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震惊全国的盗窃案。
此案破案历时之久，牵涉人员之广，政治上的复杂性之深难以言喻。 周总理 得知此事后震怒，多次亲自打电话过问，要求警方限期破案。
800两黄金失窃后，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有人死去、有人致残、有人郁郁一生。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罪恶的举动。
图|周总理
要想了解这场惊天大案的始末，那么就不得不提起当年的615厂。
100号产品失窃
615厂 坐落在辽宁沈阳，是国内重要的金融造币大厂。进厂工作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因为他们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各种贵重的金银、货币。
1961年，恰逢3年困难时期，国家从民间收购了一批金器、银器，集中冶炼成纯度高的金银，用来偿还外汇上的外债，另外从国际上购买一些物资供应国内。冶炼金银的任务便交给了615厂。
这批金银不仅贵重，而且意义重大。因为金银自古以来便是国际上交易的硬通货，当时中国外汇储备量不多，这些金银也是国家费了很大力气才收集到的。为了区分，615厂经过研究决定，将金子编号为100，银子编号为200，准备熔炼提纯后出仓。
3月18日，休息日前夕，下班时间，615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的组长郭家惠准备下班。在清点核对完出库入库的表格后，他戴上围巾披上棉衣，离开办公室往西屋的包装组工地走去。由于产品容积小、价值贵重，很多零散的产品包装后便存放在这儿。
按照往常的习惯，清点核对完所有产品后，郭家惠情不自禁看向了最角落那些垒着的木箱，有十几个之多，每个都有大概自行车筐那么大。每个木箱外都用铁丝拧成十字花型。
图|黄金
尤其是最上面那箱，足足装了有4块黄金，也是上级三令五申要好好熔炼的100号黄金。这使得郭家惠不得不多上点心。离开西屋前，他还特意多瞅了两眼。忙完这一切，他步履匆匆地走进寒风中，想着从哪儿去给孩子们搞点吃的。
……
星期一那天，郭家惠刚踏进厂房，准备开始新一周的工作。他手下一名叫高兴贵的年轻工人跑了过来，脸色铁青、嘴唇苍白地说道：「 组长，黄金丢了！ 」
「什么？」郭家惠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黄金被盗？怎么可能？」他忍不住开口再度询问。
「100号被偷了！」高兴贵焦急地重复了一遍。郭家惠感觉腿肚子一阵发软。刚入党没多久的他还在预备期，整天想着的就是好好工作，用工作成果来反馈组织对他的信任。现如今100号黄金被盗，这对他来说有可能是一生都洗不干净的污点。
顾不上别的，两人连忙赶到存放100号的西屋包装组工地去。眼前的一幕险些让郭家惠两眼一黑，屋内已经聚集了许多工人，现场乱作一团。一旁的木板门破开一个大洞，一看就是嫌疑犯的「盗洞」；再看垒着木箱的角落，最上边存放100号黄金的木箱已经被人搬到地上，顶部撬开了一个十厘米的宽缝，里面的四块黄金有两块不翼而飞，唯有包装纸和凹陷的稻草证明，这儿之前放着两块价值不菲的黄金。
在场的人们心里都浮现出一丝惊惧，这可是中央亲自送来的615黄金啊，失窃的两块金子足有50斤（旧制一市斤等于16两），800两。一克黄金的市价约为20元。
而那时的猪肉4毛钱一斤，普通职工的工资才几十元。丢失了这么贵重的东西，郭家惠连忙跑去报警。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家都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他。
作为最后一个接触过黄金的人，又是金银包装组的组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监守自盗。很快他被关进了厂里，第一个发现黄金失窃的高兴贵，被扣上了里应外合的罪名，也被关了起来。
两人在厂里关押时整天以泪洗面，两个大男人不仅是为了金子失窃而流泪。国家的重要财产在自己岗位上丢失，作为负责人郭家惠愿意接受处罚，承担责任。可是天地良心，他郭家惠堂堂一个共产党员，真真正正是问心无愧。
开除党籍也好，撤职也罢，他都认了，唯独不能认的就是：交代问题不老实。另一边，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周总理得知后大怒：「 这是国家的救命钱！ 」当时，就给沈阳市警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限期破案。
为了破案，还特地成立了100号黄金失窃专案组，每天在厂里搞审问，呼吁罪犯主动归案自首；另外每一位工人都必须写检举书，还要按手印以表忠心。
一时间，615全厂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消失的黄金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俗话还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自打100号黄金进厂以来，就被关庆昌这个家贼给盯上了。他在615厂担任生产管理科副科长一职，解放前曾在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里担任文书一职。
解放后，为了进615厂，不惜隐瞒自己的情况。在入厂提交表格自我鉴定那一栏，亲手写上「忠诚老实」，并将自己曾在国民党手下工作的事项刻意隐瞒，信誓旦旦表示：「我本人对组织是十分的忠诚老实，问题全部交代清楚，如果有隐瞒，我愿意接受组织的法办。」
图|调查人员
经过组织的审查，关庆昌的前科很快被翻了个底朝天。他痛哭流涕地忏悔赎罪，将自己包装成一个爱国爱党，只是受到国民党胁迫的可怜老百姓，加上他平时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埋头苦干、忠厚老实的形象，组织只是在他的档案上写了「 历史尚未查清，暂时监视留用 」。
而关庆昌害怕陈年旧事被提起，天天装作埋头苦干的模样，时不时向组织表忠心。所有人都被他外表的忠厚给蒙骗过去。五年时间，他从一个普通工人爬到了生产管理科副科长的位置，主管国币发行的重要岗位，走向金融管理的中枢。
他可不顾组织的信任和重用，等到风声过去了，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在615工作这么些年，每天看着白花花的真金白银着实眼热。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国民党叫嚣着要重回大陆，国内经济和局势十分不稳定。
于是关庆昌寻思用职位之便，弄点真金白银才是硬道理。到时候际会风云，他靠着这些金银扶摇而起成为大富豪，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有了保障。关庆昌利用自己的关系，让妻子黄淑珍进了电解车间工作。电解车间作为熔炼流程中重要的一环，每天都要亲手和金子打交道。
不出一个月的功夫，就让她偷回家一斤多黄金。关庆昌犹自不满足，恰逢此时100号黄金送进615厂中。从小在家庭中，关庆昌受到的就是冒险主义教育：十分能挣一分利润的生意就值得做；能挣五分就值得铤而走险。
何况是这种一本万利的大事，关庆昌想都没想，豁出命也得把这件事干成！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些黄金是许多老百姓的救命钱。
图|老百姓
关庆昌让妻子打听到了100号黄金的藏身之处，趁着工人们都下班回家的时候，带着一把羊头锤、一根绳子、一副手套出了门……
出门前，他还大摇大摆去单位澡堂搓了个澡。从澡堂出来后，关庆昌趁黑摸进空无一人的厂房，戴上手套砸烂木门，撬开放黄金的箱子。由于关庆昌身材瘦小，平日里不勤锻炼，800两的重物平日里他抬都抬不动。
但这是货真价实的黄金，滔天的贪欲激发了他无尽的力量。他用绳子绑住黄金两端，费力地塞进自己的棉衣里，将中间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再披上雨衣，摇摇晃晃走出厂房。
盗取出金子后，关庆昌和黄淑珍将其藏进家里的灶膛里。随后他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又跑去厂里的俱乐部跳起了舞，直到十点才回家。
逃离法网
关庆昌 甚至积极凑上去协助警方破案。
一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关庆昌深知灯下黑的要领；二来，要是警方有什么举动和线索，他也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图|警察旧照
厂里让每个职工都提供36小时的行动踪迹，尤其是星期六晚上的。你去了哪，干了什么，和谁去的统统交代清楚。关庆昌早就准备得天衣无缝：五点半下班后他回了家，吃了个饭后去澡堂子泡澡，接着又去了俱乐部跳舞，十点和邻居一起回家。
调查现场的刑侦科警察同志通过技术手段在现场发现了一对鞋印，判断是39-40号的家做棉鞋；另外根据现场铁丝扭断的痕迹，判断作案工具是一把铁制的羊角锤。现在警方打算从家做棉鞋入手，找到鞋子，就找到了巨盗。
可惜这个消息让关庆昌知道了，他连夜让黄淑珍给那双鞋换了个鞋底，又将那把羊角锤扔到了学校的茅坑里。当调查组挨家挨户上门收缴棉鞋和羊角锤时，关庆昌又成了主动配合破案调查的好同志。
除了前文所提的郭家惠和高兴贵成为了怀疑对象外，还有许多好同志受到牵连。而关庆昌的档案分析里却多了一句： 新提拔的干部，无作案因素。
事发后，关庆昌愈加将自己伪装得道貌岸然：上食堂吃饭时，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会和蔼地打招呼；倒水一定先给别人先倒，让路一定先让别人走；自己的儿子打架了，他二话不说先给儿子一个嘴巴，再带儿子给别人道歉。
图|工友
一副从善如流，和群众同志打成一片的模样，谁能挑出他一个不好出来？他又拿出一副假惺惺的模样，天天高喊口号：哪怕我还没入党，我也要交党费！在他的死磨硬泡，装先进分子的做派下，还真让他混进了党员的队伍中。
李榆时任615厂长，盗窃案发生时正是他任职期间。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时，时常带着金子，偷偷潜入敌占区为部队采购物资。
解放初期，他深受组织信任，担任成都造币厂的第一任厂长。当时政治情况不稳定，造币厂作为国家命脉的金融机构，非常容易遭到敌特潜伏和袭击。李榆每天晚上都亲自守在厂里，怀里揣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时刻警惕。
这么多年以来，在他手上从来没有过一笔错账，没有过一笔贪墨。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是这位党员人生恪守的唯一信条。盗窃案发生后，李榆陷入自责中，在他的任期里，让组织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很快李榆受到降职处分，调动到省行，长期在乡村蹲点工作。
60年代末期，被调离岗位多年的李榆再次受到了牵连。100号黄金失窃案被人旧事重提，厂里的中层干部做报告时，不知是谁提了一嘴：「外地的工厂破了一起盗窃案，作案人员是主要的领导干部，我们要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搞清楚615厂存在已久的流毒。」
李榆爱人听见这些言论，大脑中一片空白。这分明就是指自己的丈夫是那个偷金子的贼，她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看到丈夫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可能要准备一下。 」
李榆这些年来一直背负着很深的压力，听到爱人这句话，他哪里不明白——100号案件又被上纲上线了。他去理了个光头，让妻子准备好衣服，夫妻两人不禁抱头痛哭。
1968年8月，不出李榆爱人所料，李榆被抓进了厂里。
面对莫须有的事情，李榆只能以沉默回答。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操起皮带，劈头盖脸向李榆抽去。结束后，李榆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被关进了不见天日的小房间中，不知是谁提出意见：李榆肯定将这些金子藏进已故母亲的棺材里，决定来一出「开棺寻金」。
一纸文件下达，十几号人来到了李榆母亲埋葬的东陵，将老太太的坟头掘开，撬开棺木。可里头又能找到什么呢？
调查会、取证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嫌疑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终于，在一场审判会上，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员工冲上台，冲着调查组歇斯底里地喊道：「 黄金是我偷的，你们把我带走枪毙吧，别搞这些幺蛾子了。 」
可明眼人都知道，这名老员工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平日里作风良好，身无长物。谁都可能偷金子，唯独他不可能偷，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生活畸形
关庆昌这些年来虽没有受到怀疑，但他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去。他的老父亲得知儿子盗窃了800两黄金后，吓得汗流浃背，这要是被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大罪，自己这一家人也要背上骂名。老父亲日夜哀叹，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成天想着儿子偷回来的那块金子。
没出一年的功夫，老头就已经瘦骨嶙峋，一命呜呼。邻居们都很纳闷，老爷子之前身子骨硬朗得很，怎么一眨眼就得急病走了？
只有关庆昌心里一清二楚，他爹是让那块金子给吓死了。可他也不敢说，只能草草给父亲准备了后事。他何尝不想把金子卖出手？可是这批金子是工业黄金，纯度太高了，数量也大，一旦出手必然被人怀疑。他只能选择藏起金子，等风头过了再化整为零出手。
图|平房
之前单位提供两室两厅的房子因为藏金子不方便，关庆昌也成天担惊受怕。于是他主动退掉了大房子，带着全家人搬进了一个独户的小院。为了不引起他人的关注，他假惺惺地表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有好房子应该优先让给不方便的同志先住。
搬进小院后，关庆昌加高院墙，不让人家能透过墙看见窗子，在院里种上树木，用绿荫遮蔽别人的视线。他将金子装在瓦罐里埋进土里，时不时就掘出来看看。
他从不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长年累月在院门上挂锁。儿子结婚时，他不敢邀请人家来做客，又怕人家怀疑。于是他放出话去，自己带领全家革命化，搞革命化婚礼，并且站在院子里高唱红歌。就这样，关庆昌担惊受怕了19年，也将这个机密深埋了19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80年3月，国家提高了回收金银的价格，同时也放宽了金银交易的要求。意思就是，现在买卖金银不需要证件和介绍信了。
关庆昌听到这个消息时欣喜若狂，开心到眼泪直流。这些年来，他苦心积虑谋划、伪装，为的就是这么一天。老父亲活生生被吓死了、儿子结婚不敢操办、放弃大房子住进平房去，受这么多委屈终于要得到回报了。
他将深埋地底的金子取出，用铁剪将金子绞成两块。撺掇黄淑珍前去银行卖钱。黄淑珍到银行打听时，果然发现买卖金银不用证件。她将一块几斤多的金子拿出，钱都存进存折。
这个贪婪的女人没有想到，金子刚出手就被盯上了。彼时市面上很少有纯度如此之高的黄金，当年615黄金失窃案又轰动了全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分辨出金子纯度极高，立马联想到100号黄金失窃案。
警方立马顺藤摸瓜，控制了黄淑珍，对其进行了审问。黄淑珍吓得腿肚子抽筋，想都没想，哭丧着脸把关庆昌供了出来。很快，在关庆昌家中搜出了剩余的金块，这场埋葬19年的特大黄金失窃案终于宣告破获。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关庆昌和黄淑珍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消息传出后，笼罩在615厂员工头上近20年的乌云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