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的「冷战」时期（1960年到1968年）和「回暖」时期「（1979年到1989年），邓小平都是直接且深入地参与其中的。邓公对苏联和中苏关系的认识，不可谓不透彻。
从容不迫的接见
作为粉碎「四人帮」后，又在两年后迅速接过党内话语权、主政中国的最高领导，邓公因对内的过大贡献，导致人们忽略了他对外的卓越贡献。也许是经过多年起起伏伏的大风大浪，1979年后的他表现得十分从容，无论做什么都有种闲庭信步、信手拈来的感觉。
专门在邓公会见外国政要时，负责翻译的工作人员，对他有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就是邓公会见外国政要，无需外交部事先准备好相应文稿，他的脑子里似乎什么都有，没什么东西难得到他。
其实按照一般国内领导人接见外国政要的惯例，接待单位和外交部等机关部门，都会事先准备好客人的情况和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呈给中央首长。邓公从来都是只听个简单汇报，然后在外宾来之前，提前就位等待一下。
邓公从来不怕什么刁难、尖锐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在1966年到1976年10年时间里，都想过一遍、想好了。他也总能别出心裁地提出自己的新想法、新说法，给国际释放信号。
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邓公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讲到台湾问题：「国共有过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能有第三次合作？」还有一次，他又跟美国的外宾谈起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连国号都能。」
法拉奇的刁难
邓公在1976年接受过的众多采访中，当属法拉奇的那次，让人捏的冷汗最多。法拉奇全名奥里亚娜·法拉奇，1929年出生，比邓公整整小了25岁。她是世界传媒界的一朵奇葩，集记者、作家、二战反法西斯游击队员三层身份于一身，被人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法拉奇是一名极为有名的战地记者，亲身直接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南非动乱等。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她采访过不计其数的闻名世界的政治局和名人，邓公只是其中一位，还有基辛格、卡扎菲、阮高祺、英迪拉·甘地，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马卡里奥斯三世、阮文绍、海尔·塞拉西一世等等。
法拉奇曾以个人名义，两次申请采访邓公，但均遭到拒绝；想必是有关人员，担心她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敏感（她素来如此，而且当时中国国内也处于一个大转型期），邓公不好回答，或是回答得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选择了拒绝。
邓公当然是无可不可，但其他人没这个信心；要是他知道有关方面担心法拉奇的提问过于尖锐遂亮度拒绝此女采访自己，肯定觉得啼笑皆非、小题大做。
见单凭自己的力量采访不了邓公，法拉奇来了招曲线救国，走通了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的门路：佩尔蒂尼亲自向邓公推荐起法拉奇，希望中国能允许法拉奇对他的采访。邓公十分爽快的答应了。
法拉奇即将采访邓公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大家都在期待着她能够拨开中国的迷雾、看清中国的未来。法拉奇与邓公之间问答的主要内容，还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这些内容，深深影响着此后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方向。
邓公与毛主席
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不久、又粉碎了「四人帮」、开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始提问，法拉奇就说到了毛主席；法拉奇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以前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我从住的饭店到人民大会堂，就只看到了一幅。」
紧接着，她就图穷匕见，问起了一个不能弄虚作假的问题：「以后你们还会再天安门，保留毛主席的像吗？」一旁的翻译人员，觉得这是来者不善的表现，邓公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能让全世界都了解到中国的新想法和新气象。
邓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指着法拉奇在写东西的笔记本说：「请你记下：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又问及「四人帮」问题，邓公依旧侃侃而谈，表现得很愿意回答。法拉奇那看似极具攻击性、单刀直入的提问方式，似乎很合邓公的胃口，邓公像是早有腹稿，就等着一个外国记者来这样问。
谈了几个小时，结束时，邓公表示可以约着在谈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法拉奇兴奋得跳了起来。
比作赫鲁晓夫
第二次谈话，法拉奇还是从毛主席开始讲起，让邓公来评价一下毛主席；邓公回：「功过七三开。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我们将永远纪念他。」说着说着，法拉奇将话题引到苏联前几届的最高领导人身上去了。
法拉奇表示自己十分不能理解，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在节日期间，竟然还挂着斯大林的像；她说自己觉得斯大林一无是处，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却很好。在这个问题上，法拉奇与邓公争论了起来，各执一词。
见法拉奇的观点如此，邓公反问了一句：「赫鲁晓夫做了什么好事？」法拉奇回了一句：「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公再次反问：「这就是你认为他做的好事？」接着邓公又说，斯大林对中国、对世界是功大于过的，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曾各种援助中国，尽管这不是无偿的援助。
法拉奇也不甘示弱，再次提问：「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对吗？」邓公明白，法拉奇问的不是几十年前的苏联，而是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他揭开盖子，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这不是法拉奇想要的答案，或者说这不是她猜想推断的那样，于是她继续咄咄逼人，说出了一个令全场气氛瞬间凝重的话。法拉奇觉得这很可能把邓公给触怒了，但她还是要说，因为「不吐不快」：「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希望你听了之后不要生气。我首先声明，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你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包括法拉奇在内的会客室内的众人，都觉得邓公听到这个暴怒，再不济也是神情严肃、心情不好，但邓公没有，反而表现出十分开心的模样，哈哈大笑起来。「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称号。邓小平是吗？在那10年里，有不少人觉得他是。
假话不伤人，真话才伤人。听到别人说自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公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因为他知道，自己跟赫鲁晓夫完全不搭边。他平静地回答道：「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公眼中的赫鲁晓夫
包括法拉奇在内的绝大部分西方人，对赫鲁晓夫的了解，绝对没有邓公多和透彻。也正因为这样，邓公才会说他们将自己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甚至是可笑的。要是法拉奇等人真的了解赫鲁晓夫，真的了解邓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论断。邓公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更做不到「苏联的邓小平」。
在1956年到1966年，邓公担任总书记的十年时间里，他跑了七趟莫斯科；后来他跟外宾谈起这段往事，打趣地说：「十年总书记，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候，忙着跟苏联打交道。」
赫鲁晓夫是个怎样的角色，邓公可谓是清楚得很。当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时，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后果】的秘密报告，大批、狠批、臭批斯大林。赫鲁晓夫宣读这份报告时，会场的气氛异常紧张和压抑，谁都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传出去后，世界范围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将会引起怎样的震动。
现场有人被惊吓得晕倒，更骇人听闻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贝鲁特，在会后因情绪激动，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去世。赫鲁晓夫发疯般的举动，前来参会的邓公早就有所察觉，但他万万没想到疯狂到这个地步。
见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后，邓公立即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他们这样对待他，简直就是胡来！」邓公十分顾全大局，再三表示，要回国向中央汇报后，再说表态问题。后来经历「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件事后，邓公参与到抵制赫鲁晓夫的行动前沿中。
交锋
1960年，邓公与赫鲁晓夫开始了正面交锋。在苏共欢迎我们的第一次欢迎宴会上，几番推杯换盏，赫鲁晓夫就开始了进攻：他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入手，影射攻击我们。
邓公也不含糊，知道这赫鲁晓夫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既然他不直说，那咱也一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尊重人家，不应该去施加各种压力。」
不知是喝多了，还是被邓公说破防了，赫鲁晓夫涨了脸，大声说道：「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现在却反过来骂我们。」邓公回了一句：「援助是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为了大国控制和干涉小国。你援助了人家，人家难道没帮你吗？」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就在两个多月前，苏联政府悍然撕毁了与我们签订的数百个合同，并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赫鲁晓夫的做法，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好的，还违背国际法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些观点看法的不同，被赫鲁晓夫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中国人民的感情被其严重伤害。
见隐晦地说，讲不明白，赫鲁晓夫便打开天窗说亮话，指责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前后不一致」，邓公却严肃地说：「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错误要批，功绩也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采取作秘密报告的方法进行恶毒攻击，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之后，邓公说了一句，赫鲁晓夫当时一直不明白、被迫下台后才明白的话：「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你的认识一直不足。」
从这我们也能明显看到，赫鲁晓夫此人，暂且不论那份「秘密报告」的问题，就很多重要、严肃的场合上，其讲话十分缺少深思熟虑，甚至可以说不计后果。既然做不到才思敏捷，那不如不说，一动不如一静。也怪不得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就被秘密开会「轰下台」。
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相当痛恨，甚至可以说到了厌恶的地步。无怪毛主席如此，实在是赫鲁晓夫太过另类和奇葩，很喜欢意气用事，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邓公同样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中苏论战的主角之一，直接跟赫鲁晓夫「正面交锋」的人，对赫鲁晓夫的种种了解，甚至比毛主席还深，因此他对赫鲁晓夫的恶感更甚毛主席。
因此，邓公对包括法拉奇在内的众多西方人士，将自己比作「赫鲁晓夫」，认为是相当愚蠢的行为。邓公向法拉奇概括阐明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刨苏联根、伤害中国的坏事、蠢事，他没希望能以此说服法拉奇，所以最后只是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最后，这场谈话在双方都很满意的情况下结束了。邓公借此向世界宣传了自己的想法和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方针，法拉奇也以此再次扬名世界、留下了名字。各取所需，宾主尽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