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在崩溃混乱中走向灭亡。这种崩溃呈现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问题：旧王朝何以衰落，新王朝如何兴起。寻找「强」帝王和「弱」帝王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流行的做法。为了避免只看到事件的偶然性，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历史。因此需要中断一下历史叙述，以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命脉一直依赖土地所有制。谷物已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征税的能力是衡量国家权力的标准；储粮是衡量军队驻扎和作战能力的标准。事实上，国家征税与地主收租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当经济困难时，不管是地租还是赋税，这些富余粮食并未分配给实际种地的农民。当国家强盛时，可以通过阻止地主收取过多租金的方式，按需征收赋税。当地主势力强大时，他们能够反抗或逃避国家的权力，立于农民和政府之间，将农田收成以地租的形式转变为私人财富。
这种极其重要的财富有一种特殊的形式的冲突，往往因为地主收租和政府征税通常是同一人在执行。中国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记账。灌溉在中国农业中的重要性与此密切相关。正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州（灌溉占有重要地位）的美国人都很清楚的那样，灌溉农业意味着拥有水比拥有土地更为重要。灌溉需要精心计算，复杂账目记录着谁有权在何时何地使用多少水。当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税收时，纳税清册和地租清册都与这些记录密切相关。
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一个事实是汉字书写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汉字书写（正如埃及文字）或许从很早时就故意设计得很复杂。因为人们依靠文字书写守护着财富和权力的「秘密」，控制着水资源和租税的分配。即使这种观点可能是一种猜测，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汉字书写是非常难的，在中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比在任何西方文化当中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中国闲适地主家的儿子比贫穷佃农的儿子更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记账的能力不仅对地主有利，而且也是充当政府税吏的重要资格。
因此，地主的儿子不仅可以继承家产，也比普通人更容易晋升至官府高位。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大多数高官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不向富有地主征收附加税，反而任由地主向农民转嫁重税以保全自身财富。这个过程很容易操作，而且经常把农民从贫困推向更贫困，最后达到不堪忍受的赤贫。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会周期性地出现同样的现象：一个「兴盛」的国家，一个文明、优雅、奢华的朝廷，全国各地有许多富裕和书香门第的家庭，若干年后，一场农民起义爆发，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极度混乱局面。许多武士和冒险者在起义中崛起，他们用剑夺取了政权，而不是依赖中国经典中所宣扬的文明和哲学。然而，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他们也需要稳定的收入以维持政权。士大夫保存了旧政府的行政簿册，而军阀能够成功地招揽士大夫为自己效劳，由此一来，他就最有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王朝。由此，旧的循环再次复始。儒官不可避免又是地主出身的士大夫。他们在为新王朝服务的同时，为自己及其继承人也建立了一份地产。在221年汉朝灭亡前后的混乱年代，我们还发现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中国皇帝试图对既是其仆人又是竞争对手的地主保持优势，力图设计出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制度。宦官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地主家庭易于通过代际传承增强实力。而宦官则无法组建家庭，他首先是皇帝的奴仆，不仅能在宫廷里伺候皇帝，而且也能在朝廷中为他服务。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确保长期垄断权力。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形象邪恶。虽然他们不是政府败坏的唯一原因，但是每当政府因为其他因素开始崩溃时，他们总是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每当地方豪强的权势增大时，他们就会冒着被朝廷查究和惩处的风险，尽可能多地从税收源头截取田地收入，阻止税收到达都城。相应地，如果皇帝性格懦弱、优柔寡断，或者身边围绕着腐败的官吏和宫中侍从，地方豪强会感到安全许多。因此，朝廷中那些易被金钱腐蚀的人便成为其天然盟友，相较于国家稳定，他们更关心地方财富与权力。当这类联盟出现，新帝虽继位，但尚未能维护个人权威或执掌国家权力细节时，很显然，这是所有热衷于追逐权力的人最好的时机。如何才能延长他们的有利时期呢？若新皇帝已成年，明显的手段就是让他陶醉于某些个人方面的新权力，如此他就永远不会开始真正掌握实权的艰巨工作。如果他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那真正的权力就会一直被那些懂得如何去使用它的人所把持。官员只需阿谀奉承皇帝，为其提供取乐所需的一切，从而随心所欲地对国内其他各地恣意勒索。宦官比任何人更有机会以此方法来腐蚀皇帝，因为他们与皇帝和后宫嫔妃密切接触。
如果新皇帝还是名幼童，那他被腐蚀的范围更广、时间更久。当皇帝还未成年时，摄政者能以其名义为所欲为。腐败到了极致——这时，宦官是邪恶的便捷工具——如果小皇帝过早地堕落，即使等他长大成人，也永远不会变得英明果决。或者，他在亲政之前就被害死，另一个婴儿被选择继位，因此摄政时期便得以延长。
这些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历史是一幅丰满的画卷，其中不仅有雄才大略、富有远见和具备英雄气概的人物，也有自私自利、大逆不道、阴暗卑鄙的人物，这一历史事实警醒我们，对于幅员辽阔、文化丰富、精力无限、具有创造潜力的中华民族历史，应该谨防利用个别人物对其片面解读的做法。这种研究方法让太多的中国历史学家和史籍注释家持有偏见，尤其对西方学生有特殊的吸引力，后者正在中国卷帙浩繁的编年史中选择自己的解释路径。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历史，有必要将各时期的重要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的自然背景联系起来，其中包括地理、构成自然单元的主要区域、商道和交通路线。如此，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王朝的兴衰并不仅仅是好政府与坏政府的交替。这种交替只是另一个甚至更大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即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人向外迁徙的过程。中国人及其文化总有越界向外的倾向。在北方的蒙古地区和西域，强悍的游牧民族受到中原文化，甚至中原政治思想的影响；但由于他们以游牧为生，而不依赖于农耕，因此他们与中原人不同，他们也无法完全合为一个整体。即使西域有许多绿洲使得可能建立富裕的农业社区，但是，绿洲之间的沙漠也导致农业社会不可能像中原那样大量合并。
中原人在南方开拓并传播文化。在这里，他们发现许多小块肥沃而尚未开发的平原，还有山丘、丛林和湖泊。这里的居民后来被称为「土著部落」。中原人作为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人闯入其中，为其集体组织带来了更为高超的政治技巧。最终，他们在「土著部落」所在地定居下来，打败反抗之人，并逐渐将其「改变」以接受中原人的生活方式。
本文摘自【拉铁摩尔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