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20日，周總理被長期病痛折磨得身心疲憊，但他仍堅持手術治療。然而，手術當晚，周總理卻突然對身邊的人說：「這病恐怕治不好了，我自己清楚身體狀況，你們還是讓醫護人員們都回去吧。
」自此，周總理的病情持續惡化，連正常的生活起居都難以自理，食欲也大不如前，難以進食。他的身邊人商量著，給他準備一些滋補的食物，希望能改善他的身體狀況。
於是當天，他們給周總理端上了一碗紅燒魚翅，可周總理只是拿起勺子，勉強嘗了幾口。事後，周總理告訴身邊的人：「要不是怕你們擔心，這頓飯我實在不想吃。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周總理一直在與病魔作鬥爭，最終在1976年1月8日與世長辭。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周總理仍然保持著簡樸的生活習慣。
有時，他會不小心將飯粒掉在桌子上，然後小心翼翼地撿起來放入口中。在周總理看來，農民辛勤勞動種出的糧食是世界上最寶貴、最潔凈的東西。
周總理和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越南要求的80多億援助，周總理感到無奈，只能帶著他們前往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聖地——延安。
延安承載著許多革命者的特殊情感，1970年初，鄧穎超陪同外賓參觀延安，當地民眾想要送給她一些東西，但卻只湊了兩斤小米，裝在一個小布袋中。
鄧穎超接過小米，按照黨的一貫原則，堅持支付了錢和糧票，並笑著對延安的老百姓說：「延安的小米，恩來同誌見了一定會很高興的，能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回了趟老家！
」無論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對延安的思念不亞於對老家湖南、江蘇的思念，這裏的水土人情都讓他們感到十分親切和懷念。
鄧穎超回到中南海後，向周總理如實匯報了延安的情況，加上周總理一直關心延安百姓的生活狀況，了解到當地百姓還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後，便召集當地地委和省委負責人到北京開會。
73年，周總理從玉泉山接受完治療後，便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高強度、超負荷的工作讓周總理的身體狀況愈發嚴峻，即使在此次會見越南外賓的時候，他都已經伏案工作30個小時，起身都有些站不穩。
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由於長時間未得到休息，他在洗漱間整理衣著容妝時竟然靠著鏡子睡著了。盡管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一幕，但他們沒有叫醒他，因為他們知道他已經很久沒有好好休息了。
沒過多久，周總理自己醒了過來，看著手表，一邊繼續整理自己，一邊自責地說：「我睡著了，遲到了，這次怪我……」在接待越南外賓時，周總理的狀態仍然不好，他拒絕了工作人員端來的面條，只是要了幾塊咖啡糖來提神和充饑。
這次的會面非常重要，因為當時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正處於關鍵階段，而越南向我們提出了81億的援助計劃。然而，這個數位根本不可行，周總理此次的目的是來周旋，看看是否能商定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金額。
由此可見，這次談判的困難將是一場耗時耗力的持久戰。越南總理範文同在一旁滔滔不絕地述說著越南目前的需求和戰場上的僵局，根本就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周總理在接待越南來賓時，盡管身體虛弱，但仍然堅持進行高強度的工作。他不斷地用開水燙過的毛巾提神，即使毛巾已經足夠熱了。
周總理用毛巾擦拭額頭和眼窩，按摩著自己。盡管談判一直從深夜持續到黎明，結果似乎並不能讓雙方滿意，但為了讓越南代表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情況和革命精神，周總理決定帶他們去延安，親自展示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聖地。
1973年6月9日，周總理陪同越南領導人存取延安，這是他最後一次來到這個革命聖地。6月份的延安幹旱少雨，人們原本擔心總理和外賓會感到水土不服。
然而，就在總理抵達的那天，天空奇跡般地下起了小雨。
周總理陪同越南外賓參觀延安，保密行程，只有當地接待人員知曉。訊息泄露，百姓自發走上街頭，歡迎曾經的老領導、老街坊。
總理的車隊行駛至延河大橋，人們擁擠道路兩旁，大聲向總理問好。總理囑咐司機減速，以便自己向鄉親們問好。延安第一招待所提前10天接到通知，積極準備接待工作，員工們都感到很振奮。
周總理把外賓送到延安條件最好的賓館，而自己則選擇在普通的招待所住宿。他與工作人員一一握手，表達感謝，並回到自己的房間。
在茶幾上擺著核桃、蘋果等食物，他高興地拿起一顆紅棗說：「終於吃到了延安的紅棗！」在延安革命時期，紅棗和核桃是大家最喜歡的美食。
多年後，周總理再次品嘗到當地的美食，感到非常高興。
周總理、毛主席、博古等一行人在延安早期照片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們早早地為他們準備好了嶄新的洗漱用品，可周總理始終堅持用自己從北京帶來的物品，一條已經磨得很薄的毛巾，撐開還能看見對面的人。
睡覺時，他蓋著一條打滿修補程式的毯子。稍作休息後，周總理陪同外賓來到鳳凰山麓革命舊址參觀，這時當地群眾已經將這裏圍得水泄不通，汽車完全無法透過。
無奈之下，他們只能在武警戰士的保護下，穿過擁擠的人群。周總理來到延安後，百感交集，午飯時，他還特意詢問了延安的發展狀況。
當他得知十個縣裏有七個縣仍處於極度貧困狀態，連玉米面粥都吃不飽時，他的嘴唇顫抖，沈默了很久。據原延安地委書記土金璋回憶道：因為周總理不常回延安，他們準備了茅台酒、西鳳酒、白米和細面饃，但周總理都不吃。
他只吃了一碗小米飯，說：「延安的小米很香，很好吃。」他又說延安人民吃不飽飯，他怎麽能在延安吃這些好東西呢？
周總理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延安人民沒飯吃。」他的眼中充滿了淚水。在吃飯的過程中，周總理又說：「我想和你們商量一件事，延安需要三年時間改變落後的面貌，五年糧食在現有的基礎上翻一番，可以嗎？
」當地的許多官員都異口同聲地說：「行！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周總理終於笑了：「好！我就要這句話！
」
周總理在延安吃過飯的照片，在那個時代延安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直到1979年，才勉強達到了周總理當時的要求。
一直到了1980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情況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周總理當時興奮地對他的同事們說：「你們五年糧食翻了番，我一定再來延安！
」午餐之後，大多數人都有午睡的習慣，然而周總理卻沒有睡意。想想也是，難得回來一次，哪裏舍得睡覺呢？周總理叫上身邊的工作人員，開著一輛吉普車，沒有驚動任何人上了寶塔山。
他對身邊的同誌說：「我在延安住了10年，從沒有上過寶塔山，在這裏可以看到延安全景。」當時在延安需要處理的工作並不比在中南海輕松多少，正面戰場、隱蔽戰線、政治上、軍事上的許多問題，都需要周總理親自處理。
站在寶塔山上，環顧著整個延安城，周總理心中感慨萬分。突然他看到身邊一個牌子上寫著【復電】的內容，上面寫著「要保持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鬥的作風」，周總理看了很有感觸的說道：「戰爭的創傷恢復了，但是文化經濟建設還有問題。
農業落後，糧食沒有過關，現在有不少同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夠了，有的甚至忘掉了。希望延安的同誌恢復和發揚延安革命精神，加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設迅速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
」在寶塔山上待了很久，周總理依依不舍地告別了這個地方，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來到這裏。
周總理在接待群眾時，笑容滿面地表示延安人民似乎有習慣性地圍堵車隊。在1945年，毛主席從重慶談判歸來時，延安的群眾也同樣表現出熱烈的歡迎。
當周總理參觀棗園舊址時，遇到了抗日軍屬高友同，他還親切地向高友同介紹了老同誌，並合影留念。然而，當周總理來到楊家嶺時，他發現這裏的情況有些不對勁。
周總理原本想見一些老朋友，但走到哪裏，哪裏的門窗都是緊閉的。經過詢問，周總理發現這是因為這裏的百姓知道總理這次是陪外賓參觀的，而他們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怕給國家丟人，所以都躲在家裏閉門謝客。
周總理聽聞此訊息，眼眶又濕潤起來，當地的工作人員也感到非常自責。
原來周總理接待中國頂尖科學家，實際上他心中充滿了自責。他深知這不是某一個地區的特有問題，而是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現象。
他意識到，即使國家建設了這麽多年，老區人民的生活依然貧困。作為由人民哺育出來的戰士和國家的總理，他對不起延安的人民。
對於從延安走出來的老一輩革命家，他們對這裏的水土和人民有著深深的情感。當年紅軍剛走完長征，來到陜甘寧革命根據地。
長征路上，部隊的消耗和遺失的物資都造成了很大的問題，這使得上萬人的衣食住行成為了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雖然各方面的援助可以解決燃眉之急，但紅軍的自力更生和當地老百姓的鼎力相助，才是中國共產黨能在陜甘寧地區謀發展，休養生息的關鍵因素。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是因為有數以萬計的中國農民的支持。雖然全國解放已經幾十年了，但民眾的基本生活狀況仍未得到改善，許多地區仍然是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
對此，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心中充滿了自責。實際上，盡管老百姓們的日子很苦，但他們依然擁護著黨的領導，因為他們的日子終於不再提心吊膽。
以前無論是軍閥割據，還是國民黨反動派執政，日子不僅窮，而且特別苦。家裏的勞動力時常被抓壯丁，女人孩子也經常受地主、官僚的欺負。
共產黨執政後，日月換了青天，人們知道這窮日子雖然苦，但至少不再提心吊膽。時間是最好的解藥，經過幾十年的不斷摸索，中國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富裕。
周總理在參觀展覽館時，對其中的一些不實史實進行了指正，並提出了修改性的指導意見。他強調要宣傳集體和群眾，而非過度吹噓領袖。
在參觀結束後，周總理回到招待所處理從北京傳來的電報，一直工作到淩晨三點，期間只喝了一些小米粥作為夜宵。
第二天，當地領導送來了一些核桃和紅棗，周總理非常高興，但仍然堅持按照糧票的規定付錢。
周總理在延安機場時，看著簡介牌，最後一句話是對當地同誌的承諾：「等延安建設好了，我再來！」然而，周總理最後一次來到延安時，他卻沒能實作這個諾言。
在西安陪同外賓轉了一圈後，周總理便回到了北京，繼續他的繁重工作。盡管身體負擔越來越重，但周總理依然堅持親力親為，每一件事都要親自處理。
身邊的人多次勸他，將工作分擔出去一些，對身體有好處，也能做更多的事情。但周總理不是不放心身邊的人，而是希望盡可能多做些事情。
即使在身體最難受的時候，周總理依然牽掛著延安的狀況，甚至在重病期間，他吃不下廚師準備的營養餐，反而吃起了延安的大紅棗。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在北京醫院去世，全國人民悲痛萬分。
延安對於老一輩革命家，如毛主席、周總理等，具有非凡的意義，這裏是中國革命的轉折地，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期。
中央領導時刻掛念著延安人民的生活狀況，任何關於延安人民生活的不完美都會讓他們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讓延安百姓過上好日子，沒有履行承諾。
當【周恩來選集】出版後，人民出版社支付給鄧穎超3萬元的稿費，這在當時是一筆巨大的款項。鄧穎超回憶起周總理一生中最掛念的就是延安人民的生活，因此決定匿名將這3萬元捐贈給延安地區的百姓。
