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出兵北韓
1894年4、5月間，北韓爆發東學黨運動。東學黨與義和團類似，都有宗教運動和農民運動的色彩。東學黨興起之後，一時勢不可擋，先是占領全羅道和忠清道，然後揮師北上，逼近漢城。北韓政府無力鎮壓，只得向中國求援。清政府於是派兵到了北韓，並按【天津條約】的約定，將出兵訊息照會給了日本政府。
收到中國即將出兵的訊息後，日本政府立即決定出兵。陸奧宗光認為，中國在北韓已經占據優勢，現在又出兵，會強化既有優勢。為了維持在北韓的勢力均衡，日本也要出兵。此時的首相正是10年前與李鴻章簽署【天津條約】的伊藤博文。伊藤認為，日本出兵後，可以武力為後盾，打破中朝之間的宗藩關系。不過，雖說伊藤決心派兵，但尚未決心開戰。他只是認為，清軍已經出動，日軍也要出動，在北韓有駐兵就有談判的籌碼。至於接下來怎麽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盡管伊藤是個機動靈活、穩健務實的現實主義者，輿論卻更加激進。日軍一出動，日本國內各家報紙便呼籲對中國強硬。在戰爭氛圍濃烈的環境中，媒體的態度越激進，便越容易吸引讀者。為了拓展報紙銷路或者標榜己方的愛國立場，各家報紙紛紛要求開戰，以顛覆中國在朝的優勢地位。
言辭上的手腳
1894年6月，伊藤內閣以保護日本僑民的財產和人身安全為由，派出了軍隊。出兵前有個小插曲，值得品味。
甲午戰爭的兩大主謀是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和外相陸奧宗光。在決定出兵方案的內閣會議之前，兩人曾交換意見。川上估計，在朝清軍不足5000人，為獲得優勢，日軍要派遣8000人。但派遣這支大軍入朝，有可能招致伊藤的反對。伊藤此時尚未決心開戰，或不願激化矛盾。為了順利派出這支軍隊，川上和陸奧準備在言辭上做點手腳。
在決定出兵方案的內閣會議上，伊藤詢問川上計劃派遣多少軍隊。川上答道，準備派遣一個混成旅團，伊藤聽了，以為是3000人。因為按照當時的編制，一個旅團大約是3000人。但伊藤不知道的是，戰時編制下的混成旅團可以擴充至8000人。與會者之中，了解這一點的除了川上和陸奧之外，只有山縣有朋。山縣當晚告訴陸奧，一旦點破兵員數碼，伊藤可能會取消出兵計劃，所以他也默不作聲。
陸奧宗光的外交策劃
日本剛剛派出軍隊，北韓局勢便發生了變化——東學黨運動平息了。
北韓政府得知日本出兵的訊息後非常不安。他們擔心，清軍和日軍一旦交火，北韓將淪為戰場。北韓國王急忙派人與東學黨領袖講和，東學黨也很知趣，而且此時臨近農忙時節，農民軍歸鄉心切。在此情形下，雙方訂立和約，宣布停火。東學黨運動平息後，北韓國內局勢日趨平穩，日本出兵的借口不復存在。駐朝公使電告政府，要求推遲行動，以免引發與西方各國的外交糾紛。
不過，此時日本的政黨政治家卻極力煽動戰爭氣氛，他們批評內閣行動遲緩，態度軟弱。不管政黨政治家是否真心想要開戰，但凡是可以挑剔和攻擊內閣的機會，他們都不願放過。在此情形下，伊藤和陸軍商議後，決定維持現狀，不撤兵，已登陸的日軍暫時駐紮在仁川。得知這一決定後，陸奧表示了異議。
陸奧說，如果日軍停在仁川，便會錯失開往漢城的機會。如果讓清軍占領漢城，日本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會處於劣勢。如果出兵無功而返，內閣必然會遭到政黨和輿論的嚴厲質疑。日軍的當務之急是尋找時機開往漢城。只要占領了漢城，那麽無論是戰是和，日本都擁有優勢。伊藤也要考慮出兵的政治和經濟成本，於是支持陸奧的意見，要求軍隊開往漢城。
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清政府和北韓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撤兵。清政府甚至提議，中日兩國軍隊同時撤出北韓，恢復動亂前的狀態。伊藤和陸奧認為該方案於日本不利。因為清軍是應邀而來，而日軍是不請自來，這一客觀事實已經成立。即使清軍撤離，也已保護過北韓，這就在事實上鞏固了中朝的宗藩關系。陸奧主張，在打破宗藩關系的目標實作之前，日本絕不能撤兵。
川上操六的軍事策動
對於甲午戰爭的爆發，除陸奧的外交策劃外，川上操六的軍事策動也至關重要。在此時的參謀本部，皇族有棲川宮熾仁親王擔任總長，川上擔任次長。但皇族軍官憑借血統晉升，沒有真才實學，也不負責具體事務，川上實際上就是參謀本部的最高長官。
川上出身薩摩武士，參加過倒幕戰爭和西南戰爭。他認為，日本要在東亞崛起，終需對清一戰。自從「甲申政變」失敗以來，陸軍積極準備，改革軍制、充實軍備、整頓兵力、完善後勤和指揮系統，準備與清軍再決雌雄。經過10年的力量積蓄，兩國的軍力此消彼長。1893年，川上還親自存取中國，見到清廷國防松懈，幾乎沒有對日作戰的準備，這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心。因此，川上主張調集軍隊，在北韓搶占先機，伺機挑起戰爭。
6月15日，伊藤放棄和談路線，決心開戰。但挑起戰爭需要借口，此時保護僑民的借口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又找了新借口：幫助北韓改革。日本提出，要向北韓政府派遣顧問、提供貸款、修築鐵路、架設通訊網。毫無疑問，日本的提議並非助人為樂，而是要擴大在朝權益。日本甚至建議與清政府攜手，改革北韓內政，但如果清政府拒絕，日本便單獨行動。
清政府自然不願將北韓拱手讓人，請來俄國和英國居中調節，可收效甚微。日本的態度越來越強硬，7月下旬，日軍在漢城發動攻擊，占領王宮，隨後挾持國王釋出命令，要求清軍撤離。等到日軍占領王宮，李鴻章才如夢方醒，意識到一場惡戰在所難免。他急忙調集部隊，但為時已晚。7月25日，日軍不宣而戰，在豐島海面偷襲清軍運兵船，甲午戰爭爆發。
大清為何會戰敗？
關於甲午戰爭的過程，各種書籍多有介紹，此處略過不敘。其實經過洋務運動，清軍的賬面實力並不差。論武器，清軍也有堅船利炮和後膛快槍；論兵力，清軍更勝一籌；論人口數量和國土面積，兩國更不可相提並論。那麽，清軍為何會一敗塗地？
簡單來說，軍隊是社會的產物，作為一個前近代的國家，清朝不可能擁有一支近代的軍隊。福澤諭吉曾指出，一國的軍事力量只是表面現象，其根基在於社會和經濟力量。英國之所以是世界霸主，從表面上來看，是因為它擁有上千艘軍艦，但根本原因在於，「英國擁有千艘軍艦，並不是僅僅有此千艘軍艦，既然有千艘軍艦，就必然要有萬艘商船，有萬艘商船必然要有十萬海員，培養海員也不能沒有學問，因此，學者也要多，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備，商業也要發達等等，舉凡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備，恰好能夠適應千艘軍艦的需要，所以才能擁有千艘軍艦」。
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印證了福澤的判斷。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近代化，沒有完備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成規模的工商業，那麽無論擁有多少先進的武器和裝備，都無法建設一支近代的軍隊。相比之下，以英國為發展樣版的日本，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逐步拉開了與清朝的距離。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政治體制方面，中國實行皇帝專制，是一個達官貴人和士紳的國家。民眾只管繳稅納糧，心中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他們不知戰爭為何而打，也不關心輸贏。與之相比，明治政府用了近三十年的時間，塑造了擁有民族認同感的國民，又在開戰前五年頒布憲法、開設國會，使部份民眾擁有了參政權力。這使得國民意識到自己身為國家的一分子，對於國家既有權利又有義務，甲午戰爭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戰爭。
從作戰指揮的角度來看，清政府存在指揮權分散、政出多門的問題。光緒帝盡管已經親政，但掌權的仍然是慈禧太後。光緒帝之下，有主管軍務的軍機處，有主管軍政的兵部，有主管外務的總理衙門，而指揮作戰的是北洋大臣李鴻章。這幾家往往各自為政，缺乏有效配合。在戰爭前期，清軍主力是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艦隊，大後方是直隸（今京津冀），清朝的其他軍事力量，如南洋水師竟會袖手旁觀。相比之下，1894年9月，明治天皇宣布禦駕親征，並在廣島設立大本營，確立了全國動員的戰時體制。議會中的各政黨也是全力支持內閣，無論要多少軍費都慷慨應允。
在軍事制度方面，日本實行征兵制，國民都進行戶籍登記，每三年都會有一批農民、漁夫和手工業者被培養成合格的士兵。因此，盡管現役士兵數量有限，但預備役規模龐大，一旦發生戰事，兵力可以得到源源不斷的補給。相比之下，不管是淮軍還是北洋艦隊，都是脫胎於地方團練的舊式軍隊，而且還是「兵為將有」的半私人武裝，他們往往既缺乏對國家的忠誠感，又缺乏紀律。而馬克斯·韋伯指出，近代軍隊的打擊力量基於紀律。沒有嚴明的紀律，軍隊就不會有戰鬥力。
近代軍隊是由專業技術人員管理的復雜組織，決定戰場勝敗的不僅有武器裝備，還有軍事技術和管理系統。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除了多兵種協同作戰之外，還應該有工兵、輜重兵、運輸隊和醫療隊來保障後勤。此外，戰場外的訓練、動員、情報、通訊、兵站也至關重要。日本政府透過聘請歐洲教官、派遣留學生以及興建軍校，培養了一批精通近代軍事科學、擅長指揮的軍事人才。相比之下，淮軍的武器裝備水平可能超過了日軍，但在軍事技術、管理系統和指揮水平上，均遠遠落後於日軍。
清軍慘敗的最後一點原因是誤判形勢，準備不足。清軍出動前，李鴻章根據駐日公使汪鳳藻的報告，認為日本內閣與議會沖突不止，自顧不暇，無對外生事之余力。日軍出動後，李鴻章感到事態日益嚴重，但又一心避戰求和，他寄希望於「以夷制夷」的老辦法迫使日本屈服，結果延誤了備戰，白白錯失了戰機。戰場形勢瞬息萬變，一旦落入下風，就難以扭轉劣勢。
1894年9月，日軍占領平壤。兩天後，聯合艦隊在黃海海戰中重創北洋艦隊，勝敗局勢開始明朗。10月，山縣有朋率領第一軍攻占九連城和鳳凰城。11月，日軍攻占旅順，並制造了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次年2月，日軍攻占威海衛軍港，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日軍控制制海權。3月，大山巖率第二軍占據遼東。同時，日本還派聯合艦隊及一個旅團在澎湖列島登陸，準備入侵中國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