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1日，即蒋介石逃离成都的第二天，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在泸州率部起义。
在这以前，蒋介石从四川的地形来看，深知泸州这位于川南的水陆口岸，是连接滇、黔边境的要冲，所以才把郭汝瑰的第七十二军放在那里，并兼任叙（永）泸（州）警备司令，以求能护住川黔边境通道，作为将来的退路。
11月，解放军第五兵团攻下贵阳，直入黔北时，蒋介石又急忙把郭汝瑰提升为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指挥第二十一、第四十四、第七十二军，另加3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一线在江门、宜宾、泸州、内江布防。
郭汝瑰曾长期担任他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当师长时带兵打仗也很出众，被他认为是个韬略过人的人才。蒋介石想，如今赋予郭汝瑰更高的兵权，是能临危受命锁住川黔通道的。
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郭汝瑰多年来一直与共产党暗中有联系，几年来不断给我党提供重要情报。他来四川出任第七十二军军长也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
这第七十二军原是川军系统刘湘的部队，1948年淮海战役时，在陈官庄被解放军包围，军长余锦源被迫率部投诚，只有少数官兵逃出来。如今要重建，选中了郭汝瑰，也因为他是四川籍军人。
郭汝瑰到任后，以原七十二军从陈官庄逃出来的残部一千余人为基础，在1949年1月招兵买马，谁能弄到一连人就当连长，谁能弄到一团人就当团长。完全像江湖帮派打码头那样，来重建军师团营连机构。这样的部队有多大战斗力？
郭汝瑰的第七十二军进驻泸州后，中共地下党人任廉儒也以川盐银行富商的身份去到重庆，经常以处理业务来泸州与郭汝瑰见面。
1949年8月间，还把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络部的赵力钧以驻重庆办事处职员身份，安插在他的军里潜伏下来。
当解放军即将进入川黔边界时，郭汝瑰就密令他的心腹、防守江门的第三十四师师长柏桓：「解放军来时，不得真正作战，应该迅速退往宜宾，我自有安排。「
12月3日，解放军第五兵团尹先炳军长指挥的第十六军抵达泸州下游的罗汉场，派人打电话与郭汝瑰联系。他就按预先与中共地下党商定的计划，把部队从泸州撤往宜宾，让第十六军在12月7日顺利渡过长江。
郭汝瑰把部队都收拢到宜宾后，在12月9日上午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第二三三师长赵德树家的客厅里开会。
他们围在一张长餐桌坐下，神情都很紧张不安。部队从泸州、叙永等方向撤下来后。他们已知道解放军在自己正面，是以3个军近20万人步步逼近，以他们这支人数仅两万余人的三个军，战守都很困难。
郭汝瑰虽然一直在密谋起义，但是却拿不准这些部属的意向。他等大家都坐定后，才用试探的语气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意见……「
第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在这些军官当中军阶最高，也就首先发言：「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但他却地认为郭汝瑰职务高，共产党不会信任，还是早些走了为好，他可以派人把郭汝瑰送往江津乘飞机去台湾，讲和的事由他们这些中下级军官出面……
郭汝瑰借着赵德树的话头继续引导：「国军一败涂地，败兵之将，啥子人还跟你和谈？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
赵德树这才明白过来，郭汝瑰是早已心中有数，忙说：「还是军长高明，想到了起义。我们起义！「接着郭汝瑰的亲信、第六九七团团长张纬也表示支持：「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但立即遭到王陵基的旧部、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的强烈反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他还嘲弄地说，「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有死，就想要嫁人。说不过去嘛！」骂得其他人都不作声了。
郭汝瑰见会场上发生了争执，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散会。第一次商议虽然不顺利，他还是在分别做工作。因为第六九九团长廖觉醒是负责宜宾城防的，在会上没有发言，又派人去说服。
廖觉醒经过衡量后，也觉得除了起义别无他途，来找郭汝瑰表态：「报告军长，我决定起义。」
郭汝瑰见多数师长、团长都愿起义，这才放心了，拿出早已
写好的信，让代理参谋长徐孔嘉连夜乘船找解放军。
这时候，解放军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和政委王辉球指挥的部队已在12月7日进抵宜宾下游的南溪。他们接见了徐孔嘉，并派出军政处长傅学阶去宜宾接受第七十二军的起义。
这样，蒋介石以第七十二军沿长江、沱江布防，掩护其他军队进行成都守御战的计划也就失败了。
当时，成都周围还有着约32万人的兵力，其中胡宗南3个兵团15万人左右。
蒋介石逃离成都前，任命胡宗南为代理西南军政长官兼参谋长，把「川西平原决战」指挥权交给胡宗南，可说是「临危授命。」
除了裴昌会的第七兵团还在从绵阳往广汉撤退的途中外，李文的第五兵团4个军、李振的第十八兵团4个军都退到了成都附近，分驻新津、双流一带。
再加上驻郫县的陈克非第二十兵团、驻新都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残部，成都四周仍然像他们所宣传的「重兵云集」。
但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川西平原是四野平坦无险可守，历朝历代也没有过在战争中守御成功的记录。
一败再败，被解放军吓坏了的胡宗南更是不想久守成都。他虽然接受了指挥权，但在这「决战」前夕，却没有在成都周围构筑防御工事，更不做「决战」准备。
胡宗南无心应战，那些兵团司令官、军长、师长更是各求自保，私下里都在忙于做逃走或起义的准备。
虽然军队建制还在，但已是军心涣散，分崩离析，难以同心协力构成牢固的防御整体。
12月中旬，敌军李文第五兵团的第二十六军从绵阳、广汉撤下来后，就奉胡宗南之命与第六十五军的一个师（一六O师），沿岷江西岸布防，在眉山、乐山一线掩护主力经邛崃、雅安撤往西昌。
但是还不等他这一命令实施，行动迅速地解放军第三兵团十二军和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十八军，就在12月16日分别攻下乐山、眉山、彭县、蒲江、邛崃，截断了他们西逃的去路。其他解放军也已攻抵简阳、仁寿和绵阳、广汉。
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已经完全被包围！
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紧急召开了有各个兵团司令官、军长参加的军事会议。
这是胡宗南军事集团瓦解崩溃前的最后一次高层会议。这些当年各拥兵十几万的将领，如今都如丧考妣，垂头丧气，长吁短叹，面对当前的败亡局势不知该怎么办。
胡宗南在会上虽然也承认如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但还在学着蒋介石的做法大唱高调，不切实际地说什么共军很猖狂得意，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是我们不争气。我们还有五六个兵团，打条出路是没有问题的……
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深知已无力再战，也就坦率地向他陈述：「形势已十分严重，突围出去的把握不大，千兵易得，一将难求，为了保持我们军人的气节，我的意见是，把团长以上或者师长以上的军官用飞机送走，团以下单位分散突围，指定地点集中，这样容易成功……」
胡宗南对这事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也曾请求蒋介石派出20架飞机来运送有关人员逃往西昌。没有得到批准，他只好退而求自保，嘱咐参谋长罗列控制两架飞机专门供他随时派用。
但他不敢把这两个兵团的军长、师长、团长们运走，一仗还没有打，就带着将校们放弃整个部队，蒋介石会把他枪毙的。他只能继续驱使这些部属们当炮灰抵抗一阵子，以掩护自己在危险时逃命。
他不仅没有采纳李振的建议，反而训斥地说：「要你们带着队伍突围往西昌，就是保存你们军人气节的最好办法。」
气得李振半天说不出话来，但又不敢公开对抗胡宗南。他不满地暗想：你们高高在上，也不体谅下情，形势一不妙，就远走高飞，叫我们作替死鬼。我可不是傻子！
胡宗南的所谓突围计划是：命令李振的第十八兵团从简阳以东向东打，李文的第五兵团从简阳以西出发，也向东打，然后再在适当时机一起向西攻击。并且限令这两个兵团在12月22日18时前准备好，24日拂晓开始行动。
兵团司令官和军长们都明白，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路线突围凶多吉少，军队很可能在途中被打散。但见李振的建议不被采纳，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各有各的打算。
李振回到他的第十八兵团部后，先把参谋长何沧浪找来，传达了胡宗南的突围计划。他们商量后都觉得，如果按照命令先向东打再向西攻，肯定是凶多吉少。
李振忽发奇想地提出：能否趁李文的第五兵团向西突进的同时，我们全力向东打，解放军的主力都来围攻成都了，后方肯定空虚，可在丰都附近渡过长江，经黔江、彭水、酉阳、秀山杀出四川，从湖南打回广东去？
他们这个兵团的官兵多数是广东人，思乡心切，也许能狠力冲击！
他准备突围的这条路线，正是一个多月前，解放军第三兵团攻进四川的那条道路。
他也不想想，湖南、广东已经解放，能容得下他们这支孤军夺路南逃？
这真是人一急就乱了方寸，虽然身为兵团司令官，却天真得如儿童了。
何沧浪还是前些日子那个态度：不能起义，共产党难以打交道。
他也是广东人，还和李振是兴宁同乡，也是久战思归，如今也失去了作为参谋长应有的细致、谨慎了，居然同意这一突围方案。只是觉得走这条路还得依靠那些军长、师长支持。他又去把第九十军军长周士瀛找来商量。
周士瀛是浙江吴兴人，和胡宗南是同乡，对胡宗南一向忠心，怎肯随李振他们南走？但这时候也不愿顶撞这个急糊涂了的兵团司令官，而是圆滑地敷衍：「守飞机场的是我的部队，不如明天在胡先生起飞后，我们也扣留一架飞机跑香港，不干了。」
当时广汉机场还停留有9架飞机。
李振从周士瀛的话语中听出来了，既不愿起义也不肯向广东打，这都勉强不得。心想，如果真的能坐飞机远走高飞，去海外当个寓公也可以，香港挨近广东，民情风俗差不多，也如同回家乡了。
但第二天胡宗南飞走了后，周士瀛却不肯扣留飞机，还站在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那一边，顽固地表示：「战到一兵一卒也要打下去。」
李振见飞不走又无力突围，只有自己谋求起义的道路了。
胡宗南在江津部署完毕，又与参谋长罗列赶回成都的总部，向已在那里等候的、配属他的两个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陈克非去布置作战任务。
虽然他们已经被包围压缩于成都平原，但罗列向这两个兵团司令官作敌情判断时，仍然是像几个月前那样夸夸其谈，说什么：解放军虽然号称数十万，近年来补充的都是强拉各地的农民和部分老弱俘虏，而且经过我们各友军的打击，受创颇重……
从他的口气来看，解放军已是不堪一击的老弱之师，将要败在他们手下。
陈克非和罗广文都是新近从川东败退下来，对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早有领略，哪像罗列所说「都是老弱俘虏实力不强」？当参谋长的人这样全是官腔、套话地向兵团司令官们分析敌情，并且要他们向部队贯彻，哪能不败？
罗广文和陈克非碍于胡宗南在场不便反驳，只是愁闷地抽着烟默然地听着。
罗列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
一、以现有兵力，以守为主，占领有利地形，发扬优势火力，于敌攻势受挫时，把握战机，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二、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重创敌人，确保成都。
三、牺牲一部以救全局。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向敌后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取敌主力回头，使我主力军顺利向西康转进。
稍有军事常识可以看出，前两个方案可谓坐以待毙，成都平原既然无险可守，从哪里去找有利地形？罗广文、陈克非经过川东新败之后，名为两个兵团，实际都是些残余部队，又哪有强大兵力来重创敌人？
第三个作战方案更是如同送羊入虎口，在解放军强劲攻势下逃都逃不及，更没有力量「乘虚而入」去攻取重庆。
罗广文和陈克非心想：你这个滑头，事至如今，还想用花言巧语欺骗我们上当。如今大家都处于危难中，太歹毒了！
他俩事前想好了对策，所以当胡宗南向他们征询看法时，罗广文却故作信服地说：我认为以第三腹案比较主动，要稳当一些。
陈克非也接着补充：我同意罗司令官的看法，要有所舍才有所得。
胡宗南没想到，这两个平时被他看作另类的兵团司令官，如今却会这样听从他的调动，错以为他们真的被这一作战方案所迷惑了。
他还紧紧握住陈克非的手说：「英雄所见略同。老兄真是胆大心细，无愧于我们黄埔精神。」
胡宗南为了尽快打发罗广文、陈克非这两个兵团用东进方式去吸引解放军，以掩护他的李文、李振兵团向西突围，在陈克非诉说粮食、弹药不足时，却立即「慷慨」地答应拨给步机枪子弹20万发，可于当天晚上用车运去。
成都弃守在即，他正发愁这些弹药堆存在仓库里难以运走，如今乐得做人情。
12月23日拂晓，胡宗南当即正式命令罗广文指挥这两个兵团向江津突围，出四川进贵州转入云南。
这是要从解放军重兵聚集的地方（简阳以西有第十一军、简阳西南有第十八军、新津有第十军）打过去。
罗广文久驻川东，很熟悉这条路线。他想：你从前几十万军队都不敢往那边打，如今却叫我们往死里钻，也太歹毒了！
送走了罗广文、陈克非他们后，胡宗南就带着罗列等人悄悄奔往广汉飞机场。
罗广文从胡宗南那里受领了所谓「东进敌后「的任务后，就回到兵团部与参谋长张荣宪等人商量怎么办。
他也知道不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但在国民党阵营中太久了，迟迟下不了决心。如今时势如此，更想看看黄埔出来的嫡系将领陈克非的态度。
在这以前，张荣宪就在悄悄地密谋起义，还和早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第二三九师师长谢直商量过。
谢直告诉张荣宪，他已经接到解放军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号召起义的信，他准备接受劝告率领第二三九师起义，只是当时周围都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敢贸然行事。张荣宪也深以为然。
如今，胡宗南丢下部队飞走了，也就力劝罗广文走邓锡侯等人起义的道路。
罗广文要张宪荣打电话给陈克非，说他想过来，问可不可以。
陈克非当然是求之不得，忙说：「欢迎、欢迎。」
罗广文与张荣宪立即乘车赶过去。
陈克非开始还颇含蓄地、用感叹的语气说：「真想不到胡先生这样地自食其言，竟不告而别地跑了，这与总司令的威信太不相称了吧！」
罗广文连说带骂：「昨天我们在总部时，我就看出了好多迹象不对头，他们好像要往哪里移动。但是也没有想到，带头溜走的却是他，真是岂有此理！」
罗广文一骂开了，陈克非也就毫无顾忌，不再尊称胡宗南为「先生」了，而是直呼其名：「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楚，胡宗南要你我作出牺牲向敌后挺进，是为了掩护他们的两个兵团向西康安全背进。老实说，我不愿当他们的替死鬼。我看，我们现在应该自作主张了……」
他准备怎么办，却没有明说。一直在旁边听着的张荣宪却情急地催促他：「陈司令官的看法和做法，我很同意，但希望提出你的主张来，我们好一起来商量考虑。「
陈克非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已经起义了，我们不如向他们取得联系靠在一起。这样做，不晓得好不好？请你们考虑一下。」
罗广文点头：「你的主张很好。如今也只好这样做了。不然就是做了替死鬼也还是一个枉死鬼，太不值得了。」
但他又关切地说：「如果你和解放军已有过交涉的话，那么我的部队就归并给你，由你用你的名义出面就是了。「
罗广文是想起义，又不愿担当带头起义的「恶名」，怕对不起还在台湾的老长官陈诚和国民党军中的旧友。
陈克非见顺利地取得罗广文的同意，也就敢于把他这些天的活动说出来：「解放军要求我在三天以内作答复，以免发生误会。我想，最好就请罗司令官领衔起义。但首先我们和共产党方面都应通知第一线部队，即日起停止战斗活动，以表明我们起义的诚意。」
罗广文没想到陈克非已经把起义工作进行到这样的层次，很是惊讶，也深感自己的麻木：「我愿意同你采取一致行动。至于用你我的名义出面的问题，我是不想再干了，你年轻一点，可以再干一下，还是由你出面的好。」
张荣宪急于促成这一联合起义的行动，怕这推让耽误事，就劝说：「两位司令官都是我的长官，我以幕僚长的资格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对现时局势，两位司令官都决心走起义的路是对的，至于起义用谁的名义出面，我建议两位司令官都不要互相推让，干脆让共产党来定。」
两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分头劝说部下。
12月24日，陈克非把全兵团少校以上官佐都召集到郫县参议会礼堂开会。
由于这个兵团是川东战败后，把宋希濂两个打散了的兵团残剩部队收拢来的，不完全是他的老部属。
他怕有人抗拒，颇费心思地命令手下人描绘了一张成都附近的敌、我、友兵力态势图，与胡宗南制订的三个作战方案贴在一起，让到会的军官一目了然地了解自己兵团的处境。
这样做果然很有效，使他们明白，如今是打不赢也走不了，要想保住性命和今后前途，只能起义。
虽然有人不满意，当场嚎哭起来，但在大多数军官都愿意接受起义的情况下，这些人也只有黯然同意。
第十五兵团召集上尉以上军官开会时，事前本来商量好了由兵团司令官罗广文讲话并宣布起义，但他一上了讲台却未语泪先流，把这一事关重大的严肃会议搞得很尴尬，只好由急于起义的参谋长张荣宪代替他来主持。
罗广文自感罪恶大，更害怕共产党和被他镇压过的四川人民饶不了他，因此失声痛哭，这倒也是实情。
1950年，一部分四川群众有过清算罗广文派兵镇压华銮山起义罪行的要求，还是贺龙司令员亲自出面做解释工作，肯定了罗广文起义有功，应该既往不咎。
为了让他更方便工作，1954年把他远派到山东去当林业厅长，还把他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他时，赞扬他在政协会上的书面发言很好。这使他很感动，也有所感悟。从那以后他努力学习，认真工作。
1955年，罗广文病逝时，山东党政军机关在追悼会上写了一副挽联：「起义自西蜀，响应革命号召，促进川康成一统；摄篆来东鲁，致力林业建设，竟怀壮志归九泉。」
这一殊荣，是他在郫县起义那天伤感地哭泣时所想不到的。
第二天（12月25日），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和第十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也分别在成都近郊龙泉驿和德阳的孝泉镇率领部队起义。
鲁崇义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一向被蒋介石看作「杂牌军」。从前，他的官阶最高是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被国防部用各种手段不断地兼并裁减，从两个军缩编成一个军，以后又由三师九团缩编成两个师六团，使他对蒋介石充满了怨恨。
1949年7月，这个军从汉中退进四川后，鲁崇义知道大势已去，急于寻求出路，当中共地下党派人与他联系，促他起义时，他就很干脆地答应了。
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原来是作为胡宗南的川陕二线防御部队驻守大巴山一带，共有四个军。
12月初，处于秦岭山脉一线的李文、李振两个兵团撤往四川后，他这个兵团作为后卫，逐步由通江和武都等处往剑阁、绵阳退却，兵团部于12月20日退至四川德阳。
裴昌会一向为胡宗南所信任，他指挥的兵团作为胡宗南军事集团的主力，在解放战争中，多次与解放军作战。经过这几年较量，他当然是败多胜少，使他深知解放军难以战胜，国民党垮台在即，如不及时寻找出路，自己也将随同灭亡。
所以在1948年撤到宝鸡时，就通过他过去的老部下、当时在宝鸡经商的李希三找共产党地下组织，谋求起义。
李希三早年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以后在裴昌会手下当过军需处长，也爽快地答应愿利用他的关系去为裴昌会联系。
当裴昌会的兵团在1949年8月退到川陕边境的凤县时，李希三突然越过两军封锁线悄然出现在裴昌会面前，并带来了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口信：「欢迎他起义，请他自己权衡局势，在有把握的时候举事，不要在仓猝中受到损失。」
裴昌会见终于与共产党方面联系上了，心里也略为安定。
丢了广元、剑阁后，胡宗南对裴昌会很是不满。裴昌会怕胡宗南会把他当替死鬼，送上军事法庭审判，起义之心更迫切。
如今，李文、李振的两个兵团已不在左右，胡宗南也在12月23日逃离成都，他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就在当天晚上把拟好的起义电报交给由李希三引来的第一野战军联络员陈明韶，同时命令所属部队都停止行动，就地起义。
军长、师长们正担心处于后卫，会被解放军追上来围歼，如今能起义，也就欣然表示服从。这西线也就顿时没有了战事。
裴昌会、陈克非、罗广文等兵团的起义，使成都平原的近30万国民党军队，在短短的半个月里，兵力锐减，只剩下了李文、李振两个兵团10万人，更是难以形成抗击之势。
胡宗南12月23日溜走时，把指挥权交给了李文。这位将军可是一向忠于蒋介石、胡宗南，并不因为蒋、胡的先后逃离成都，局势已是不可收拾而有所动摇，反而愿意临危受命作困兽之斗。
当天下午，李文召集两个兵团的司令官、军长在成都南门外的空军司令部开会，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早就不愿打下去的李振认为，不如把两个兵团集中到成都，一边构筑工事，一边派人与第二野战军的刘伯承进行和谈，谈不成再打。
这种放弃作战去求和的思想，遭到了李文、王陵基和第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第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的强烈反对。
他们斥责李振是为「匪」张目，并声言：「战到一兵一卒也要打下去。」
那慷慨激昂的话语，以及对李振的怒目横眉的架势，使得其他想附和李振的意见谈和的将领们也不敢作声了。
李振见情况不对，如今又是在李文的兵团部，怕再坚持言和会被扣留，只好表示，愿放弃刚才的意见，接受李文的指挥带领兵团一起突围，然后就匆匆离开会场赶回双流去筹划自己的起义行动。
当时归李振指挥的部队，除了他这个兵团的四个军外，还有
李文兵团的第三十六军以及炮兵、工兵、坦克等部队。
12月24日上午，他率兵团部和由他兼任军长的第六十五军的一八七师，从双流进驻成都牛市口。
这时候，他这个兵团坚决反对起义的第九十军军长周士瀛，已按李文布置率第五十三师向西突围，虽然兵力减少，却少了一个严重妨碍他行动的人，他颇高兴。
但他还是不放心第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昨天在李文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朱光墀也是话语激烈地拒绝起义，如今他怕朱光墀又成为阻力，就再打电话试探地与朱光墀商量。
朱光墀的态度却奇怪地来了个大转弯，表示支持起义了，顺从地说：「我服从司令官的命令！」并派他那个军的副参谋长和第一二三师副师长来受领起义命令和电稿。
李振不知这是朱光墀对他的敷衍，却很高兴地以为又争取到了一个军的支持。
李振这时候虽然想走起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联系无门。他正又着急、又茫然时，突然想到昨天在李文兵团部开会时，第三十军参谋长肖健说了句：「战呢，还是和呢？如果和，我有条路。」
他在这天中午悄悄把肖健找来询问：「你昨天说，如果和，你有条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肖健也知道李振是急于起义，就坦率地说：我的陆大同学郭勋祺与二野那方面有联系。
李振请肖健代他去联系，希望能与郭勋祺见上一面。肖健回来后告诉李振，郭勋祺约他去成都东边的望江楼见面。
成都市区已经很乱了，即使是军人也不敢单独行动，李振起义心切，还是轻车简从赶了去。
飘着细雨的冬天，很冷，这空旷高地风也大，郭勋祺已在那里等候了，很热情地对李振表达了久别后的关心。
当他知道李振担心自己多年来与解放军作战，能否得到原谅时，就说：「共产党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是说话算数的，我就是现实的例子嘛！」
郭勋祺是川军名将，曾在长征途中，于土城击败红军，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襄阳绥靖区副司令，被解放军俘虏。刘伯承、陈毅将其放回，从事策反工作
郭勋祺恳切地劝李振认清形势，抓住时机，不必再犹豫了……
李振这才消除了顾虑并明确表示愿意起义，请郭勋祺转告中共方面派人来和他联系，还把与李文兵团共同制订的作战计划也交给郭勋祺，请他转送中共地下党。
他回到兵团部后，就命令负责成都城防的两个师（第一二三师、第六十一师）加强警戒，维持治安，以防止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在大溃退中破坏电厂和市区的建筑。
但这天晚上，他等到深夜，还不见中共方面派人来与他联系，想发起义的通电也发不出去。
而从前哨传来的信息，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正向他们的驻地进逼，是和是战，都必须迅速作出决断，不然战斗一起，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时候的李振急得团团转，真是度日如年！
第二天（12月25日）早晨，中共地下党才派共产党员、新成立的「川西人民保卫军」副政治委员易野园来到李振兵团部联系接受起义的事。易野园通知他，请他去成都以东的简阳贾家场找解放军第三兵团的前线部队联系。
这天李振得到中共地下党的通知后，忙乘车从成都市区经龙泉驿来到三十师师部。谢西昌见兵团司令官亲自来了，知道事情紧急，又忙着打电话给对岸的解放军11军32师94团：我们兵团李振司令官愿意就起义之事谈判，已经来到这里了，希望能见到刘伯承司令员……
第三十二师师长何正文特意派出了副师长涂学忠和九十四团团长田士繁等5个人出面接待。
当天下午，李振坐着一辆打着白旗的吉普车过来了。
李振急于想安排好自己兵团的命运，一进到第九十四团团部，就问：「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伯承将军？」
他虽然想起义，但对起义后能否真的按政策得到宽大，特别是如今兵临城下才起义也能得到宽大都很怀疑，也就很希望面见刘伯承司令员得到郑重的许诺和保证。
但晚饭后进入谈判会场时，却见屋内坐着的只是几个年轻军人，看来职位都不高。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蔑视、愚弄，脸色也就大变，不满意地连声说：「你们不讲信用。我要见刘伯承司令员，其他人不谈……」
他当然不知道刘伯承司令员远在重庆，解决他们这两个残破兵团的战斗，也不必这位野战军统帅亲临前线，有杨勇等兵团级将领指挥已是游刃有余了。
从这也可看出，当时还处于作战状态的国民党军队对前线情况的不明了。
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师团级指挥员都很年轻，一般都在30岁左右，涂学忠这位1930年在安徽参加红四方面军的副师长，这年也才34岁。
因为没有军衔标志，干部服装又和战士一样，布衣草鞋，久战之后军服上更是一身泥水，在李振这个年近50、老气横秋的中将兵团司令官看来，这都是些娃娃兵，能负什么责任？说话会有什么分量？
他久在国民党军队中，过去也没有机会与解放军的干部战土近距离接触过，心想：接受起义也要派出军阶、职务相等的将官才合理，如今怎能轻易地把自己这个兵团的24000余人交给这些人？
谈判一下子陷入僵局。在场的涂学忠副师长和田士繁团长了解李振的困惑心情。他们也不敢怠慢，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决定立即把这一情况用前线与后方相通的特急专线把电话打到重庆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值班参谋又向刘伯承司令员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正忙于指挥部队聚歼西逃至邛嵘、蒲江之间的李文兵团，让李达参谋长来与李振讲话。
李达参谋长在电话里向李振耐心地讲述了当前我大军逼近成都。只有起义才有出路，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热诚欢询，既往不咎，妥善安排的政策。
一个是陕西口音，一个是广东口音，加上从重庆到成都的军用电话线路不够清晰，两人的交谈颇费力气，但李振还是听懂了「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的要点，也觉得对方在讲话时，语气亲切而又威严，这人虽然不是刘伯承，肯定职务也不低。
他放下电话后问涂学忠副师长：「李达是什么人？」
涂学忠告诉他：「是我们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啊！是李将军。」他当然听说过李达的威名，那是与刘、邓的辉煌战绩紧相联系的名将，只是如今一紧张、着急就忘了。他那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军人强调荣誉而产生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当即向涂学忠副师长表示，他愿听从李达参谋长的指示，率领全兵团官兵立即起义。
谈判完了后，他要求回去，这边立即答应，并派人护送过河，让他放心地走了。
他当时并不知道，在这同一天（12月26日），兵力一倍于他、从成都西边突围的李文第五兵团的5万余人，已在邛崃、蒲江之间的狭窄丘陵地带，被解放军歼灭，兵团司令官李文等20余名将领，正狼狈地排着队向解放军投诚。
李振与李文仅是分别三天，由于选择的道路不一样，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
第二天（12月27日），解放军第九十四团的作战参谋宋添锦带着一一个警卫排，分乘两辆小车、两辆大卡车越过石桥河去往龙泉驿方向的李振兵团，一路上都受到欢迎。
师长、团长们都带着部队在自己驻地的村庄外恭敬地迎候。来到第十八兵团部时，李振赶到营房门口谦恭地先向宋添锦敬礼，然后把兵团的参谋长、军长、师长都召集拢来，听候宣布李达参谋长的指示。
他当场代表起义人员表示，愿意完全遵照办理。
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原来有4个军（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第五十七军），共11个师，约10万余人。经过凤翔、宝鸡等战役，败退到川陕边境时，还剩有五六万人。
这次起义前，第一军、第五十七军，以及第九十军的第五十三师由他们的军长带着，随同李文兵团走了。
第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在11月24日曾经答应随同他起义，但只是耍滑头敷衍他，又在当天晚上带着那个军逃走了。
如今随同他起义的，只有第三十军的第三十师、第六十五军的第一八七师、第九十军的第六十一师以及军直属队共约240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