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鏡頭，盡管過去了四十多年，但它一直儲存在我的腦海裏，清晰無比，揮之不去。
那是1975年8月25日下午，我們遠離家鄉，到一個邊遠的小山村插隊。當我們行走在鄉間小路上的時候，有一個中年人，挑著我們的行李箱，晃晃悠悠地走在我們面前，說說笑笑，把我們忐忑不安的情緒一點點化解了，他就是時任木古生產隊的隊長，葉慶光。
從我們插隊的那一天開始，到我們離開生產隊三年多的時間裏，生產隊隊長始終沒有改變過。在木古生產隊，主要是林姓、梁姓、馮姓、張姓四大姓氏，姓葉的，只有一家人。單家獨姓的人能當上生產隊長，很不容易。
在當年的農村，宗族勢力錯綜復雜，各個屯之間明爭暗鬥，如果不是工作任勞任怨、公道正派，如果不是工作積極認真，無私奉獻，這個職位，是輪不到他來擔任的。或者，即使坐上了這個位置，也不可能一幹就是十多年。
人與人之間恐怕是講點緣分的，我和隊長在年齡、閱歷、文化、性格上都有較大的差距，但我們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從他的身上，我學到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掌握了不少農村生活知識，學會了怎樣安排各種農活。
隊長是個好人、老實人，沒有壞心眼，老老實實，坦坦蕩蕩，我和他合作多年，優勢互補，相得益彰。他熟悉生產隊的情況，精通各種農活的安排，一年四季，什麽時候該幹什麽農活，如何分配全隊勞動力的各項任務，胸有成竹。我配合他抓管理，抓學習、抓紀律，不怕得罪人，敢碰硬，不講私情。
所以隊長也形成了一個習慣，生產隊開會討論重大事情，一定要我在場，有一次我回母校參加報告會，恰好隊裏也要開會討論相關事宜，他就一直等著我從公社連夜趕回來，晚上十點多鐘了才開會。
當然為了工作，我們也有過一次激烈的爭吵。那一年，春耕勞動任務十分緊張，隊裏還有二十多畝田要抽水搶插，關鍵時刻，隊裏的團小組長沒有和我商量，就突然宣布抽調全隊的青年和團員去挖水渠，擴種那幾畝新造岀來的「大寨田」，把生產計劃打亂了。這種新開墾出來的田，有沒有收成都說不定，放在春耕結束後再搶插還比較合適。我當然不同意這種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做法，但隊長也沒有與我通氣，就同意了。
為此我和他大吵了一架，沒想到第二天隊長就放下全隊的農活不管，「趁圩」去了，並且一去就是就是幾天，剩下我一個人，自己排工，自己管理整個生產隊的工作。好在當時自己完全能獨當一面，同樣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沒有影響到春耕生產。
事情過去之後，我也十分後悔，當時也太年輕氣盛了，本來管生產就是隊長的職責，也沒有必要非征求我的意見不可。我有什麽意見，完全可以私下和他溝通交流，在那麽多人面前傷了他的自尊心，確實太不應該了。
這次爭吵並沒有影響我們的友好合作，我們一起狠抓勞動紀律，一起發展生產隊的副業生產，積極推廣雜交水稻的種植，大膽探索承包責任制，在大家的努力下，生產隊的面貌有了較大的變化。1975年生產隊一個勞動日的分紅才一毛多錢，到了1978年，分紅已經超過了三毛錢，和其他生產隊相比，還有明顯的差距，但與自己過去相比，畢竟也有了較大的增長，用現在的話來說，農民收入實作了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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