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军在正面战场溃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却依然不反思自己在作战过程中犯下的失误，反而在战报方面抖机灵。前线作战结束后对战报灌水，已经成了军官们的常规操作，战报经过加工后被呈送到老蒋的面前，再次添油加醋在报纸上刊登所谓的「大捷」。这也难怪后世有人调侃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三年戡乱战争歼敌一亿，战略转进虎踞宝岛」。
那么本期就来看看，在解放战争期间，国军在战报上是如何灌水，自欺欺人的呢？
被夸大的日常战报
因为老蒋等人好大喜功的原因，国军在解放战争之前的战报就是日常灌水。
在土地革命时期，在针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时，陈诚等人就经常上报夸张战报，据不完全统计，进入苏区的各级国军队伍上报上来有关消灭我军的人数，就达到了10多万人。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当时我苏区红军人数不过8万人，在湘江之前战役期间还有6-7万人呢，这得要把我中央红军消灭多少次才能有如此战果？
进入抗战后，一方面为了振奋抗日军民的热情，另一方面某些人也为了加官进爵，作战中这些国军战报尽显浮夸之风。
比如在武汉会战中，当时战役最高司令陈诚汇报上来的战果是——日军此战伤亡26万人，而根据日本人在武汉会战中的记载，他们不算上陆航和海军，出动的地面部队一共就2个军（第一和第二军），人数加起来也就30万出头。30万人伤亡26万人，就算加上后来补充兵打一个对折，日军的伤亡也在45%以上，而且这些人还多是一线的战斗兵。
这个伤亡比又是什么概念？
在美军条例中记载，伤亡达10%（一线部队）就可退出战斗，20%以上是精英部队，日军能接受的概率要高一些，伤亡达30%就必须要停止进攻，伤亡超过的40%就要退出战斗，由此可见国军在武汉会战中的战报有多假。
武汉会战如此，其他战役也是这样，在三次长沙会战之中，薛岳是打胜了没错，但在战报上说歼灭日军5万人，就显得有点假了，要知道当时参战日军不过才10万左右，一战包销1/2日军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一向以正直著称的军令部长徐永昌都看不去了，看到薛岳等人的战报的后，甚至以「「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就连晚年张发奎也现身说法——「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而抗战期间担任国军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也是心知肚明，并以：
「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
这样提升抗战军民士气的说法来掩盖。
可见当时国军高层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
回归正题，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军更是将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1947年胡宗南在进攻延安的时候，在给老蒋的电报里面提到「经过一周激战，占领匪都延安，俘敌2万人」。但实际上呢，在进攻延安的过程中被彭总三战三捷不说，当他们进入延安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座空城，而且牛皮吹大的胡宗南，被当时媒体一直追着要过来采访，害怕露馅的他只能以只能用机场破坏、不能降落为辞来拖延时间，而更加难堪的是，我军媒体也在胡宗南伤口上撒盐，要求胡宗南报出俘虏职务和名单，弄的胡被老蒋劈头盖脸一顿骂。
那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是正如1963年胡宗南的随行参谋杨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一样「在记者参观团到延安以前，接到延安的俘虏，一共只有200余人，我都亲自和他们谈过话。200人对2万人，胡宗南扯了一个一百倍的弥天大谎。」
黄埔太子爷谎报战报是一个好手，在华东其他的黄埔同学们也不赖，什么1947年在华东歼灭粟裕的华野16个旅，攻占临沂（我军主动放弃），不到旬日将光复山东，却不曾想在的战报没发出不到1个月，李仙洲集团2个军以及其他配属部队就在莱芜被我军击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徐州绥靖公署，都不知道这悲喜两重天的这两个战报要先发哪个。
到了大决战时期，邱清泉和杜聿明等人的潘塘大捷、胡宗南又一次在西北的西府战役和上海战役中月浦大捷基本都是在失败前自嗨。前线军官这样对战报灌水，让每次去核实战报的国军新闻局的负责人邓文仪都习以为常，习惯性寒暄之后立马飞走，生怕在前线多待保不齐啥时候就被我军俘虏了。
前线国军将领们喜欢夸张战报，而作为正史的国军军史也不遑多让。
在1948年7月大决战前夕的会议上，国军国防部统计的数据为：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国军一共伤亡失踪为86万人，而我军的伤亡则是达到了256万人，无独有偶的在国军空军的战果统计报告中，我军居然也是伤亡了200多万（这难道都是靠空军打的？）。就事论事，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一共也就伤亡150万，在大决战之前也就不到80万人，这中间差了将近1/3。
国军的统计，居然比我军真实数据3倍还多。
因此，无论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国军在战报「灌水」这个层面还是一如既往地能吹……
对高级将领进行造谣
除了在战报上灌水之外，国军在作战中往往会日常性造谣，所谓造谣一时爽，辟谣跑断腿，这些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更小的谣言，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中，我军主要领导人在国军报纸上阵亡次数多达数百次。在前线指挥层面，国军可谓给予我军多位战神，应有的重视。在被击毙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刘帅的60次左右，紧随其后的朱老总、陈老总、林总和粟裕等人。
以朱老总为例，在1930年9月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国军的【中央日报】就在头版刊登过朱老总的「阵亡」的信息。标题赫然写着「陆海空军痛剿湘匪，朱老总已被我军击毙，残余共匪纷向平浏退窜。」其后又在1935年长征时，又以标题「敌人残部往返通窜，狼狈不堪，朱老总于3日被击毙，匪首林总亦在遵义被炸死。」
同样在莱芜战役过程中，国军空军在副司令王叔铭的带领下，偷袭了华野的指挥部，在通过机枪扫射和匆忙投下几颗炸弹后，立马飞走，而看到成为火海的华野指挥部后，王叔铭兴奋的飞机上对老蒋发报「敌人不知我们会空中支援，陈帅铁定挨了炸，必死无疑。」其实正常来说这样的战报很多人会将信将疑，但尴尬的是老蒋还将其写到自己的日记里。
而作为我军被阵亡率最高的将领，刘帅对于国军的报道也已经习以为常，在进入大别山之后，当打完胜仗的刘帅在指挥部里赫然听到了自己被国军击毙的信息，又是哭笑不得。
「……本月下旬，国军10万官兵于息县汝河、淮河一带追阻围歼共军，激战数日……据可靠消息来源，此役中，国军曾击毙一名身材高大且戴眼镜之匪徒，经多方证实，此人必系共匪头目刘伯承无疑……」
当然，如果说造谣我军将领被击毙是在宣传上打击我军之外，那么说自己那些被俘将领被我军杀害或者阵亡的消息，就多少有点不讲武德了。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俘获了很多国军高级将领或者在战场上弃暗投明的进步将领。但对于这些「失踪」的将领，却被国军的宣传机器别有用心地说成在战场上杀身成仁、英勇抵抗曲解事实。
在这些将领里面典型的是康泽和郑洞国。
在豫东战役时期，我军进攻襄樊得手，俘虏了有着黄埔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时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康泽，在战役结束后，当时康泽的上司，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向媒体宣布，康泽已经杀身成仁。老蒋甚至还在南京给康泽摆了灵堂，并在报纸上大肆宣扬康泽如何抵抗我军，将就义细节地娓娓道来。
却不曾想，我军看到这个无中生有的报道之后，直接写了一篇谕全国【康泽被俘真相流传蒋区，国军的滑稽宣传破产】的文章，以「襄阳战斗于 7月 16 日午结束，康泽自杀未遂，康泽被俘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戳破了老蒋的谎言，并指出国军之所以努力宣传这个谣言，完全是因为康泽选择做了俘虏，国军害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人民阵容，而故意将其「成仁」。
和康泽一样，郑洞国也有被「成仁」的经历。
在辽沈战役尾声作战中，被围困在长春的国军因为曾泽生起义以及郑洞国选择投降，我军得以顺利解放长春。但不甘心失败的国军高层为了稳定慌乱的军心，开始制造一连串谣言。
一方面他们在报纸上说60军军长曾泽生是「力竭被俘」，守城司令郑洞国率新七军在市内「鏖战」。并说「激战仍进行中，守军伤亡虽多，士气仍旺。」，另一方面，在不到一周后，又在报纸上宣布郑洞国「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300官兵亦全体殉职」。
而对于这样的谣言，我军也见怪不怪，立即电告全国：
他们（国军）对于康泽和王耀武的被俘，曾经造过同样的谣言，但是这一次最为糟糕，因为长春从17日起即由解放军进驻，19日郑洞国部即集体缴械完毕，没有打过一枪。他们在22日【论长春之守】的社论中，说他们对于郑洞国部「只有企仰、只有钦服」。现在这个被你们所企仰、钦服的郑洞国已经来到哈尔滨了。
而除了说这些被俘军官就义之外，已经退到宝岛的国军也通过造谣这些进入功德林的战犯被我军「虐待」，企图对我军的进行抹黑。比如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徐蚌会战最后阶段，被我军被俘的杜聿明在功德林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但事实上，对于身患疾病的杜聿明，我军在北平和天津为其安排医生和疗养，让缠身他多年的胃溃疡和肾病得到缓解。在特赦之后的杜聿明还专门写信感谢看守人员。
雨田君说
在战争年代对于战报灌水在参战国中屡见不鲜，这一方面是因为斗争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己方士气，但类似于国军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灌水战报，实属罕见，而借助这些战报，其实我们也能知道，国军为何会败得如此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