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士人與司馬遷」的系統闡釋與創新研究 —— 評王長順【先秦士人與司馬遷】（增訂版）

2024-03-27文化

摘要： 【先秦士人與司馬遷】（增訂版）一書，是近年來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的新成果。該書從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從本質上探討了司馬遷對先秦士人文化模式、人格模式、思想模式的吸收和承繼。論著將宏觀的歷史社會研究與微觀的文化心態分析相結合，縱橫交錯，是對司馬遷與【史記】研究的突破。

關鍵詞 ：【史記】研究、司馬遷研究、【先秦士人與司馬遷】（增訂版）、王長順

韓城市司馬遷祠廣場上的司馬遷塑像及高崗上的司馬遷祠墓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位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的偉人，他就是司馬遷；在中華文明寶庫中有一部永遠璀璨耀眼的巨著，它就是【史記】。司馬遷的人格堪為世人楷模，他所撰寫的【史記】，也成了史學和文學史上的豐碑。從古至今，研究其人其文的論著浩如煙海，但溯源探流、條分縷析地分析先秦士人對司馬遷的影響的專著並不多見，從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來觀照並對其進行系統研究的又很少。【先秦士人與司馬遷】（增訂版）①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先秦士人對司馬遷【史記】的影響、司馬遷【史記】對先秦士人的接受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釋。

一、視野宏闊解讀系統

【先秦士人與司馬遷】（增訂版）立足於文化史、思想史的宏闊視野，將先秦士風與司馬遷個人創作的關系作為切入點，從本質上系統探討了司馬遷對先秦士人文化模式（精神傳統、史傳傳統、道義傳統）、人格模式（理想人格）、思想模式（學術思想、政治思想）的吸收和承繼。論著上篇從史學繼承、創作動因、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哲學思想等方面論述了司馬遷根植於先秦士文化沃土的思想體系。

司馬遷祠墓（資料照片）

首先，將司馬遷的「史學繼承」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史官文化、先秦士人理性的人格精神、先秦士人史鑒教育傳統、褒貶分明的史論傳統及其編撰體例等方面，詳細地論述了司馬遷對先秦士人的創造性繼承。作者認為，司馬遷繼承了先秦史官的歷史文化觀念，並將歷史記敘的視角從以往對巫祝、鬼神的關註轉向對人的關註，從而確立起了人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這不僅表現出司馬遷強烈的歷史主體意識，也反映了當時的人們開始從巫術宗教文化中脫離出來，轉而進入禮樂文化的社會現實。在禮樂文化的熏陶下，最先覺醒的先秦士人開始對人生哲學和現實政治進行理性審視和哲學建構，司馬遷正是站在先秦士人理性精神的邏輯起點上，探索天道與人道、自然與社會、興衰與成敗之關系及其規律，進而確立了【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創作宗旨。此論立足於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揭示了先秦禮樂文化對司馬遷著史宗旨的深遠影響，視野宏闊，解讀系統，可謂睿見。同時，作者指出，殷商的滅亡催生了「史鑒」意識的萌芽，周王朝和諸侯國的史冊載籍也傳達出了「史鑒」的社會功用。在先秦士人「著史明鑒」意識的基礎上，司馬遷形成了「誌古自鏡」的思想觀念和「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著史方法，並力求實作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探尋的現實功用。為了更好地實作這一現實功用，他在撰寫【史記】時，不僅沿用了【春秋】的「一字褒貶」的著述傳統和「實錄」精神，堅持「不虛美」「不隱惡」的秉筆直書的創作精神，而且創造性地繼承並行展了【春秋】【尚書】【國語】【戰國策】等古書之體，形成了囊括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種體例的紀傳體通史。此論從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尋【史記】的體例及其創作方法和創作目的與中國古代史官書法傳統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視角新銳，剖析深刻，實為卓識。

其次，在「創作動因」中闡明了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動力因素。其一是先秦士人憂國憂民的人文傳統激發了司馬遷的愛國意識，加之自己身受宮刑的悲慘處境和為了完成父親修史的遺願，從而「發憤著書」；其二是先秦士人「詩書言誌」的創作傳統孕育了司馬遷「發憤著書」的文學精神；其三是先秦士人的「不朽」意識催生了司馬遷追求「成一家之言」的創造性人格。這些都成為司馬遷著書的強大動力。

被林蔭環繞的司馬遷塑像

再次，在「政治思想」中論述了司馬遷對先秦士人「重德」思想、「民本」思想、「法治」思想的吸收借鑒。又在「學術思想」中系統解讀了司馬遷對法家「嚴刑峻法」的治國主張、儒家的「仁義」學說、道家的「自然無為」思想的批判性繼承。雜取各家之說，司馬遷認識到了著史的現實功用。因此，他在堅持樸素唯物主義的天人觀的前提下「究天人之際」，在堅持「承敝通變」的歷史發展觀的前提下「通古今之變」，以實作「成一家之言」的創作目的，達到「整齊百家之語」的治世效用。

最後，在「哲學思想」方面著重闡釋司馬遷的批判意識源於先秦士人的道義傳統，這種道義傳統表現為「以道為尊」的人格追求和以「不治而議論」的方式實作對社會現實的普遍關懷。先秦士人多以道自任，將「道」作為最高權威和價值追求，因此，他們能樹立「士誌於道」的自我價值取向和修身踐履的道德自律意識，並主動肩負起「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以實作修己安人、齊家治國的宏願。但面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亂世，士人憤懣郁結，憂心哀痛，不得不為「弘道」而奔走呼號，而「弘道」的方式就在於「不治而議論」，這顯示了士人的批判鋒芒和現實關切。司馬遷繼承了先秦士人的道義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與漢代大一統的現實相勾連，成功地將積極的入世熱情轉化為強烈的批判力量。以上的論述觀點新穎、見解獨到，為我們全面認識司馬遷及其創作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論著下篇又具體以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屈原等人作為個案進行系統解讀、詳盡分析，深刻闡明了司馬遷個人思想體系的形成與先秦士人深厚的淵源關系。上下兩篇彼此闡發，相互印證，材料翔實，內容豐富。

二、史料豐富理論豐厚

【先秦士人與司馬遷】（增訂版）以豐富翔實的材料系統論證了先秦士人對司馬遷的深刻影響，表現出了作者對具體問題的深入思考。如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先秦「士人」，作者在【緒論】中首先介紹了「士」的含義，其間參照了【易】【詩經】【管子】等眾多文獻，說明「士」的基本含義是成年男子，又借王國維、郭沫若、楊樹達的觀點，從文字學的角度作了進一步說明。同時，引【說文解字】中的「士，事也」說明了「士」有「從事，耕作」之意，即先秦時期的「士」是指能夠承擔耕作、衛戍等社會責任的成年男子。在此基礎上論述「士」之演進及士人階層的出現。作者參照【尚書】【詩經】等文獻記載，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西周，「士」之稱謂已由指稱成年男子發展演化為特指承擔民政和行政的官員，成為當時社會中的一個等級。又參照【禮記·王制】和【周禮·地官·司徒】的相關記載，說明西周時期的「士人」作為知識分子階層得以出現。從時代特征來說，「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哲學的突破」的時代也由之到來，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階段。此外，在第二章「先秦士人的理想人格與司馬遷」中，對於「人格」一詞，作者從語源學的角度總說「人格」既具有顯在性，又具有隱在性，即「人格」是內指的道德品質和外指的個性特點的結合。又在第一節中將【論語】【孟子】【荀子】以及【易傳】【禮記】中涉及到的理想人格進行總結概括，認為先秦儒家的「君子」型人格和「聖人」型人格都是先秦儒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具體化，都反映了先秦儒家對自身現狀的不滿和超越自身的內在訴求。再在第二節中用【老子】【莊子】中常出現的「真人」「至人」「聖人」「德人」「天人」「神人」等，作為道家理想人格的具體化，並認為這些具體化的理想人格以獨具特色的「道」論和「人」論為基礎，主要表現在其以「道」為核心的哲學思想體系中。司馬遷遍覽先秦典籍，深受先秦儒家、道家理想人格的影響，形成「守道行義」的道德品質和「超然不羈」的個性特點。這樣一來，論著就將先秦士人的理想人格與司馬遷的理想精神相勾連，考論結合，理論豐厚，讓人信服。再如，在第七章「先秦士人道義傳統及其批判精神」中，為了說明「不治而議論」中的「議論」近似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批評」，作者先引【論語】中孔子所言的「庶人不議」和【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中的「以論執政」之語，說明「議」和「論」都有「批評」之意，又進一步指出【淮南子·俶真訓】中的「列道而議」與孟子的「處士橫議」均指「道術為天下裂」的時政批評，並認為這種批評主要表現為言治亂、議政事或議國事，即用批判和懷疑的眼光來看待外在世界，揭露謊言，道出真理。司馬遷正是承襲了先秦士人的這一「批判」傳統，才讓他無論在表現個人的榮辱窮達，還是社會的興衰治亂，總能展現出一種強烈的批判意識和不屈的抗爭精神。此論先參照古代典籍對「議論」一詞進行釋義，在比較的基礎上得出司馬遷批判精神源於先秦士人具有「批評」因子的道義傳統。論證翔實，考論精詳，發前人之未發，解決了「先秦士人與司馬遷」研究中一些紛紜難解的問題。

三、觀點新穎方法獨特

【先秦士人與司馬遷】（增訂版）要言不繁，詳細論述了先秦士人對司馬遷及【史記】的深刻影響，並溯源探流、旁征博引，闡明了司馬遷在【史記】的創作中始終堅持「誌古自鏡」的指導思想和「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著史目的，是受先秦士人史鑒教育傳統影響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歷史理性思維發展的結果。觀點新穎而深刻，論證充實而有力。此外，說明了先秦士人「求真」的理性精神使司馬遷執著於「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為了探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成敗之理，司馬遷將先秦史官的「實錄」精神和「一字褒貶」的著述傳統發展為「秉筆直書」的「太史公筆法」，並堅持用嚴謹的方法和謹慎的態度，公正客觀地記錄歷史事件，毫不容情地批判帝王的功過得失，體現出了他強烈的批判意識和理性精神。同時，作者指出，司馬遷在【史記】中多用「太史公曰」的方式表述自己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價，這雖異於【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先秦史書中借君子之言而發論的「君子曰」，但它們在文章中的位置和觀點表達上基本一致。不過，司馬遷所獨創的「太史公曰」所表現的內容之廣博、功用之豐富、章法之多變、文采之高妙，是先秦史書中的「君子曰」所不能企及的。由此可見，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無疑是對先秦史書中「君子曰」的繼承，不過「太史公曰」更具特色。此觀點明確，論證充分，概略分明，實為創見。當然，該書在研究方法上也極具創新意義。作者將宏觀的歷史社會研究與微觀的文化心態分析相結合，縱橫交錯，使其運思方式呈現多維立體態勢。例如，作者在第六章至第十章論述「先秦士人的道義傳統與司馬遷【史記】的批判精神」時，把立論視角放在「以道為尊」的哲學突破層面，進一步追溯司馬遷批判精神形成的歷史原因在於「以道自任」的文化傳統。那麽，這種文化傳統是如何內化為司馬遷的批判特質的？作者認為這與「天下遊士變為一主之臣，失去了命運自主性」的社會現實、司馬遷「追求人生價值與生存壓抑感」的強烈矛盾及「李陵之禍」的誘因有直接關系。凡此種種，都讓本來就「以天下為己任」的司馬遷更加堅定了批判的精神立場，為此，他將批判的筆觸深入到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微言譏刺，貶損當世，指斥時政，以除時弊。那麽，司馬遷批判的目的何在？批判的形式又是如何？作者都為我們一一揭曉，論著認為無論是政治思想批判，還是社會歷史批判，抑或是現實的批判，其目的不外乎「明政理，求治道」。而批判的形式也很多樣，有論贊形式的直接批判，有寓論斷於敘事的隱含批判，也有微言譏諷的寄寓批判。各種批判形式的靈活運用彰顯了【史記】強大的諷刺力量，無論是對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等阿諛奉承的漢儒之末流的諷刺，還是對夏桀、商紂、秦始皇等暴虐無道之君的諷刺，都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全書用五章內容為我們揭示了「先秦士人的道義傳統與司馬遷【史記】的批判精神」之間的深層關系，層層剖析，環環相扣，由表及裏，由淺入深，論證有力，邏輯縝密，令人信服。作者宏觀審視與微觀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使得論著成為司馬遷與【史記】相關研究的突破。

韓城司馬遷祠廣場（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