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早年投身革命。1909年在雲南講武堂就參加了同盟會，1911年追隨孫中山和蔡鍔參加辛亥革命的「重九起義」，1916年參加「討袁護國 」 戰爭，被譽為「滇軍名將 」 「護國名將 」 。1922年，他在初步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後，毅然拋棄高官厚祿，遠涉重洋到馬克思的故鄉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並在德國柏林在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國後參加和領導「八一 」 南昌起義，率南昌起義余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余部會合。從此，他與毛澤東建立起了有著整整半個世紀的深厚革命感情和真正的親密戰友情誼。在革命鬥爭和革命戰爭的艱難困苦和艱苦卓絕中，朱德堅決支持和維護毛澤東，「 朱毛」 紅軍成為勝利的象征，「 朱毛 不可分 」 成為勝利的保障。
毛主席與朱德在陜西寶安縣
率部上井岡 會師毛澤東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潮汕失利後，朱德並沒有被困難嚇倒，而是經過「三河壩戰役」「茂芝會議」「贛南三整」「 朱 範合作」保留了南昌起義的革命火種，並在起義處於低潮時，成功地舉行了湘南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又一槍。同時在得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已經上了井岡山後，朱德毅然決定率部上井岡山同毛澤東會師。
朱德之所以作出這樣決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毛澤東和他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有了相當的了解。1927年10月底，南昌起義軍失利後到信豐時，地方黨組織 贛 南特委派人來接頭，就第一次說到毛委員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開始上井岡山的訊息。朱德、陳毅同誌聽到這個訊息非常高興。後來在江西轉戰時，朱德 派 原在二十五師政治部工作的毛澤覃到井岡山同毛澤東取得聯系。毛澤覃是毛澤東的胞弟，接受任務後，化名覃澤，由資興到茶陵，見到了毛澤東，詳細介紹了朱德及所部的情況，並轉達了朱德對毛澤東的問候。11月上旬，在到崇義上堡時，又同來自井岡山的張子清、伍中豪帶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三營會合，朱德向他們詳細詢問了井岡山的情況。12月，何長工從井岡山下山尋找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在廣東韶關找到了朱德，朱德又詳細了解了井岡山的地形、群眾、物產等情況，十分滿意和贊賞地說「我們跑來跑去就是要找一個落腳的地方。我們已經派毛澤覃同誌去找毛潤之了，如果不發生意外，估計已經到了。」
這時，毛澤東已按湘南特委要求 率 秋收起義部隊進入湘南地區。三月上旬，毛澤東決定兵分兩路去迎接朱德、陳毅 部 上山。毛澤東還派毛澤覃帶一個特務連趕到郴州，同朱德、陳毅領導的部隊 取得聯系 。在毛澤覃的接應下，朱德、王爾琢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主力和 耒 陽新成立的第四師和水口山工人武裝，經安仁、茶陵到達 酃縣 的 沔 渡。陳毅在郴州接到朱德關於向井岡山轉移的通知後，即組織各部向東撤退，4月8日到達資興縣城，意外地同井岡山下來的何長工、袁文才、王佐會合。毛澤東為掩護湘南起義軍轉移，4月中旬率部到達資興縣的龍溪洞，與蕭克帶領的宜章獨立營會合。4月中旬，陳毅、何長工、袁文才、王佐一起到達 沔 渡與朱德率領的主力部隊會合。接著，朱德、陳毅帶領直屬部隊從 沔 渡 經睦村 到達井岡山下的寧岡礱市。4月下旬，毛澤東率領部隊從湘南的桂東、汝城返回 礱 市，立刻脫掉長衫，換上軍裝、 挎 上駁殼槍去見朱軍長。朱德聽說毛澤東來了，趕忙與陳毅、王爾琢等走出龍江書院迎接。朱德搶先幾步迎上前去，毛澤東同時也加快了腳步，兩只熱烈的、深情的、有力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從此毛澤東、朱德的名字就緊緊地聯系起來。「 朱毛 」紅軍成為勝利的象征。
長征始瑞金 攜手毛澤東
1934年，由於王明 「左」傾 機會主義的影響和軍事上的錯誤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結束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
1931年11月7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準備的工作，很多紅軍的高級幹部都已經知曉和意識到了。在高興圩戰鬥中身負重傷的陳毅被直接擡進了紅軍總司令部作戰室，一見到朱德總司令就對朱德總司令說：「我請求跟紅軍一塊走，因為到了紅軍主力非轉移不可的時候了。總司令，我正式向你提出，請求跟紅軍主力一塊突圍。我的傷很快就會好，我還要繼續指揮作戰，請不要把我留下。」當時，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領導權掌握在 「左」傾 機會主義領導手中，紅軍高級幹部 的走留 主要是由「三人團」來決定，而在「三人團」的分工中，周恩來主要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落實和保障準備，在軍事領導和指揮員的人員去留上，博古、李德征求一下周恩來意見，其他方面也只是告訴周恩來大概的數位。博古、李德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就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在長征的準備中，他們又帶有濃厚的個人感情色彩和明顯的宗派傾向。朱德總司令批評他們說：「像這樣打下去，只能把蘇區根據地丟個一幹二凈。」「他們根本不懂‘誘敵深入’，只懂得‘向虎口進食’！」「這兩個人不懂打仗，一意孤行，又主觀又頑固，誰的話也聽不進。」
1938年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圖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
毛澤東也一向反對博古、李德的「左傾」錯誤路線，在寧都會議上就被錯誤地處理受到排擠，到地方去做調研工作，準備長征時，毛澤東還在於都做調查研究。因而在博古、李德列出的初步名單中，一開始就沒有毛澤東，他們本來就並不想讓毛澤東一起走。伍修權在談到這段歷史時說：「當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誌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看見別的首長的身邊工作人員都去供給處給首長 領 被裝物資，他也去 領 毛澤東的那一份，但負責發放物資源的幹部卻沒有找到毛澤東的名字，這才引起了中央其他領導的註意。朱德、周恩來到博古、李德那裏反復力爭，才允許毛澤東隨隊轉移，並把毛澤東和朱德一同編在首腦機關第一縱隊。朱德對康克清說：「這一次，他們總算讓毛澤東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澤東，我們總會有希望的。」10月10日傍晚，朱德和中央紅軍主力離開紅都瑞金，踏上了戰略轉移的征程，10月18晚，毛澤東、朱德、周來等同誌隨同中央紅軍主力，從 於 都城的東門浮橋渡過於都河，開始了舉世聞名的紅軍長征。毛澤東能夠隨中央紅軍轉移，這是朱德、周恩來為中國革命立下的重大功勛。
轉折在遵義 支持毛澤東
1934年12月，當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占領湘黔邊境的通道城後，受 「左」傾 機會主義影響的領導人仍準備按原定計劃，北上與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合。然而，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了解紅軍意圖，預先在通往湘西的必經之路上布下了相當於紅軍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張開口袋等紅軍往裏鉆，企圖將湘江戰役突圍的紅軍再次殲滅於湘西地區。在這關系到紅軍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較為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扭轉紅軍突圍以來的被動局面。在中央召開的通道緊急會議上，朱德極力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最終促使中央形成紅軍西入貴州的決定，避免了紅軍被殲滅的危險。
紅軍於12月中旬占領貴州黎平，得到了長征以來連續行軍的第一次休整，但此時掌握軍事指揮權的領導人不顧國民黨重兵仍在湘西的實際情況，還要繼續主張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中共中央即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對紅軍戰略方向問題進行討論。會上爭論十分激烈，朱德非常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他和周恩來、張聞天等多數人一起，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錯誤主張。會議最後透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確定了中央紅軍長征戰略方向的重大轉變，使紅軍開始從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
1935年1月，中央紅軍攻占了遵義，並在此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系統深刻地分析了「左」傾教條主義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上的嚴重錯誤，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戰略戰術問題，他的發言得到絕大多數會議參加者的擁護。朱德堅決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據給會議做轉譯的伍修權回憶：朱德同誌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同誌，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說：「有什麽本錢就打什麽仗，沒有本錢打什麽洋仗」，「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 。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由於朱德既是中央政治局領導，又是中革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他在黨和紅軍中的重要地位和他在會上的鮮明立場，對遵義會議集中解決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一起。
遵義會議後，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協力配合，指揮中央紅軍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終於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妄圖消滅紅軍的計劃，使中央紅軍從被動變為主動，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
北上赴陜甘 維護毛澤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後，對下一步的戰略方針，張國燾提出「向南攻打成都」，毛澤東堅持主張「北上抗日」。為了統一思想，明確兩軍會合後的方針，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的意見得以透過。會後，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右路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下，戰勝重重困難，到達了四川巴西。朱德為貫徹中央決議，與劉伯承及張國燾率左路軍北進。8月，當左路軍到達阿壩後，張國燾卻公然違反中央決定，不但不向右路軍靠攏，反而要朱德與他聯名發報給中央，迫使右路軍南下，朱德嚴詞拒絕了張國燾。他說：「中央決定了的事，我個人不能違反， 字 我是不簽的。」張國燾又編造 嘎 曲河漲水、部隊無法渡河的理由，電令右路軍中原四方面軍部隊南下，企圖阻止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北上，以此達到破壞北上抗日戰略方針的目的。朱德力主渡河北上，並親自到河邊視察水情，用事實向張國燾力爭。在阿壩召開的川 康 省委擴大會議上，張國燾攻擊汙蔑中央，說中央執行的是右傾逃跑路線，繼續蠱惑不明真相的紅四方面軍幹部，並再次要挾朱德反對毛澤東和黨中央。張國燾請朱德講話要支持他，被當場拒絕。朱德的態度引起了與會不明真相幹部的激動情緒。但是朱老總很沈著，任人怎麽攻擊叫喊也不說話，直到所有人都不吭聲了，朱德義正詞嚴地說：「中央的北進戰略是正確的。在川陜建立革命根據地是經過反復研究決定的。對中央的決定，我舉過手表示擁護，現在依然是這個態度。至於要我和毛澤東劃清界限，我和毛澤東從井岡山就在一起，國內外都知道‘ 朱毛 ' ，‘朱毛 '是不可分的。你們可以把我朱德劈成兩半，但是不能把‘ 朱毛 '分開，更不可能要朱來 反毛 。」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北部的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會上他大放厥詞，說「中央已無法擔負起中國革命」，並公然另立中央並自封為主席。張國燾軟硬兼施，企圖逼迫朱德擁護他的偽中央。朱德則語重心長地回應說：「你不能另起爐竈，你的那個‘中央’不是中央。」「你的做法我不贊成，我要接受黨中央的領導，不能當你封的那個‘委員’這個‘委員’。」「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 毛 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 去反毛 我可做不到！」雖然張國燾對朱德反對他分裂黨和紅軍感到不滿，在考慮到朱德在黨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也不敢采取極端手段。同時，也由於朱德等人態度鮮明和鬥爭的堅決，張國燾的錯誤行為受到制約和限制，不敢為所欲為，他搞的偽中央在朱德等人的堅決反對下也未敢對外公開宣布。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進入陜甘革命根據地；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境內大會師；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得以實作。
朱德在與張國燾的分裂鬥爭中，處處以黨和紅軍的大局為重，正如毛澤東所贊譽的那樣，朱德在同張國燾的分裂鬥爭中，是鬥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誌堅如鋼。
是非辯延安 確立毛澤東
完成紅軍長征後，黨中央和紅軍把大本營建在了延安，北上抗日的方針得以實作，中國革命的面貌也為之煥然一新。然而，王明卻以「欽差大臣」自居從蘇聯來到延安，對黨中央抗戰以來的方針、政策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橫加指責。毛澤東的處境變得十分困難，在黨和紅軍中的地位也受到挑戰。為了支持毛澤東的工作，按照中央的要求，朱德1940年5月26日從抗日前線回到了延安，支持和協助毛澤東解決黨內的是非問題。
1937年夏，毛澤東、朱德與史沫特萊（右）在一起。
在參加延安整風運動時，朱老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點名批判王明在抗戰以來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說：抗戰以後的王明路線表現在幾個問題上,如不要領導權，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大堆統一等等。只要誰放手發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說你破壞統一戰線。他不要政權，忽視八路軍，忽視遊擊戰爭，對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靠遊擊戰爭來發展自己的力量。朱德尖銳地指出：「我們的革命家務，他也沒有出過力。搞掉革命的家務，當然不傷心。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檢討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9月10日，毛澤東在會上強調要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指出主觀主義的特征是「不切實際，按心裏想的去辦」，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應該「從實際出發，解決中國問題」。11日，朱德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觀點。他批評主觀主義時指出，過去上級黨組織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他還特別提到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主觀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的嚴重影響，指出主觀主義的原因是一些知識分子不懂實際情形，拿著馬列主義當招牌，隨便批評堅持正確主張的老幹部。他強調：不切合實際的理論，便不是正確的理論。朱德還用1936年在甘南同張國燾鬥爭的例子指出宗派主義的危害。朱德希望大家今後必須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使那些冒充的馬列主義、 假 招牌的馬列主義非收起來不可，沒有辦法作怪。他說：過去「左」傾機會主義是一種幼稚病，但又不簡單是一個幼稚病的問題，還存在有些人為了爭當領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領袖，都想當中國的列寧的問題。但是，我們黨在20多年的奮鬥中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這就是毛澤東同誌，這是在歷史過程中鍛煉出來的，不但在中國，而且世界上都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爭了，還是坦坦白白、誠誠懇懇地做一點工作，能做什麽就做什麽，叫做什麽就做什麽，這樣最後或許能成為一個領袖人物也很難說。他還談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指出：現在路線正確了，以後我們黨要在毛主席一元化領導下進行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朱德還從談自己的學習體會入手，深入批評兩個宗派主義。他指出：王明的教條主義現在看來很明顯，他們只知道外國，不知道中國。我們也要外國，也要中國，從實際出發都對，從教條出發都錯。經驗主義者懂理論少，自然要做教條主義的俘虜；毛澤東辦事腳踏實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在人家反對他時還能堅持按實際情況辦事。實踐證明，有毛澤東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 照 毛澤東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 學 一套本事，主要學 好 毛澤東辦事的本事。
胡喬木後來回憶說：「朱老總在黨內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長者，又與毛主席有著‘ 朱毛 ’不可分的關系。他以這種特殊身份講的這番話，對於政治局整風批判‘兩個宗派主義’，把全黨認識統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上來，發揮了重要影響。」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從而鞏固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保證了黨的堅定正確政治方向。緊接著的中共七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七屆一中全會推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 兼中央政治局和 中央書記處主席。黨的核心領導得到堅定的維護和鞏固。
1937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在延安。
朱德同誌始終把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團結、維護黨的核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是非分明、敢於鬥爭。「朱德同誌事事處處以黨和人民事業、黨和國家大局為重，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今年是毛澤東同誌誕辰130周年，我們要以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先輩們為榜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把黨的優良傳統發揚好，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 擁護「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為實作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砥礪前行！（作者劉建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備學院原副院長、朱德元帥外孫、少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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