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解放軍繼續向南推進，解放了深圳所在的寶安縣，距離河岸對面的香港只有一步之遙。只要中央一聲令下，數萬解放軍就可以立刻揮師解放香港。
香港總督已經接連給英國發去了數封電報，丘吉爾還作出「要解放香港，先從我的屍體上踏過」的承諾。隨後周總理一紙電文傳達了中央暫不解放香港的決定，附帶著也向港英政府提出了三個條件，對方忙不叠地答應了。
解放軍已經對香港形成絕對優勢，為何臨門一腳又剎住了前進步伐，其中蘊含著中央怎樣的考量，周總理提出的三個條件又是什麽，讓港英政府毫不猶豫地同意了呢？
1949年10月17日，林彪和鄧華率領15兵團把前沿陣地推進到了羅湖北岸40公裏處的樟木頭，只等中央一聲令下，就能立刻過河解放新界、九龍和香港這一帶。但15兵團日日進行訓練，上級卻沒有絲毫繼續進攻的意向。
當時香港駐紮的英軍部隊不到一萬人，在4萬戰鬥力最強的四野解放軍面前毫無反抗之力，中英雙方都對此次的戰役結果有著一致的猜想。所以香港總督葛量洪一直惶惑不已，又看不懂解放軍將動未動的目的，瘋狂地向英國首相求助。
就在葛量洪心急如焚的關鍵檔口，他卻收到了毛主席代表中央發來的電報，宣布解放軍暫緩解放香港。早已對香港摩拳擦掌的前線解放軍戰士們也驚奇地發現上級傳達的作戰部署中絲毫沒有提到香港。
新中國的這一退，就讓香港的回歸晚了將近五十年，香港的同胞也在同時發出疑問：大軍已經到了深圳河邊，我們都想著香港要解放了，解放軍卻突然停住了腳步。
這看似突兀而不合常理的舉動，蘊涵著毛主席及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他們並不拘泥於眼下「祖國統一、功成名就」的虛假名頭，而是眼光深遠地考慮到了中國的未來。
香港被占據始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清政府在「日不落帝國」的堅船利炮下毫無反抗之力，屈辱地簽訂了【南京條約】，於1842年把香港島割讓給了英國。二十年後的【北京條約】中，香港以北的九龍半島也從廣東省被分割出去，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清政府的國門被人一腳踢開，西方的列強一擁而上，連曾經看不起的倭寇小國都來分一杯羹。再次經歷甲午海戰的失敗後，各國紛紛對中國湧起瓜分之勢，英國也趁火打劫了九龍半島及附近的新界地區，租期為99年。
此後的中國飽經戰亂和屈辱，晚清和民國政府都自顧不暇，完全沒有能力從衰落的英國手中收回屬於自己的領土，這項歷史重任便交到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手中。
占據香港的三個條約都是清政府同英國政府所簽訂，改朝換代之後本就失去了法律效力，何況新中國成立之前，周總理就透過【政協會議共同綱領】告知全世界：新中國將對歷屆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按內容予以承認、廢除、修改等措施。
無論是割占港島、九龍還是租借新界，英國人所簽訂的條約均屬於不平等之列，包括明朝時期被葡萄牙使計侵占的澳門，新中國不承認或廢除都無可厚非。
這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大陸範圍之內的解放軍達到550萬人之多，在二十多年的戰火淬煉中形成了鋼鐵般的頑強意誌和堅不可摧的作戰能力。在建國的喜悅和長期作戰的慣性加持下，解放香港看起來輕而易舉。
但毛主席在建國之前的8月14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轉譯地直白一點就是直接對著美帝國主義說「滾」；面對香港總督時，中央卻提到中英關系與香港的前途，暗示新中國將不會很快收回香港，而是以保持香港的穩定為首要任務。
中央傳達的訊息被港英政府捕捉到了，但他們並不敢掉以輕心，尤其是解放軍抵達深圳河岸的時候。隨後周總理以政府名義給葛量洪發去了一封電報，表示新中國暫時不會解放香港，仍然允許英國維持在香港的統治。
這一照會中伴隨著三個條件：香港不能作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不許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對於前一刻還在憂心忡忡擔心解放軍武力解放香港的英國政府來說，周總理提出的3個條件完全沒有接受上的障礙，也絲毫不影響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因此答應得無比痛快。
這份屬於中英政府之間的秘密約定並沒有其他國家知曉，英國也和其他國家一樣對新中國懷著以前軟弱落後的印象，以為新中國的這份約定不過是為了面子好看，99年的租期到期後英國仍然能夠無限制地延長這個期限。
後來就有很多別有用心的媒體透過香港對中國政府發難，英國前後幾任首相也在和毛主席的會晤中拐彎抹角地表示想繼續對香港占據更長時間，試探中國政府的態度。
對此，周總理的解釋是：不解放香港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是東西方鬥爭全域戰略部署的一部份，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這是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經做好的決定。
毛主席早先已經說過，香港沒有多少英國人的軍事力量，我們想占是完全可以的。從軍事層面收回香港並不成問題，中央後退一步的顧慮在政治和經濟方面。
英國的「日不落」稱號早已隨著歷史一起落幕，在二戰中被日軍逼得步步後退，需要中國國民黨的遠征軍幫助。而解放軍在過去二十二年連綿不絕的戰爭中與各式各樣的敵人作戰，早就擁有了豐富的戰鬥經驗，甚至在之後的戰爭中戰勝了美國率領的十六國聯合國軍，英國派出的士兵在美國等盟友的庇護下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何談單獨與解放軍抗衡呢。
但新中國的強硬與獨立是美國不想看到的，它聯合許多國家對新中國進行封鎖，除了在中國利益受損的列強外，一些小國也被美國蒙騙而不敢與中國建交，從而導致了新中國的外交困境。
同時，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也對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經濟封鎖，企圖扼制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彼時的中國剛剛結束戰亂，國內的黃金、文物和古董等財富都被蔣介石劫掠到了台灣。
在全國幾億人民不能填飽肚子的情況下，工業的發展更是無從說起。而美國的經濟封鎖使中國的幾大港口形同虛設，僅剩下一個香港可以通向國際社會，能夠在經濟、文化、科技和工業等多方面與外界進行溝通。
大陸解放後很多國外的資本家和國民黨一起跑到了香港，把那裏當成新的國際大都市進行貿易，因此新中國被封鎖階段能夠從香港獲得外匯，也能將香港當成對外溝通和聯絡的重要基地，從而助力中國的經濟發展。
暫緩解放香港有利於英國繼續維持他們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從而在英國和美國聯合封鎖新中國的防線中撕開了一道口子，為中國贏得更好的發展局面。盡可能團結一切能團結的人，加大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勝算，才能為新中國博得一條新出路。
而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失去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在可能面臨沙文主義的危機時，保持與英國的聯絡才能避免沙文主義對新中國獨立主權的侵害，避免中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正是因為周總理深刻地明白這個道理，才會在積極爭取蘇聯援助的同時，也避免國家對蘇聯的嚴重依賴，以免將來有朝一日受制於人，重新將我們的國家放在被動的不利地位。
50年代末蘇聯的行為驗證了中國的預防，他們撕毀了所有對中國的援助合約，撤走了境內的蘇聯友人，中國甚至要在嚴重的自然災害情況下盡快還清蘇聯的外債。
而留下香港這個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通道就在這時發揮了巨大作用。在美國和蘇聯持續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進行封鎖的情況下，內地想買而買不到的東西都可以透過香港進行，包括大量的糧食和各種各樣的物資。
但暫緩收回香港並不是不準備收回。毛主席說過這個政策只是暫時的，周總理也特意聲明，維持現狀不是永遠不管，否則對不起祖宗和子孫。
雖然名義上尚未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但政府對香港地區的關切從未斷絕。因為香港地小人稠，而且三面環海，香港的淡水資源是十分缺乏的。港英政府提出的各種解決方案都只是飲鴆止渴，比如1962年限制居民取水時間，導致香港人民為水源大打出手，水桶等儲存物的價格漲到天際，根本沒有緩解香港缺水的現狀。
情況傳到中央後，周總理親自簽字撥了3800萬元的工程款，從東江引水到香港，由廣東省負責施工。當時的廣東同樣處於大旱之中，不僅在施工期間放棄了大量需要灌溉的農田向香港供水，而且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東深供水工程，令英國專家都連連感嘆。
此外，香港日常所需的七成日用品和九成副食品都來自於內地，始終處於政府的密切關懷之中。
而隨著祖國的一步步強大，聯合國在1971年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也來到中國存取，中國的發展局面進一步開啟，英國又開始蠢蠢欲動地向繼續霸占香港。
周總理在中英正式建交後告訴英國上議院的議員：「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總要收回的，條約到期的時候就要談判」。不過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清楚，當時並不是談判香港問題的好時機，毛主席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的時候說到時候問題就交給鄧小平等人了。
因此當英國的鐵娘子首相柴契爾夫人帶著收復馬島的自信與驕傲來到中國談判時，得到的答復就是1997年收回香港是談判的前提，而不是主題。
此前黨內外不少人士都對香港問題產生過迷茫，毛主席則始終不緊不慢地表示「現在時機還不成熟」。顯然，對於收回香港的問題，毛主席和周總理心裏都是有數的，1949年全國解放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解放軍沒有趁機收復香港，都有著國家領導人深沈的考慮所在。
瓦解英美聯合對中國進行封鎖、避免過度依賴蘇聯、把香港作為與世界溝通的視窗，這才是中央眼光長遠之所在。而且當新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等各方面都發展起來之後，中英關於怎麽收回香港的問題也進入了談判流程。
1971年7月1日，中國歷經155年後恢復對香港的主權，這其中離不開鄧小平等一代領導人的努力，更離不開毛主席和周總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的高瞻遠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