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崛起之路
1927年8月，毛主席在武漢辭別了瞿秋白。當時瞿秋白極力邀請毛主席隨中央機關一起遷到上海工作，毛主席卻拒絕了他：「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裏去跟綠林好漢交朋友。」
此後，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到湖南，改組了湖南省委，並領導了秋收起義。此後，他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之後又奮戰數年，建立了蘇區根據地。
毛主席不在中央工作的這些年裏，中央人事變動頻繁，有的人他認識，有的人他不認識，再加上當時條件惡劣，雙方交流較少，對彼此的情況都不是很熟悉。
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在會議上，代表們認真觀看並學習了蘇共在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成功經驗。六大結束後，代表們陸續返回中國，開始強調：今後的中國革命，要走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革命道路。
不久後，中央派了劉安恭前往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並傳達中央的最新精神。
毛主席對劉安恭的那一套說辭不以為然，以他多年的經驗來看，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他和朱德一起給中央寫信，據理力爭，對劉安恭進行了鬥爭。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總理在接到毛主席和朱老總的信後，便將陳毅派到了紅四軍，接替劉安恭的工作。
1930年6月11日，當時負責中央領導工作的李立三推出了「立三路線」，他起草了著名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該決議決定應該以武漢為中心，發起全國性的暴動，聯集中紅軍對中心城市發起進攻，最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李立三的這些主張，和毛主席在農村實行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是完全對立，因此在紅四軍中難以貫徹。李立三為此曾在會議上點名批評毛主席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礙紅軍發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的毛澤東同誌……」
不久後，毛主席和朱老總接到了中央要他們再去攻打長沙，盡管他們對此命令非常疑惑，但在前委大多數同誌都同意的情況下，毛主席也只好執行命令了。結果就是經過16天的苦戰，不但長沙沒有攻破，紅軍還陷入到了腹背受敵的情況。在這種局面下，毛主席果斷作出了停止進攻的決定。
不久後，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瞿秋白和周總理主持會議，糾正了李立三所犯的嚴重錯誤，李立三被要求離開中央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作檢查。
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期間，曾和博古等人一起旗幟鮮明地反對過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李立三為此撤銷了王明的中宣部秘書一職，將他下放到了江蘇當宣傳部幹事。
得知六屆三中全會批評了李立三，王明自然滿心擁護。然而，不久後他又從夏曦那裏得知，共產國際對六屆三中全會的結果並不滿意，因此他便開始公開給中央寫信，批評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未加以絲毫的揭破和打擊，在主要問題上實際上還是在繼續著立三路線，他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要求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並撤換三中全會上誕生的中央領導。
王明之所以有如此底氣，一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有共產國際撐腰，二是因為這年年底，他的老師、共產國際執委兼東方部部長米夫來到了中國。
晚年王明
在米夫的策劃下，六屆四中全會於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在這次全會上取消了從前的所有處分，並攫取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2月，他又升為政治局常委。當時的向忠發雖然在名義上是總書記，但中央領導的權力實際上已經從李立三轉移到了王明那裏。
自此之後，一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派，或者叫「共產國際派」逐漸形成，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機械地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聯的經驗神聖化，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一系列的重大損失。
贛南會議：王明和毛主席的第一次交鋒
毛主席和王明在軍事思想和路線、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等諸多方面存在著無法調和的分歧。
1931年9月1日，王明發出一份長達1.2萬字的指示信，再次對以毛主席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了批評，認為「蘇區同誌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這一年，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中央在上海的工作被迫轉入地下，不久後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臨行前，他推舉博古主持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還不忘再次向蘇區中央局發去電報，批評蘇區犯了「嚴重的錯誤」。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舊址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舊址
根據王明和博古的指示，中央代表團隨即在瑞金葉坪召開大會，對毛主席的「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和「遊擊戰爭」等方針進行了全面的批評，並撤銷了毛主席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這便是著名的贛南會議。
贛南會議的結果表明，蘇區中央局事實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錯誤觀點，這是蘇區命運轉變的一個重要節點。
王明到達蘇聯後，又在莫斯科以中央的名義發來電報，要求成立中革軍委，並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等職務和組織。這樣，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自然也被取消了，但作為紅一方面軍的重要締造者，他還是可以參加軍隊內的一些主要活動。
好在蘇區根據地是毛主席等人一手建立起來的，在蘇區，主席的聲望依舊不容忽視。不久後，失去代理書記職務的毛主席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改做起了政府工作。毛主席被稱為「毛主席」也正是從這一時候開始的。
寧都會議：毛主席失去了軍事職權
1932年6月，蔣介石在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獲得了短暫的安寧，他於是開始著手準備對中央蘇區的又一次圍剿。
在這種大敵當前的背景下，周總理給蘇區中央局寫信，希望恢復毛主席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他的建議被采納。
在毛主席和朱老總的指揮下，一方面軍先後進行了宜黃、安樂戰役，重挫了國軍進攻的勢頭。在戰後，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又立即下令，要紅軍乘勝追擊，奪取南城，然而大軍到達城下時發現，蔣介石已經調集了3個師做好了準備。
鑒於這種情況，毛主席、朱老總在和周總理商量後，決定改變原先部署，撤退到東韶一帶休整，重新尋找作戰時機。
這本是戰場上的隨機應變，機斷處事，但後方的臨時中央的蘇區中央局卻非常不理解，他們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進，威逼南昌。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王稼祥等在回電解釋，繼續反對北進方針，堅持原地休整。
矛盾於是變得公開化了。蘇區中央局轉而決定停止紅軍行動，並在寧都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解決毛主席等人不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堅持自己觀點，認為紅軍不應該在不利條件下離開蘇區，主動迎戰強敵。中央局的一些成員則批評毛主席對革命勝利和紅軍力量估計不足，對奪取中心城市消極怠工，並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指責為「守株待兔」。
毛主席的據理力爭，在他們看來，成了「態度不好」，「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
寧都會議舊址
第一次會議時，周總理因為在前線並未參加，但朱老總和王稼祥都給予了毛主席很大的支持。
王稼祥說：
「我是四中全會後中央派來的，對中央的指示，我一直服從和執行。但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以及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漸認識到，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
我和毛澤東同誌並非舊交，相識的時間也不長。倒是和王明、博古等同誌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老鄉……
我們要看誰的主張對革命更有利。」
王稼祥最後強調：
「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他的發言讓大會陷入了僵持，雙方觀點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此時周總理從前線趕了回來，由於他是蘇區中央局的書記，主持會議的責任自然交給了他。
作為會議主持人，周總理在會上試圖緩和雙方的爭議，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並且替毛主席作了很多解釋，但最終，支持臨時中央的意見還是占了上風。
周總理於是提出了兩個方案：一，今後由毛澤東同誌負責指揮戰爭，周恩來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二，由周恩來負責指揮戰爭，毛澤東同誌協助。
但是毛主席認為，既然他已經不能得到信任，工作自然無法開展，他選擇主動結束。
最後，會議的結果形成了一條通令：
工農紅軍第一方面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誌，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
就這樣，毛主席離開了軍隊，失去了軍隊的指揮權。
毛主席為何終生不回瑞金？
會後，毛主席準備赴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療養。王稼祥向毛主席告別，並希望毛毛主席再爭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澤東回答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
毛主席離開寧都時，周總理騎馬為毛主席送行了一段路。毛主席對周總理說：「前方如有急需，可來電報，我即前去。」
而此後有一點時間，周總理也一直自稱是「代理政委」，認為毛主席遲早會恢復職務的。他有時候也會把一些檔送到主席那裏，請他「如有便請閱」。
寧都會議後，蘇區中央局的一些成員對周總理在寧都會議上的態度很不滿意。他們曾聯名致電臨時中央，批評周總理「沒有大力反對以消極等待為中心的右傾危險」，在結論中沒有給毛主席的「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認為周總理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周總理對此難免又是一番解釋。
毛主席在長汀福音醫院養病4個月後，便回到了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但此時臨時中央已經抵達中央蘇區，臨時中央完全聽從王明的指揮，來到中央蘇區沒多久，他們就開展了「反羅明路線」運動，在這次運動中，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賀子珍、賀怡、賀敏學等人都遭了牽連，毛主席的處境越來越孤立。
毛主席只在賀子珍的陪同下去了雲石山的雲山寺休養，那裏荒涼冷清，只有一個已經還俗的姓趙的和尚在面前種菜。毛主席後來回憶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
在此期間，毛主席的老部下林彪、聶榮臻、楊至成都來看望過他。
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蔣介石集中11個師進攻廣昌，期間毛主席曾找到博古、李德，建議紅軍向湖南中部運動，以調動江西的敵人到湖南，尋機殲滅之，但他的建議並未並采納。
可以說，瑞金是毛主席的「傷心地」。民間曾有說法，由於毛主席在瑞金有很多不愉快的記憶，所以從長征離開瑞金到病逝，他一次都沒有回過瑞金。而且，毛主席一生詩詞無數，寫過井岡山、黃洋界、吉安、上杭、大柏地、廣昌、龍崗、婁山關等很多地方，但沒有一首是關於瑞金的，這給瑞金人民留下了很大的遺憾。
井岡山幹部學院特聘教授淩步機認為，這些說法雖然多半是大家的猜測，但不能說瑞金的不愉快在毛主席心裏沒有一點影響。然而，淩步機教授也指出：1959年廬山會議前，毛主席確實有過來瑞金舊地重遊的打算，當時贛州也為主席準備好了住所，但由於廬山會議開得並不順利，瑞金之行也就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