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东北军去向真相电报揭晓。
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曾派出调查团，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后发表了著名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报告显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兵力不超过2.5万人，而国府在东北的边防军编制高达30万人，其中包括步兵、骑兵、炮兵、空军和海军等，兵力优势十分明显。
那么，为何在事变当天，国府的这支庞大军队却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呢？直到1931年9月18日，东北军的大部分驻军仍驻扎在北满和中苏边界，而南满地区的东
截至1931年9月18日，东北军大部分集中在北满和中苏边界，而南满的东北军则主要部署在锦州走廊、辽北兴安以及延边地区。
东北军沈阳、长春一带的核心地区由炮兵第十九团、第二十三旅、第二十五旅、第七旅以及黄显声将军率领的警察部队构成，用红白箭头标识。
相反，日军将所有部队部署在了长春到大连、沈阳到丹东的铁路沿线，因为控制了这条铁路，来自「北方邻国」的日军可以不断涌入沈阳。
日军单位中有两支直接支援沈阳的国军，分别是东边镇守使于芷山的省防旅和驻大虎山的第十九旅。此外，通辽有一个骑兵旅、昌图以西有一个步兵旅，可以有效地切断日军的交通线。
然而，除了这些部队外，锦州走廊地带的驻军也非常重要。如果从锦州抽调军队，日方在天津、秦皇岛的驻军也会有所行动，而且由于日军控制着海洋，还可以通过突然登陆切断整个关外国军的退路。
由于日军可能从多个方向进行登陆和反包抄，因此在事变后的一系列战斗中，锦州的东北军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甚至难以自保。
为了增强防御，他们决定将通辽骑兵旅调回锦州进行增援。
东北军能否从中苏边境调回来应对战斗呢？从地理位置看，新义州到沈阳只有230公里，而哈尔滨到沈阳却有580公里，长春也有270公里；齐齐哈尔到沈阳更是740多公里，长春也需要500公里。
因此，尽管战斗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但相比于东北军，日军却占据了更近的地理位置优势。
在现代战争中，只依靠人数优势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数量相同的部队，由于装备、训练和指挥的差异，战斗力也会大相径庭。
在1940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国府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写到：「徐州会战以来，我一直使用五师对抗一师，但总觉得力量不足。
近半月中已经有两三次收到了敌方的小册子，上面记载了他们的用兵情况，说他们的两个大队可以抵得上我一师，每营可以抵我四营半，一师可以抵我六师。」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军在1940年对日军作战时，即使有3年抗战经验、全民动员和苏联援助的武器，依然需要6个师才能对抗日军1个师。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留在东北地区的国军大多为治安部队，素质参差不齐，且部分部队已经被日寇渗透。在事变爆发后，一些守军甚至叛国投敌，导致东北军的抵抗大受影响。
此外，东北军的主力部队在关键时刻却不在东北，而是在华北监视其他军头。这与1928年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率领10万东北军入关进行「武装调停」有关。
但是，1931年，蒋介石却突然扣押了立法院长、国党元老胡汉民，导致东北军的主力部队无法在关键时期及时支援东北。
胡汉民是谁呢？可以说，孙中山先生在生前是大元帅时，只要离开广东，就会由胡汉民来代理大元帅，代行孙先生的职权。
因此，在国府内部，胡汉民的地位极其重要，蒋公在他面前可以说是小字辈。毕竟，击败了冯、阎等地方实力派，高层又有胡汉民这种级别的大佬坐镇，国府初步有了稳定的迹象。
但是，蒋公仅仅因为胡院长拒绝仓促制定「约法」，阻挠了自己竞选大总统的道路，就悍然扣押国家首脑，相当于国府内部丢下了炸药包。
要知道，一个国家要避免内战，最重要的是各方势力不能用武力破坏规则，老蒋使出这么低级的手段，其他国府大佬也就不得不摸摸后脑勺了——今天他能扣胡汉民，明天会不会打我一闷棒？
在这种危机感的逼迫下，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反蒋势力重新集结起来，以两广为根据地组织了「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南京政权非法，从而闹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宁粤分裂」，刚刚安定下来的国家又一次陷入了分裂状态。
日本人看有机可乘，连忙用日军飞机把中原大战后逃到大连、一直躲在日租界的阎锡山送回了山西，准备策动晋绥军起事，华北的石友三也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响应两广。
在北方即将陷入大乱之际，老蒋无奈地寄希望于少帅的出手。为了应对华北的危机，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的7月12日，蒋公致信张学良，强调现在不是对日作战的时候，希望他能抽调部队全力应对。
老蒋于7月13日下达指令，要求张学良、刘峙等人尽快做好平叛的准备工作，同时希望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少帅留在华北地区负责一切事宜。
与此同时，蒋公却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江西的红军围剿中，把整个北方都交给了东北军来维持。
蒋手书指示，石部已做好全面准备，请副司令（张学良）主持一切。当时，石友三的兵力高达13万人，晋绥军也有所动作，驻扎华北的10万东北军显然不足以应对。
因此，张学良不得不再次调动关外部队。截至1931年7月，已有十一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入关，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调往关内。
可以预见，如果没有这些部队的增援，即使不能完全阻止日寇的侵略，但至少可以阻止汉奸于芷山、张海鹏等人的行动。
石友三举事，平津面临威胁，张学良出兵平叛，十天内成功击溃叛军。虽然战局迅速解决，但晋绥军脱离掌控，华北局势依然紧张。
东北军无法立即回归，家中只能采取空城计应对。
蒋委员长亲自向张少帅表功：讨石战役仅用不足一个月就宣告平息，我兄长指挥若定……然而，当时国民政府的电报密码已经被日本人破译，所以这个空城计也无法实行。
9月12日，日本方面截获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发给东北各地的密电，这封著名的电报要求：「无论日本方面采取何种行动，此时我们都应保持冷静，千万不可轻率行事，导致战端开启」——这一来，日本人不仅很清楚东北地区的兵力空虚，而且掌握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因此他们有了绝对的成功把握。
在这样强烈的诱惑面前，关东军如果不发动事变才怪呢！
在历史的舞台上，某些人总喜欢搞双标。对于蒋公的功绩，他们称其「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但在九一八事变时又说他不抵抗，把责任推给张学良。
然而，如果我们跳出事变当天，回看当时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张学良才是真正的大冤种。他为了支持蒋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把自己的老家也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蒋公为了自己的派系私利，容不下任何与自己不和的人，无论是我党、地方实力派，还是高层的政客。
他一旦遇到反对就用手段排除异己，这导致了国家的分裂。而那个「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不只是针对我党的，任何挡了蒋系集团权力道路的人都会被安排。
例如在1931年7月23日的演讲中，蒋公明确表示：「要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才能防蠹。……所以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的元气，就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的统一，就不能攘外。」
作为一个买办政权的代表，蒋公的任务就是帮助帝国主义扫清经济侵略的障碍。在实现「清一色」之前，他不会抵抗侵略，但问题是，他是否有能力速战速决呢？
如果消灭了广东，还有四川、山西、桂系，甚至张学良，所谓的「安内」何时才能结束呢？1931年8月，原本应该用于抵抗侵略的国防军被派去打内战，结果9月侵略者就夺取了东三省，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然而，9月22日，当山东国军报告日军有从海上入侵烟台的迹象时，蒋公的反应却是命令守军「如果日军登陆，我们就在一个地方划出防线，坚定防守，等待中央的命令，此时要忍耐，坚定，冷静防守」。
在山东守军报告日军登陆迹象和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手书的同时，青岛的国府海军也接到了全部撤离的命令。撤离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在青发生意外，集合在塘沽将在各国军舰的监视下较为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撤走、海军跑路，不禁让人质疑民国养军的意义何在。
蒋公曾下令海军撤退，并表示要"划出一地"。9月25日，他向山东国军发电，指示将防线布置在潍县，这意味着将青岛、烟台等地划到了防线之外，准备送给日军。
他一边强调要"严阵固守"，一边又要"划出一地"，这种玩弄文字、口是心非的行为让人感到失望。
不知道胶东、山东以及中国哪些地方可以被赠送呢？
如果继续遵循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原本的潍县（蓝色箭头）和蒋的退让线（蓝色虚线）将会被侵略者再次侵占，数以万计的领土和民众将落入敌手。
这确实应验了那句古话「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然而，庆幸的是，国府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终于在持续的沉沦后，用一场惊世骇俗的西安事变，向南京政权发出了最后的警告，促使他们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