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自其成立之初即遭受西方列強的一致圍堵，國家安全一直面臨嚴重威脅。
在二戰後，盡管蘇聯崛起為超級大國，然而由於冷戰的持續存在，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仍對蘇聯構成強大威脅。
為應對這一局勢，蘇聯采取了多方面措施。
一方面，利用「史達林體制」將全蘇聯的資源盡可能多地集中到政府手中；
另一方面，將國家創造的財富大規模投入到軍工及其相關的重工業領域。
然而，這一模式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屬於勞動者的物質報酬，以及用於發展輕工業和提高民生水平的投資受到了限制。
在這種模式下，蘇聯的全體勞動者都為國家辛勤工作，卻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物質報酬。
相反，他們需不斷進行高強度勞動，將大量剩余價值上繳國家，而這些資金則被投入到與民生無關的軍工和重工業中。
這無疑引發了民眾的不滿情緒。
那麽如何應對民眾的不滿情緒呢？
蘇聯采取了兩種手段來對沖困境：
首先是透過政治高壓，當無法提供實質利益時，只能依賴強硬手段——當給不了胡蘿蔔時，就只能用大棒了；
其次是透過紅色意識形態的支持。
透過紅色意識形態，勞動者在法理上被賦予了國家主人的政治地位。
這種國家主人翁的認知激發了勞動者為國家奉獻的意識。
然而，這種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革命意識形態，一旦革命結束，國家進入正常發展階段，這種意識形態的淡化難以避免。
隨著蘇共成為蘇聯的國家掌控者，其角色定位就已經發生了變化——名義上他們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時還代表了蘇聯國家民族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因為特權階層的出現，蘇聯既得利益集團已經開始利用國家實體，享受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
隨著蘇共角色的變化和紅色意識形態的淡化，激勵勞動者無償奉獻或低報酬工作的意識形態支撐逐漸減弱。
勞動者越來越關註自己實際的利益，而非虛構的國家主人感覺。
再加上蘇聯需要將主要資源投入冷戰，進一步無法滿足國民提高報酬、改善物質生活的需求，「史達林模式」下這種為國家工作的模式無法激勵民眾努力工作。
相反，由於民眾對國家長期剝奪個體剩余價值的不滿，引發了嚴重的消極怠工現象。
反觀歐美等西方已開發國家，他們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春風，呈現出內涵逐層推進的特點，每一次次級層面的推進都導致經濟模式和形態的巨大變革。
這種代際差距的擴大，使得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顯現出明顯的不適應。
這種基於既定現實成果的規劃布局，使得蘇聯在這個創新發展、不斷叠代的時代中，愈發顯得過時，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
隨著與外部的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蘇聯不僅失去了自我催發的能力，甚至對外部創新成果的借鑒和運用也因為二者之間的差異過大而變得困難。
最終，在蘇聯的晚期，除了舉全國之力發展軍工行業之外，蘇聯在各個物質文明領域的發展水平都遠遠落後於時代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