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陳毅元帥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同時也是一位感情奔放的大詩人。
老覃在讀小學的時候，就在小學語文課本上學習過陳毅元帥的一首五言小詩——【青松】。
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年，此詩仍深深烙印在腦，經久彌新，瑯瑯上口。
該詩雲：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詩的表面是稱贊青松堅韌不拔、寧折不彎，實際上是詩人自許，字裏行間表達出一種不畏艱難、愈挫彌堅的奮發氣慨。
如果你對陳毅元帥在革命生涯中所經歷的風雪有更多的了解，對這詩的感喟就會更深。
要說陳毅元帥在革命生涯中所遭受的風雪，最大莫過於著名的「黃花塘事件」。
這個事件曾經像噩夢幻一樣緊緊纏繞著陳毅元帥，讓他如鯁在喉，如芒在背，長年不得安心。
偏偏，當年親歷此事的人又對之諱莫如深，就愈發使整個事件顯得迷離撲朔了。
那麽，事件的來龍去脈是怎麽來的呢?
今天，我們不妨來揭開那些籠罩在事件本身上的迷霧，來一睹它的本來面目。
這個事件的發起人叫饒漱石。
饒漱石的年紀只比陳毅小兩歲，但他的革命資歷也很深。
他在1923年就投身革命了，早年在東北還一度是劉少奇的直接領導人，並曾積極營救過身陷囹圄的劉少奇。
當然，饒漱石自己也經歷過九死一生的磨難——1930年4月，他與大英雄趙尚誌等人一同被逮捕入獄，差點被槍決。
他還在獄中染上了瘟疫，險些喪命。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著名的【八一宣言】是他和王明共同起草的。當時，他在蘇聯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後來又被派到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工作。
因為這些經歷，他堪稱黨內在建國前唯一長時間在英、法、蘇、美工作或考察過的高級領導幹部，精通英語、俄語。
註意，饒漱石的以上經歷，絕不可等閑視之，因為，這些都是構成「黃花塘事件」的潛在因素。
話說，饒漱石回國後，組織因為他的閱歷和資歷，委派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
但是，他在上任的第一天，卻沒有得到東南局書記項英的應有重視，被項英安排到新四軍民運部上班，由部長夏征農領導。
這，自然讓心高氣傲的饒漱石不高興。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變爆發期間，因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離隊，饒漱石當機立斷，與葉挺領銜以東南局名義向中央發出電報，要求臨機處置，由副書記代替項英的正書記。
中央很快回電，同意了饒漱石的臨機處置方案，讓他接替了項英的工作。
也在這時，葉挺才驚覺饒漱石是東南局副書記，有專門的可以和中央聯絡的密電碼本。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葉挺出面與敵談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
這麽一來，饒漱石的地位就越加突出了。
華中局成立那會兒，饒漱石和劉少奇、陳毅並列為三巨頭。
其中，劉少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饒漱石為新四軍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華中局代理書記，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華中局委員。
不難看出，真正掌握實權的是劉少奇和饒漱石。
劉少奇掌權不到一年，於1942年3月離開華中抗日根據地，返回延安了。
劉少奇臨走前，讓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軍政一手抓。
眾所周知，在南方三年遊擊期間，陳毅和項英合力支撐危局，建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就因為項英的原因，饒漱石對陳毅的印象並不好。
而陳毅對饒漱石也有看法。
主要是饒漱石在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有兩個月的時間處於失聯狀態，沒有和任何地方黨組織聯系過。
陳毅以一個黨員應有的警惕性，曾對此表示過懷疑。
饒漱石覺察後，非常不快。
1943年1月，日偽軍加緊對鹽阜區「掃蕩」，新四軍軍部於是由蘇北根據地阜寧停翅港轉移到安徽、江蘇交界地區的一個名叫黃花塘的小村莊。
黃花塘地屬江蘇省盱眙縣，在新四軍二師羅炳輝師長、譚震林政委領導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之內，其距津浦鐵路只有五、六十裏，交通十分便利。
「黃花塘事件」的命名即源於此。
該年2月中旬，著名頑軍頭子韓德勤乘新四軍與日偽軍交戰之際，親率部隊侵入淮北抗日根據地，結果被我新四軍四師等部隊擊潰，其本人並其匪眾共1000余人被俘。
對處理韓德勤的問題上，陳毅與饒漱石發生了爭執：陳毅主張放；饒漱石主張用他來換回葉挺。
最後，中央書記處電示按照陳毅所提辦法處理。
韓德勤因此得以釋放。
老覃認為，陳毅應該是從大局出發，他當時的想法就是，共同的敵人日寇還在，放韓德勤可以爭取到一份抗日力量。
韓德勤離去之前，也的確信誓旦旦地保證「以後再也不找新四軍的麻煩」。
但是，饒漱石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陳毅之所以不同意用韓德勤換回葉挺，是擔心葉挺回來了，他就沒有代軍長當了。
此話一出，關於陳毅的閑話漸漸多了起來。
但這還不是激發 「黃花塘事件」的起因。
饒漱石和陳毅的矛盾公開化發生在1943年6月的整風期間。
當時，中央電示新四軍軍部要對師長以上幹部開展整風。
饒漱石主抓整風，親自去羅炳輝、譚震林的第二師去蹲點，抓試點工作，而留陳毅在黃花塘主持軍部工作。
饒漱石在離開前，曾表示自己身兼十幾個職務，工作千頭萬緒，難以兼顧，讓軍部電請中央給予其他同誌負責一些職務。
陳毅有些疑惑，問：「你想轉讓其他同誌負責的是那些職務？」
饒漱石不耐煩地說：「除了華中局書記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們看著辦。」
那麽，在饒漱石走後，陳毅透過和賴傳珠、曾山、張雲逸等人開會商議，一致同意免去饒漱石的兼任政治部主任一職，並由陳毅起草電文給予中央匯報。
這個政治部主任原來是鄧子恢兼任的，因鄧子恢下到第四師任政委，改由饒漱石兼任。後來譚震林又來擔任過一段時間，又因譚震林去了二師擔任政委，再次由饒漱石兼任。
陳毅的電報發出後，饒漱石不幹了。
前面說過，饒漱石有專門的可以和中央單線聯絡的電台和密電碼本，他控告陳毅謀奪領導權，請示中央對陳毅開展整風。
這時候全軍、全黨都在開展整風運動，中央同意了饒漱石的請求。
饒漱石於是興沖沖地趕回軍部，以中央指示的名義，召開整風擴大會議，列出了陳毅的十大罪狀，公開點名批判。
饒漱石所謂的「十大罪狀」全都是莫須有，甚至，有些罪名在今天看來十分搞笑。
比如說，他指責陳毅喜歡和知識分子交往，和潘漢年、阿英、範長江等人打成一片，甚至曾把潘漢年請上開會的主席台。
又說陳毅和知識分子在一起不是品茶就是下棋，還作詩。
似乎，饒漱石對陳毅作詩特別反感，他說陳毅作詩是嘩眾取寵，是「賣弄斯文和故弄玄虛」，是「為了擡高自己、打擊別人」。
老覃覺得，饒漱石可能不知道毛主席也愛作詩，而且在和陳毅在一起的時候，是經常用詩歌酬和唱答的。毛主席還鼓勵陳毅多多作詩呢。
話說回來，如果饒漱石所列「十大罪狀」全是這樣內容，陳毅可以完全不必理會他。
但饒漱石抓住了紅四軍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時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的舊事，對陳毅發起了猛攻，說陳毅執行的不是毛主席的路線。
陳毅本著身正不怕影歪的心理，在整風會議上作了申辯性發言，對饒漱石施加在自己頭上的「罪狀」一一予以了駁斥。
饒漱石卻用自己是華中局書記的帽子來壓住了陳毅，聲稱「我有權代表華中局和軍部向中央揭發你的問題，有權建議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備的軍長來」。
會後，饒漱石果真利用了華中局和軍部的名義，羅列了陳毅的「十大罪狀」，再編織以諸多不實之詞，搗鼓出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直接報給了毛主席和黨中央。
陳毅為了改被動為主動，也以個人的名義向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實事求是地報告了整個事情的發生過程，檢討了自身存在的缺點和錯誤，並從革命大局出發，提出了赴延安學習的要求。
毛主席正希望陳毅前往延安參加七大，因此同意陳毅的請求，指示華中局：「陳來延期間職務由雲逸暫行代理，七大後仍回華中，並傳達七大方針。」
1943年11月25日，陳毅啟程離開了新四軍，他的心情很復雜，寫了一首詩，詩雲：
西去路漫漫，風物仔細看。
不知霜露重，應悔著衣單。
這，就是「黃花塘事件」的經過。
對於這個事件的處理，中央將之定性為「屬於工作關系的性質，不是屬於路線的性質」，毛主席也發電報往華中局作了說明：「無論是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誌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誌對以上兩點不明了，請漱石同誌加以解釋。」
回頭，毛主席也安慰陳毅說：「凡事要忍耐，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
就這麽著，「黃花塘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
1943年底，饒漱石得願如償地正式擔任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這兩個重要職務。
陳毅則在「七大」之後回到華東，擔任了饒漱石的副手。
到了1953年底，高饒事件發生後，許多關於饒漱石的問題才水落石出。
毛主席感慨萬千對陳毅說：「你受委屈了。」
劉少奇也一個勁地說自己過去看錯了人，錯信了饒漱石。
1954年七屆四中全會後的3月15日，毛主席在和陳毅聊天時，又談到了饒漱石，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伸手豈止高、饒。」
陳毅有感而發，寫了一首著名的【手莫伸】，詩雲：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黨與人民在監督，眾目睽睽難逃脫。
汝言懼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覺。
其實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縮。
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嶽。
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饑渴。
豈不愛推戴，頌歌盈耳神仙樂。
……
不過，必須要說明的是，在1954年，組織上並沒有觸碰黃花塘事件，即事件的最終結論還是維持原判。直到1999年重修軍史的時候，才被定義為饒漱石為奪權而發動的陰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