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九武：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在高唐县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我的胞兄朱九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今就我所知，作较详细的记述，以使读者了解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曾较长时间担任高唐县委书记的庞均同志，晚年担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时，曾电邀我到石家庄。他对我说：「我一直认为九文哥是参加过我们共产党的，时间大约在金谷兰领导农民抗捐暴动时。」我如实回答说：「我也有过这种猜想，但九文哥生前始终没有向我说过这方面的事，只说过他非常珍惜与金谷兰的私谊交往。」庞均对朱九文在八年抗战中的功与过，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政治上，他有泰山压顶不弯腰，带领朱庄人民拒匪、反顽、抗日的一面；又有「大树底下好乘凉」，为了生存适顽就伪的一面。在性格上，他有坚强、嫉恶如仇的一面；又有脆弱、随波逐流的一面。在处世上，他有精明的一面；又有十分糊涂的一面。正如解金声同志在回忆高唐抗日斗争时说的：「朱九文团原系在二区朱庄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打日本比较坚决」，他是那样的进步，但又不能善始善终。他两次脱离人民军队，从而酿成终生的遗憾。纵观九文的一生，他英勇顽强地打过鬼子，又当过伪军汉奸（虽然是被迫的）；他曾坚决反对过不抗日的国民党，而又参加过挂牌国民党的土颜部队。他「翻云覆雨」，是高唐抗战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人物。近年，一些首长和战友，以及高唐负责党史、文史资料的同志，都一再催促责成我写一写朱九文，但我一直深感不好下笔，这并非他是我的胞兄，而实在是对他一生充满矛盾的行状不好驾驭，但毕竟我对他了解得又较多，现本着内荐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良知，秉笔直书，把我所知道的朱九文记述出来，供高唐史界参考。如有不当，请予批评。

一

朱九文，字化南，1911年生于高唐二区官道朱庄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自1919年起，读私塾十年，19 29年到高唐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结构，许多书香门第中的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向城市转移，渐趋经商。我们朱家数代耕读传家，说不上殷富，也算小康，但到我爷爷这一代，开始走下坡路，面临着能否保持温饱的问题。所以，我祖父和父亲寄厚望于我长兄，希望他能从商，改换我们世代死守农田的门庭。当时的学徒，并非后来的「店员、」「工人」，他们是掌柜、老板的奴仆：煮饭、喂狗、端尿盆、伺候老板娘，那些卑贱的营生都要干。三年学徒期满以后，才能站柜台，学些从商的技艺。九文由一个书香门第的读书人，而突然变成洗碗做饭的小伙计，倒还能忍受，因为世代人都有「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的思想。九文学徒的这家杂货铺，是家小本经营的小字号，劳作之余还要担上货郎担去沿街叫卖。

一天，他在叫卖中被一名黑狗警察拿去许多东西，当讨钱时，却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被打得遍体鳞伤，回到店铺，不仅得不到老板的宽慰，反而因「损尖了货物」又被臭骂了一顿。九文一气之下，逃回家来，抱住母亲失声痛哭。慈母怜子心切，苦苦哀求我父亲准其不再当学徒。时下当学徒，是等于订了卖身契约，谁在中途停约都要赔偿对方。学徒是没有工钱的，如主人半路解约，要给学徒工钱；相反学徒者半路不干，则要向老板赔偿损失和饭钱。我们花了许多钱，扣人说合，才得以解除学徒契约。这件事，给我们「平静」的家庭增添了许多麻烦。

九文回家以后，再不愿把自己拴在牛屁股上，在本村几位跑济南拉脚的长辈影响下，一心想赶马车拉脚去「闯荡汇湖」，终于说服祖、父，卖了家中的耕牛和毛驴，买了两头骡子，套上马车，开始了上高唐，下德州，去临清，走济南的脚户生涯。这时，九文结识了金谷兰。谷兰是领导鲁西北农民暴动的著名共产党人，他的思想品行对九文影响是大的，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九文当脚户，稍有收益，又买了一头骡子。到1934年，他和我姐夫林长全合资在高唐城内中街开了「中西药房」。此后，他的结交更广泛了。谷兰同志出狱后，仍是他药房中常来常往的挚友。这时的九文，已经脱离童稚状态，趋向成熟，成为一个忠厚、诚实老练、待人接物比较周全、在亲朋乡邻心目中足以信赖的有凝聚力的人物。我父、祖都有文化，但都强烈地信奉中庸哲学，主张办事、置田都不要冒尖，认为树大招风，信守一个「中」字。这些孔孟之道，对九文的影响很大。他支撑门户以后，仍有强烈的安分守已思想。他在钱眼上并不黑心，主张大家都能过得去，主张处事不要一头碰到南墙上，要留后路，要有回旋的余地。这种单求「茅屋不漏」的思想，始终左右看他的一生。

二

1937年7月，芦沟桥一声炮响，打破了九文「安居乐业」的天真梦。他唯恐以后在城里侍奉日本人，断然结束了收益可观的中西药房生意，从城里回到朱庄，以待局势的变化。当日危 大蹄刚刚踏上宛平县，国民党的军队就溃不成军，闻风南辙。败军沿途烧杀抢掠。随之遍地而起的一些社会渣滓，纷纷打出了时麾的这种军、那种团，名日抗日，实际到处打家劫舍，明火执杖地肆意掠夺。这些败军和各种牌号的「义勇军」、「救国军」为非作歹，今天来一帮人催粮要伏，明天来一张条子要银元，要白面，更有甚者，到处绑票架人，动辄抛出数千上万银元的价码才能赎人，闹得完全成了一个虎狼横行的社会。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下，各村各寨都向联合自卫的方向发展，保家卫村成了当务之急。朱庄也不例外，面对周围已出现的祖长德、陈耀泰、王长山、陈振兰、陈胜业、云茂才等数十股土匪队伍，众望所归，纷纷要求守土自卫。朱庄鲁其俊、朱友堂、朱九州、朱九常、王振河等急公好义受人尊敬的长辈，彼群众推选出来，成为组织者。一天夜里，这几个人正在朱九州家开会，具体研究防守计划。正在房上守夜的朱明鹤，突然发现土匪包围了朱九州的宅院，刚问一声是什么人，即被土匪开枪撂倒（负重伤）。全村人闻枪声立即奋起自卫。经过一场激战，打死两名土匪，其余的人乘混乱逃走。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朱庄人守土自卫的士气。但，打死了土匪，土匪也绝不会就此罢休。九文主张还尸议和。果然，说客上门来讨尸，说是一场「误会」。他们是邻县平原土匪祖长德的部下，目的是来朱九州家拉票。

朱庄首战获胜，等于向土匪宣了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全庄人公推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朱九文为领头人，全村老少都愿听他的指挥。朱庄自卫获胜，也震动了各村，村村纷纷起来联防，呼吁彼此支援，共同御匪，朱庄人也迫切需要走这条联防的道路。在与各村协商签订联防盟约和各项应酬活动中，九文又起着主心骨的主导作用。不久，朱庄与钱庄、谢王庄、蛮子营、董官屯等村，缔结了联防公约。

为了更好地保卫村庄，朱九文又与原高唐三区老君堂的李玉广（字汉卿）民团、原三区南蛮子营的王竹林、原高唐一区昌寨的梁树梓（当时他的民团势力较大）共同缔结了联防公约。朱庄在危难时确实得到李、梁民团的有力支援。

果然不出所料，1938年阴历正月初七，祖长德勾结陈耀泰、陈振兰、王长山、杜文灵、云茂才等十余股土匪，出动六百多人，乘夜包围了朱庄。祖长德与匪首们共饮血酒发誓：「不踏平朱庄，我们弟兄就无脸见人！」但朱庄人并未被吓倒，在九文的率领下，奋起自卫，与朱庄联防的各村也闻枪声赶来支援。大家内外夹击，经两小时苦战，终于打退来犯之匪，保全了村庄。这次战斗，土匪又遗尸八具，我们缴获长短枪九枝，战马四匹。胜利来之不易，朱庄朱明岭、刘德祥英勇献身；程性之、王立相等人负伤。

是年临近麦收时，一股土匪又来洗劫董官屯。朱庄人听到枪声，九文和鲁其俊迅速带领七十多人去支援。激战一小时，全歼来犯之匪一个整连。谁知，打了土匪，惹下麻烦，因为这股土匪是国民党齐自修的部队。经九文与区长商量，赶快释放全部俘虏，发还了他们的枪枝。这时，齐部又派来了一个营长，点名要董官屯交出「肇事祸首」朱九文。结果，请客送礼不济事，又送齐自修部一千个银元，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不久，齐自修投降日寇，又与朱庄有仇的祖长德勾结在一起，放出风说：「定要血洗朱庄，活捉朱九文报仇！」麦收在即，朱庄人人心情沉重，不知那天要大祸临头。九文作为全村的带头人，感到了担子的沉重，对我说：「个人安危无所顾忌，既然当了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容后退，但朱庄的命运可虑，自惭能力不足。」我父亲见九文愁眉不展，就宽慰九文：「车到山前必有路，带头人要精神振作，有天大的心事，也不能愁眉苦脸啊！」正在这时，我叔伯弟弟朱九卿进来说，有九文哥一位朋友来找他。客人进来以后，九文并不认识。对方自我介绍，叫杨厚基，是八路军冀鲁边支队派来帮助朱九文的，是为其分担忧患，帮助朱庄人民摆脱困境的共产党员。他代表县委和冀鲁边支队，高度评价了朱九文带领朱庄人民在抗匪联防斗争中所取得的战斗功绩。杨厚基的出现，给朱庄人民送来了春风，也给朱九文带来决心抗战到底的勇气。接着县委又派来一位年轻干部赵毅民。朱九文在杨厚基、赵毅民两同志悉力辅佐下，迅速集结三百四十多名武装队员，到三区杜庄驻防，成为八路军领导下的农民自卫队。接着，一位叫谭锡三的特派员（外省人）又代表冀鲁边支队孙超司令、彭天杞政委来看望大家，并给这支农民武装授旗，正式纳入冀鲁边支队的行列。是年9月，经过精简整编，留下六十多人。我们奉命从杜庄移防到夏津县城里，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冀鲁边支队，直属特务连，杨厚基任指导员，赵毅民任副指导员。孙超司令和彭天杞政委亲自接见讲话。10月，组织上派我和李文月去支队教导队学习。一个月后，我被调到支队政委彭天杞身边当警卫员。从此，我和九文哥分手了。

三

1939年春节时，老家两次来人，说我父母身体不好，老人很想念儿子，愿叫一个儿了回去。九文至孝，不忍心父母久久牵挂，就找我商量，主张我们两人中回去·个。我当时年轻不懂事，怀疑九文是吃不了部队的苦，就生气呛他说：「要走你走，我是不打败日本鬼子不回家！」厚基、毅民都不同意九文走，九文就直接找孙超司令，请求离队回家伺奉双亲。孙司令和彭政委见九文走意甚坚，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念他带领一支武装参军有功，特意请他吃饭，并以叫九文为父母买些礼品为由，赠给他百十个银元。九文走时曾激动地说：「那怕只是一元钱，这是共产党、八路军对我的奖励，我不能不接受。」

九文在领导朱庄人民拒匪抗顽最危难的时刻，接受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带领一支完整的武装连队集体参加了八路军，到1939年初春，又经组织批准自动离开部队，满打满算不到一周年。这一段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较顺利发展的时期，朱庄也比较稳定。九文从部队回到朱庄不久，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原有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土匪团伙，一部分被日寇「招安」，如祖长德、曲捷清等，一部分正式被纳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十军团石友三部的序列，公开与八路军决裂。他们捕杀、活埋共产党人和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军民。九文和朱庄人民，又陷入日、伪、顽的包围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回家当一名孝子，好好侍奉父母，做个安劳务本的农民，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允许他这样做。为了朱庄的自卫，邻里乡亲又把他推上领头人的地位，带领朱庄人民再次举起抗日拒匪、守土自卫的旗帜。这时（约在1939年底）已经完全投靠了国民党的陈胜堂，为了扩充实力，拼命招兵买马，并向朱九文招手了。朱九文没有在真空里，也找不到封村自守的安乐窝。为了生存和保护朱庄不受侵害，也需要找个靠山。一个相邀，一个「自愿」，各有各的打算，一拍即合——朱九文接受了陈胜堂的委任，出任了国民党高唐二区区长兼区团长。

在这个阶段，由于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活动区域一度缩小。平原、高唐、恩县成了国民党吹嘘的「抗日模范区」。虽然朱九文身披国民党区长、团长的绥带，而他毕竟当过八路军，接受过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仍然或明或暗地做一些有益于我抗日部队的事情。有这样两件事，可以说明他当时的表里。一是他与我父亲朱友堂、伯父朱升堂共同营救我军一个负伤掉队的战士；二是他经常利用身在敌营的这个有利条件，为八路军送一些象鞋袜之类的日用品。

1939年旧历三月初四，八路军津浦支队新一营，在营长曹丕堂带领下，由堂邑县出发，向平原、禹城方向转移(时，我在营部任通讯班长），一天拂晓，驻进禹城八区常赵庄。筑先纵队副司令朱德崇随我营行动。我们刚驻下，即听到稀疏的枪声。朱副司令和曹营长到寨墙上观察敌情（时,我在他们身边），当即看到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逃难的人。朱副司令断言：是日本鬼子出来扫荡了。可是部队已来不及转移，很快日寇骑兵就把常赵庄包围了。我军立即投入掩护逃难老百姓的阻敌战斗。这一仗打了一天，到黄昏才撤出战斗，敌我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此战，在战史上被称为「常赵庄战斗」，也叫「常赵庄遭遇战」。三连一个班长叫宋玉文，负重伤后掉队，爬了一夜晚，才到朱庄，找到我家。适九文刚从部队回来，还没公开露面，立即把宋玉文同志掩藏起来。因我家「树大招风」，九文和我父亲、伯父商量：认为在我家不安全，立即把他转移到我伯父朱升堂家。朱升堂是贫农，靠得住，他把宋玉文藏在放柴禾豆秸的小南屋里，把铺位安放在柴草背后。九文写了信，叫升堂的儿子九芳到周官屯请来医生傅钟林（曾和我们一块参加八路军，后又回家），给玉文治伤。三个月后，玉文伤愈复原才回部队。宋玉文回到部队后，就把曾在我家养伤一事告诉了我。他感激地说如果不是九文、我父亲和伯父的细心照料，他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九文在当国民党的区长之时，当时活动在恩县、高唐地区的曹丕堂营长，原是九文的首长，杨厚基、赵毅民是他的老战友。他们经常得到九文的接济，并与九文秘密保持着联系。九文曾给我军送过鞋袜、牙粉、肥皂、食盐、药品等物资。曹营长每次得到九文的赠送，都兴奋地悄悄告诉我：「九文又送东西来了。」还曾批评过我：「你不要总是埋怨九文落后、不抗日，他在力所能及的时候还是有贡献的。」

四

朱九文当了陈胜堂的区长和团长以后，陈胜堂并不相信他，所以，派了亲信刘福成任副团长，掌握九文的武装。刘福成学生出身，又是我们朱家的女婿，福成岳父朱九余是我们同族哥哥，福成的年龄、学识、阅历都不及九文，他内心是敬重九文的，加上从亲戚角度上讲，他辈份小，所以，并未构成对九文的威胁。

陈胜堂有个亲侄子叫陈耀泰，是个作恶多端、罪恶累累的惯匪，「七七事变」后，也拉起杆子，结伙为患，曾伙同祖长德攻打过朱庄。九文当了「团长」以后，陈耀泰又投在九文麾下，当了队长。九文收容这个土匪，并非与他「化干戈为玉帛」，无非象九文投陈胜堂那样，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陈胜堂与陈耀泰虽是叔侄，但二人却有不共戴天之仇。陈胜堂三番五次密令朱九文处死陈耀泰，意在借九文之刀杀其侄。九文多次调解无效，就屈从了陈胜堂的淫威。另一方面，也想洗雪陈耀泰伙同祖长德攻打朱庄之耻。即策划了以宴会为名，捕杀陈耀泰的计谋。时值深秋，枣梨皆熟。九文在其区公所房内请陈耀泰喝酒，屋外的护兵抱着陈耀泰的护兵摘枣，趁机下了陈耀泰护兵的枪。然后以举杯为号，令埋伏的枪手从窗外黑暗处向陈耀泰射击，但没有击中。陈耀泰一拳打碎罩子灯，趁机破窗逃走。然后带着他手下的人，逃进县城，投了高唐县伪县长李采题。这时我已接受了党让我转入地下，争取朱九文团反正的使命，回到家中匿藏。九文计杀陈耀泰事先没有向我提起，失败后我曾委婉地批评他：「不该为了陈胜堂而恶了陈耀泰。」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帮助九文树立除恶务尽的决心，否则必为陈耀泰所伤。

果然，李采题恰恰任命陈耀泰为（九文所任国民党区长的二区）伪区长兼团长。陈耀泰上任伊始，为公（争夺地盘、粮税），为私（报九文谋杀之仇）都把他的满腔仇恨对准了朱九文。陈耀泰曾在神案前对天盟誓：「不杀朱九文，哲不为人！」

此事反而促成了九文下定收留我并替他掌握军权的决心。陈耀泰当了汉奸以后，疯狂地「讨伐」、「扫荡」、捕杀抗日军民，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成为日寇在高唐的一个最凶残的恶狗。我以「军事教官」的身份进入朱九文团之后，威义兼使。在「威」上，首先严厉整饬纪律，明令不准扰民害民，违令者杀。事有凑巧，正这时，团部手枪队一个士兵强奸民女。这事由我主持，让苦主在队前把强奸犯认出，我在队前亲手处决了这个坏蛋。这种事情以前在半匪半军的杂牌队伍里经常发生，但向来无人过问。不久，又有一个手枪队员回家探亲，在他本村杀了两个人。地下党通知我说，他杀的两个人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我便以扰民杀人罪，在全团部队前亲手处决了那个手枪队员，替我们死难的同志报了仇。这两件事我都是先斩后奏的，九文丝毫没有责怪我，反而表彰了我，干得对，干得好！他说：「治军只有这样从严，才能带出一支有战斗力，能令行禁止的部队。」在「义」上，我向部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士兵的抗战意识。朱九文对此也给子表彰和支持。但也曾警告我：「八路军那套治军方法很有效，但我们现在是国民党的部队，不能太表露了，免得陈胜堂怀疑。」

我在九文团刚站稳脚跟，陈胜堂身边有一个沈鸿烈，是上头派来的政训副旅长，实际是个特务，曾出面审查我，布置刘福成监视我。刘福成把实情告诉我，并又替我在陈胜堂和那个政训副旅长面前说好话圆合，说我是「青年学生，吃不了八路军的苦，才逃回来的」。当时因这种情况脱离部队的不少，所以才取得政训副旅长的认可。我下定决心除掉心腹之患陈耀泰，消除对朱九文团的威胁。陈耀泰的副团长曲捷清（外号「曲瞎子」），与其沆瀣一气作恶多端，是陈耀泰的膀臂。一天，我听说「曲瞎子」的母亲死了，要大肆举丧光宗耀祖。我判定陈耀泰一定会去祭奠，征得九文批准，精选近四十名骁勇，乘夜色奔袭曲庄，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朱九文夜袭「曲瞎子」事件，在高唐以及邻县各杂牌军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说打得好，为民除害；也有的说不该乘人之危袭其母丧，但得出一致的结论：朱九文意在消灭汉奸，是真心抗日的。这一名声传出，有得也有「失」：得之是民众的拥戴；「失」之是引来日、伪、顽三位·一体联合对付朱团，就连跟陈耀泰有深仇大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陈胜堂也对朱九文有了微词，说什么「朱九文羽翼渐丰，不能不严加提防。」

朱九文夜袭曲庄后，陈耀泰、「曲瞎子」脑羞成怒，19 41年腊月十九日亲领日本鬼子山口中队长，带领300多人的日伪联队，分三路包围了朱庄。当时我带少数人驻守蛮子营，九文带大部住在三官庙和杨官屯，朱庄村内没有一兵一卒。日寇先用掷弹简向村内射击，接着以密集的枪弹向村内猛扫。村民听到炮声，鸣金击鼓。男女老幼一齐 拿起红缨枪、大刀片、锄头、菜刀和少数手榴弹，进行了极其英勇顽强的抵抗。激战半日，终因武器落后而村落失陷。在肉搏中，我父朱友堂、刘福成的岳父朱九余、我的护兵鲁文才的父亲鲁其俊，还有朱九洲、朱明立、朱长升、马进水、张展武、刘文明、李家尚等四十余人战死。鲁其秀、朱九常、王兴拜等数十人负伤。敌人占领朱庄后，烧杀掠抢，民房全部烧毁，全村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烟火月余不熄。敌人把活着的五畜六禽，不能带走的全部戳死。幸能逃出来的父老姊妹，隐名埋姓，流落四乡，不敢说是朱庄人。到了第二年惊蛰以后，才陆续回村，重新在一片瓦砾废墟上营造家室。当九文闻知朱庄被洗劫赶来时，敌人已经撤走。九文跪在父亲和死难的乡邻尸前，捶胸顿足，放声痛哭，责骂自己无能，愧对全村父老乡亲。他曾一度想自刎以慰死难英烈忠魂，我力劝其大仇未报而自寻短见是逃避罪责之举，大丈夫三年报仇不晚，只有打倒日寇汉奸，才能报仇雪恨、慰祭英灵。他急于报仇雪恨，曾幻想借助陈胜堂的实力，联合去追杀陈耀泰、「曲瞎子」和日寇，但陈胜堂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朱庄之难，追其原因，恰是陈胜堂密令朱九文铲除陈耀泰而诱发的。这时朱九文才醒悟过来，连呼上当。陈胜堂密令他暗杀陈耀泰正是让朱九文和陈耀泰互相厮杀，实现陈胜堂铲除自己心腹中两个块垒的一箭双雕之计。朱九文大骂陈胜堂，从此两个人彻底决裂。

五

朱庄被洗劫，父仇未报，陈胜堂却勒令朱九文团「化整为零」、妄图解散他的队伍，取消朱九文团的番号。实际上这是陈胜堂联合汉奸李采题（在日伪汉奸的默许配合下），欲意消灭朱九文团的信号——你若不执行命令，他就以这个借口对朱九文用兵，如不经过他批准转移，他就可以联合日伪「聚歼」朱九文团。我和朱九文充分研究了这一形势后，认为只有「委屈求全」，不能使陈胜堂取消番号。我和刘福成去「晋见」陈胜堂，「请求」移防外地，「以减轻他的供给负担」，收回「化整为零」的诏令。当时陈胜堂毕竟还挂着国民党「抗日」的招牌，不便拒绝我们到其管辖区之外去抗日。再加上刘福成与陈胜堂关系较密切，经过刘福成的一再陈词，总算默许了让我们可以离开高唐，并保证在我们转移时不下毒手。于是，朱九文团于1942年冬前移防恩县吕井。高唐二区即被陈胜堂拱手让给伪军陈耀泰和「曲瞎子」。

朱九文团移防恩县以后，实际与陈胜堂脱离了一切关系，成了一支孤军抗日的独立部队。力量也不过三、四百人（枪），生存和发展是十分困难的。这时，鲁西北抗日形势继续恶化，许多原先挂着国民党旗号的杂牌团，纷纷易旗当了汉奸。坚决不改旗号的李文魁，被日本人消灭了。我八路军主力撤回运河以西，恩县几乎全部落入日伪之手。这时恩县的伪县长王化三向朱九文招手了，先后派纪希文（日伪团长）和恩县伪警察局长孟宜萱当说客，劝说朱九文和他们一道搞「曲线救国」。王化三原是范筑先抗日部队第三十四支队的司令，后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朱九文并不认识王化三,但早就认识纪希文和孟宜营。纪、孟当说客，以「曲线救国」谋求生存为招牌，表白他们自己识时务，以灭朱九文不愿当汉奸的民族自尊心。我知道九文与纪、孟的暗中勾结后，极力反对他从伪。并说服刘福成去做九文的工作。我曾当面刺伤九文忘了国仇家恨，当汉奸辱没祖宗，父祖在九泉下也会骂我们是不忠不孝的逆臣贼子。九文曾哭着对我说：「陈胜堂叔侄追使我们在高唐呆不下去，来到人地两生的恩县，这里日伪势力强大，不走这条路就要走李文魁的道路。我并非忘了国仇家恨，而现在处境实在艰难啊！」九文还说：「从抗战初，我们带领朱庄人反祖长德就骑在老虎背上了，手里的枪一旦丢掉，你我弟兄一天也不能生存。」说到这里，他还责怪我不该离开八路军回到家里来。党纪不容，我不能把回家来的真正目的明告诉他，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在那种处境下，我无力挽救九文于「危亡」，真想一走了事，重回自己的部队，明枪明刀、叱咤风云地到战场上与敌人大干一场，以排心头的「郁闷」之气。但党叫我争取九文相机反正，要牢牢把朱九文团的武装掌握在手，党的使命不容我甩袖而去。正这时，接到地委敌工部长庞均的指示，要我坚持下去，完整地保存朱团，以待革命高潮时机的到来。终于，我「放弃」了与九文的争执，朱九文团也改换成了王化三汉奸队伍的旗号。

六

朱九文被王化三「招安」以后，他的困境并没有改变，因为王化三同陈胜堂、李采题等人，只有姓氏的差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死心塌地卖国求荣的汉奸，都是或明或暗为日寇亡我中国当帮凶，绝不能容忍象九文这样积极抗日拒匪，为权宜之计而被迫易旗的人存在。实际上，「招安」仍是王化三要消灭朱九文团的一种手段。于是，王化三与武城伪县长周杏村合谋调九文团去武城某区驻防。朱九文仍保留区长、团长职务，但武城是我八路军控制地区，实际上是让朱九文到武城同八路军作战。胜，则为日伪争得搜刮民财的地盘；败，则借八路军之刀杀朱九文。王化三的阴谋不可谓不毒辣。我向九文指明利害，主张坚决拒绝接受去武城的调迁。朱九文对此则充分暴露了他的幻想和脆弱。他怕拒绝受命会恶了王化三，在恩县无法立足。我见拦阻丸文不成，即提出与他「分家」，以保存一部分实力，再徐图生计和退路的请求。为「生存」朱九文总算有了点心计，同意我分兵一半化整为零，在平原、恩县交界处匿藏起来。此后，九文当了武城的「流亡区长」，带了两个连的人（约200多人）去「走马上任」。但到了旧城（武城县境）就不能前进了，再前进就要和八路军作战，只好客居旧城，「等待」去武城的时机。旧城当时有一条公路，路南驻王化三伪军一个中队；路北驻孟宜萱伪警察20多人。朱九文因原与孟宜萱有些私交，另外九文易帜又「多亏」孟宜萱周旋，所以暂时驻在路北伪警察所的一边，自感还「安全」些。其实孟宜萱、王化三和周杏村早就定好了消灭朱九文的锦囊妙计：到一定时间，诬陷朱九文违抗军令和怕死，不敢开进武城，把朱九文拿下问罪。

我认为九文为人憨厚，少机谋，对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危机不敏感，我总是放心不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怕他去武城凶多吉少。因此，我回平原找到马神同志，向党汇报了我的想法，请求马团长急转庞均部长，请示处理办法。马神听了我的汇报，也感到九文的处境十分危险，就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提出要我部队让出一条通道，以使朱九文能从旧城途经恩县一区、六区撤至平原四区大张庄的方案；如九文被迫与旧城王化三部队交火，希望我军能化装成朱团的人予以火力支援。马团长当即同意了我提的方案。并说，一边设法向庞均（代表地委）汇报；一边行动。当夜我告别马团长返回原地，将化整为零的武装人员和家属由耿际厚、耿安祯负责，按时集中到大张庄。第二天，我骑自行车直奔旧城，到旧城见到九文，他正象热锅上的蚂蚁，自感已陷入王化三、孟宜萱的套索之中，正愁着无计脱身。当天，我以「家中有急事」为由，派人护送九文到了平原四区，与耿际厚会合后一同到大张庄等我。这天晚上，我和警察所全体头目 聚赌打牌，本来我打牌不内行，又假意大肆输钱给他们，几个警察头目联合捉弄我，越赌他们赢得越多，钱来障目，忘乎所以。我见时机已到，乘赌徒们赌得尽兴之际，摔牌为号，没发一枪一弹，把他们全部拿下。我义正辞严宣布：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事出有因，只要不反抗，保证每人的生命安全！又向他们规定：待我们撤出半小时以后，方可向对面的警备队报告；如果胆敢违抗，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伪警察百依百顺地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我顺利地带领朱团的二百多人撤出旧城。半小时后，才隐约听到旧城方向传来的「送行」枪声。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平原四区大张庄刘宝珠的据点，先到的朱九文正焦躁不安地等着我们。

王化三闻旧城之变，知他的毒谋落空，当探知九文撤到平原四区刘宝珠之哥刘宝忠（任区团长）的防区后，他又派纪希文、孟宜萱带着礼品到九文驻地慰问，并承认派朱团去武城处置不当，收回成命，并委九文为吕井区长。这样，九文又返回吕井旧防地。为了照顾孟宜萱的面子，在纪希文一再说合下，退还给旧城伪警察所九枝次枪。

经过这场斗争，深深教训了朱九文，也打击了自持老谋深算的王化三和自称是朋友的纪希文、孟宜萱。只是当时我无法把庞均、马神同志伸手营救九文的实情，明告于糊里糊涂的朱九文。

七

朱九文对人处事，属于「忠厚长者」类型，在许多事上既表现了他的憨愚，又表现了他的糊涂。我到底是逃兵呢，还是八路军派到他身边来的人员？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九文是心中有数的。如我执意替他掌握武装；我处决曾暗杀地下党员的手枪队员；我配合陈胜堂进犯禹城解放区时，率一个连向八路军投降，我被「俘」后又被八路军放回；我以八路军的公开身份对士兵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我经常大量购买子弹和药品，秘密派耿际厚、耿安祯和鲁文才送给我军马团长指挥的部队；我曾较长时间掩护被日伪汉奸追捕的地下党员鞠学顺（九文认识此人）；我在恩城内开鞋店，平原城关开粮店，在恩县六区门吴庄开油坊；在津期店我驻守的据点外，建立为我军收集情报、采购军需紧缺物资的「办事机构」（联络点）以及马神团长为加强朱团实力，秘密送给朱团一挺机枪和十几枝长、短枪的事等等不会不被九文觉察。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些事上从来没有质问过我，更没有责难过我，更何况他自己也曾秘密给曹丕堂营送过军用物资呢？但别的事也有责怪过我的时候。

事情是这样：我们从旧城撤回昌井后，恩县六区小董庄是个有防守价值的前哨阵地，好几个杂团都想到这里修据点。从小董庄再向前就是我八路军控制区。我认为小董庄被其他伪杂团占领，就会对我根据地造成威胁，如让朱团占领却有利于我军。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我军马立轸团长商量，马团长非常赞成。我要求马团长在朱团修小董庄据点时，八路军打打枪，以掩人耳目。马团长开玩笑地说：「你朱九武给我送了多少子弹？我的子弹要用在打日寇汉奸上，没有那么多子弹浪费。」我说：「在小董庄修据点，是在八路军眼皮底下，我们的部队没有一点老示，那不等于公开宣布朱团与八路军是一家吗？」马团长说：「你的困难，你自己去克服。」一句话点破我僵化的思想。我就命耿际厚（我地下联络员）、耿安祯（我的警卫员，是共产党员）带着我堂弟朱九升、鲁文才等十余人，化装成八路军，趁我们夜晚修据点时，两次攻打小董庄。我们「英勇」作战，迅速击退「八路」的进攻，并速向王化三报告了「战果」。九文曾天真地以为朱团真的和八路军开了火，曾在背后劝我：「和八路军作战不要太认真，要留后路。」还说：「八路军这样重视小童庄，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向小董庄发展了」此事说明九文从感情上不愿和八路军作战。

另一件事是：一次我带部队从恩县马王庄去河圈村，黄昏时路经陈营，我进了村公所，伪村长陈长贵正与我寒喧套近乎，手枪班长尹世杰勿勿进来，当着陈长贵的面向我报告：「抓住一个八路，」我立时训斥他：「你叫八路吓破胆了，那有那么多八路，还不赶快把人放了！」尹世杰又重复说：「是真的，他身上带着八路军的文件哩。」我知事情坏了，又接着训斥他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敢快把人带来。」我看了他携带的文件，知道这无疑是自己的同志。为了掩人耳目，蒙骗我手下人和陈长贵，只好「严令」尹世杰：「人脏俱在，还不给我准备镐锨，拉到河圈村外活埋！」我同好友耿安祯、朱九升、鲁文才等，把那位同志带到河圈村西北角沙岗后边，看到四下无人，就叫耿安祯给他松绑，把文件退还给他。我不能向他表白我和耿安祯的真实身份，只好向他说：「念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赶快走吧。但请求一定替我保密，保证我的安全。」那知那位同志对死里逃生不敢相信，仍骂不绝口。我这个「伪军军官」，只好跪在地上对天盟誓：「如我有害你之心，不得好死；时间不早了，你赶快走吧！」这时他才看出我的诚意，也侧身跪在我身边，说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后会有期，望你保重。」然后我又派耿安祯送他一段路才放心回来。当夜，忙派耿际厚去夏津支队找马团长，请求迅速把那位同志调离，以免惹出麻烦来。这件事竟然叫九文知道了。他以为我真把那位同志活埋了，在背地里，他严厉地批评我：「这种活埋人的事，绝不能再干！对我们的敌人、仇人还不曾采取这种手段，更何况八路军呢！」我对兄长的批评能说什么呢？除了从内心深处对九文的正直以及他对八路军的真情实感而高兴外，我只能埋着头，装出接受兄长教诲的样子，默默地向他点点头而已。

还有一件事，那是1945年五、六月间，庞均召见我，要我把朱团占领的津期店交给八路军。因为津期店处于夏、高、恩、平四县的交通要道上，我军扩大活动范围必须占据津期店这个要道。我没有向九文报告，立即撤出津期店。此事引起九文的怀疑。他曾质问我：「为什么把津期店据点放弃了？」我说：「部队需要集中，以防被动挨打。」九文迟疑了一会说：「那就是了。」我估计九文当时会想：「你朱九武到底是那边派来的？」只不过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口罢了，这也说明九文对我的来意是越来越清楚的。

八

1945年6月27日，庞均同志再次召我去他的住处，向我传达地、县委的指示，要我立即把朱九文团拉回解放区，以壮大人民武装，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又问我治要多长时问能做好工作，把队伍一人不少地带过来，有无困难。我说：「七天左右差不多，但确切时间待我和儿文商定后再报告。」我也自信这支队伍经过我四年半的政治.工作，企部人（枪）已完全掌握在我手中，要带出来，一道命令即可。但难度还在九文身上；因为子私，他是我的亲哥哥，没有他第一次参加八路军，也没有我的参军入党，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于公，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我的任务是争取朱九文反正，他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从这两层意义上讲，都不允许我把他丢下不管，叫日寇汉奸去杀害他。所以，我必须做好朱九文的疏导工作，这也正是庞均对我提出的明确要求。

那知事情比我想象得顺利，我回到朱团，向九文讲明形势，提议在七天内把队伍带到解放区，要他率领部队第二次参加八路军。他慨然应允，并说夜长梦多用不着七天，四天内即可做好一切准备。我再三向他提出这个期限当否？他断然咬定，毫无反悔之意。但到第二天，他却提出要我带部队起义，他只身移居武城城内（时属日寇占领区）。我向他陈述利害，明确告诉他：逃到城里去，日寇和王化三会系怎你，但九文听不进去。出于兄弟之情，为说服我同意他进城，让我放心，特地请来我十分敬重的于八爷来当说客。当于八爷听过我的分析后，他也支持我的意见。对九文说：「王化三之流是不讲信义的，你应该听九武的话，去投共产党，绝不能进城去。」九文接受了于八爷的规劝，放弃了进城的想法，同意和我一块率部参加八路军。

我高兴地派耿安做联络员，把争取朱九文起义的过程如实向庞均做了汇报，并说定四天内，即7月1日，在党诞辰二十四周年那天起义。庞均听后，异常激动，并派出一位联络站站长，作为分区和地委的代表，随耿安祯来到我的驻地胡庄，担任庞均与我之间的联络员，具体研究行动方案。

但到了7月1日那天，九文又变了卦，说坚决不跟着部队走，要一个人留下。我哭着向九文泣诉：「念我们手足之情，那怕请您陪我这一次。上次您参加八路军，我义无反顾地跟着您，没有您最早和共产党的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我这个共产党员来争取您。」同时我还他难他，向他陈述：「我受党的派遣冲你而来，你是争取对象，你不去，就是我把全恩县的伪军都带过去，也没完成任务……」

九文显得意如铁坚，毫不为我的陈情所动；甚至要赖皮说浑话：「你把八路军带上来攻打我，我也不投降。」就这样，我俩磨了十几个小时的嘴皮子，也没能解决问题。他主意已定，毫无动摇之心。因此我又转过来做副团长刘福成的工作。我第一次向刘福成暴露了身份，刘福成却爽快地支持我，并答应去说服九文，结果刘福成说得口干舌燥，朱九文还是依然故我。

我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真想带着部队把这「油盐不进」的朱九文丢下不管，当然这是气头上的想法。党的使命，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想到了嫂子，她曾读过「洋书」，有些文化，对国家大事也有认识，敬佩真抗日的共产党，我把动员九文哥率部起义的事告诉她后，头脑清醒、深明大义的嫂子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婉言规劝丈夫走光明大道。九文以「妇人之见」为山，拖耳不听。嫂了见其如此思顽不化，最后果断地大声说：「兄弟，把你哥哥留下，嫂子我带上两个闺女跟你一块走！」这样，他才同意率部起义。我立即飞车回到胡庄，请联络员向庞均同志报捷。

地委派庞均部长为代表，军分区派恩县独立团许团长、胡永昌政委（离休前曾任四川省军区政委），按时到达距昌井三里远的陈营村欢迎朱九文反正起义。

7月1日，我回到朱九文团的集结地昌片，向全团人员郑重宣布：「经朱九文团长、刘福成副团长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我们这个团，从今天即1945年7月1日起，弃暗投明，反正起，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徐团长和胡政委还到吕井村拜会朱九文、刘福成。他们没带一个警卫人员，充分表示了对朱九文的信任。九文对此很受感动。当天，我们带领全部人员（枪、马匹、弹药）撤出昌井，向解放区开进。到达肖里长屯村时，以庞均为首的党政军领导和数百名军民夹道欢迎我们。两天后，又在新盛店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刘华清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介绍了抗日反攻阶段的斗争形势，并宣布正式命名这个团为「冀鲁豫六分区特务团」，任命我为团长，将怀玉为政治委员，王统军为参谋长，赵玉树为政治处主任，陶玉章为政治处副主任。十天后，我和将怀玉政委率部参加了解放新桥镇，消灭王纯修伪军杂团的战斗，士气高昂，初战获胜。此后，我们这个团又调回高唐，参加了保卫高唐和消灭陈耀泰等伪杂军的战斗。再后，特务团与思县独立团合并，正式命名「夏津军分区基干一团」。我调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学习，从此我离开鲁西北。基干一团后升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六旅十六团」。在解放全中国的南下作战中，耿际厚任团后勤处长，耿安祯任副营长，（二人在中原战场作战时英勇献身），朱九升任副连长。

朱团起义后，组织准备安排朱九文到武城任职。分区首长和庞均等同志几次找他谈话，他拒绝接受任命，坚决不离开生他养他的鲁西北故土，一再要求还家为民，去耕耘土地，组织上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同意他回高唐或回恩县的要求，而把他安排到刚解放的武城城里，划给他一个独院居住，生活也给予很优厚的待遇。但到春节，他又一再上书要求回家。后来，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拨给他十几担小米和一宗布匹，着令恩县县委帮助他安家。此后，他回到高唐县朱庄老家，于1967年去世，终年56岁。

纵观九文的一生，从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角度看，他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从他个人的多次反复和不坚定性看，他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悲剧人物。（党史办供稿）

资料来源：

【高唐文史资料】第五辑(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