灭战的要领。尽管战役初期消灭了敌军五千余人，但由于战场布局上的不足，使得歼灭战演变为了消耗战。这一结果导致了军心的波动，部分士兵甚至有「未能吃到肉，反而摔掉门牙」的感叹。
朱德对这一战役结果感到忧虑，并考虑亲自指挥，以稳固军心并加强战术指导。他与刘少奇共同向中央军委上报了战役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亲自赴前线指导的意愿。朱德的计划是通过与一线指挥官共同指挥一两次成功的战役，来重振晋察冀野战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然而，考虑到朱德的年龄和安全，毛泽东在对晋察冀野战军的战斗精神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对朱德亲临前线的计划表达了担忧。毛泽东特别嘱咐杨得志等一线指挥官需对朱德的安全给予高度重视。
在朱德的指导和鼓励下，晋察冀野战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战术调整。当九月中旬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东北时，晋察冀野战军抓住了这一机遇，再次出击，成功在清风店地区包围并全歼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主力，俘虏了军长罗历戎，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这一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军士气。
这次大胜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前线将士的英勇作战，更在于朱德对战略和后勤供应的精心指导和调整。他一直强调的统一有效的后勤支持和充分发动民众的重要性，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体现。
接下来的目标是攻克石家庄。朱德深入研究了石家庄的防御状况，认为攻占这座大城市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电报中，朱德向中央军委表达了对攻占石家庄的信心，指出石家庄守军薄弱，且已出现动摇，认为乘胜追击有望取得胜利。
朱德对这一战役的筹备特别重视炮兵、步兵和工兵的协同作战，以期在攻城战中取得突破。这是解放军历史上首次正面攻击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对于战术和协调能力的要求极高。朱德的细致筹划和指导为这一历史性的战役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攻坚战的筹备阶段，朱德对炮兵部队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亲自来到安国县西北的炮兵旅，深入了解炮兵的装备和战术状况。朱德强调，炮兵在战斗中的运用必须集中有力，秘密接近敌人，一经开火便要猛烈、突然，确保火力密集且精准。他特别指出，要灵活运用不同地形进行射击，力求一击即中。
在临战前，朱德召集晋察冀野战军的高层开会，他强调攻坚战的战术重要性，要求将士们「勇敢加技术」，结合自身经验，高效攻克坚固的石家庄。这一口号迅速在全军传达，并被坚决执行。
尽管战斗即将打响，朱德仍留在司令部，这让所有人对他的安全担忧。毛泽东在陕北得知朱德仍在前线，特别电令刘少奇，要求朱德不要亲临最危险的前线。杨得志在回忆录中提到，虽多次劝告朱德离开前线，朱德却坚持留下，表示自己并不是国民党飞机的特定目标。最终，在杨得志的坚持下，朱德才转移至河间县。
在朱德的精心指导下，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对石家庄发起总攻。炮兵部队遵照朱德的指示，集中火力，形成短时间内的火力优势，有效摧毁敌人阵地。这一策略极大降低了我军的伤亡，提高了攻坚效率，士兵们赞叹道：「我们的大炮如同上了刺刀，炸药像长了脚。」
在河间县，朱德继续与前线保持紧密联系，对战况表现出浓厚的关注。仅用六天时间，晋察冀野战军就攻破了石家庄，取得了显著胜利，歼敌2.5万人。这是解放军在全国战略反攻中第一次在大城市插上胜利的红旗。晋察冀野战军的这一成就，不仅标志着其实力的提升，也体现了朱德的卓越军事才能。
朱德虽未亲临前线，但他的指导和策略仍显神威，展现了其将领的卓越智慧和影响力。在对军事战略的理解和运用上，朱德展现了其独特的见解和高超的军事智慧，成为了晋察冀野战军胜利的幕后英雄。
朱德身为战略家，其外表平和低调，但其战略才华却是显著的。爱泼斯坦曾惊讶地评价朱德，称其外表看似平凡，却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猛将领和战略家。朱德对名利看得极为淡薄，即使功高盖世，也从不居功自傲。他是那种在幕后默默奉献，用智慧和勇气指导战斗的将领，其贡献和影响力远超过表面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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